田所昌幸：唯有經濟的日本能否警醒中國？

經濟雜誌4日刊載文章說，日本可悲並不是因為經濟不行了，而是因為日本只有經濟。重新構築起一套與富裕社會相適應的激勵機制是日本當務之急，「惟有經濟」才是日本的悲哀。

英國《經濟學家》雜誌今年2月份刊載了一篇題為《日本的悲哀》的文章。文章說，日本正在陷入一種長期的衰退過程，找到擺脫這一困境的出口似乎遙遙無期，而通過標榜「改革」上臺的小泉內閣明顯有負眾望。對於當前的日本，用一句委婉的話來說，它已經對世界「沒有意義」，說得難聽一點，就是「包袱」。

《經濟學家》雜誌的這篇文章引起了筆者的興趣，首先在於其專門從經濟的角度描繪日本。與此同時，讓我感到疑惑的是「可悲的」到底是誰。或許「可悲的」並非日本人，因為這則報導指出日本人「擁有令人驚異的鍥而不舍的能力」，但文章對經濟長期低迷而日本人卻沒有絲毫危機意識感到疑惑。

正如《經濟學家》雜誌所疑惑的那樣，當前的日本真的「可悲」嗎？泡沫經濟時代的日本就真那麼優秀，並值得引以為豪嗎？就像《經濟學家》雜誌所認為的那樣，即使認為日本並不「可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並不值得奇怪。沒有人知道今後如何，但就現在而言，日本在物質上的富裕程度已經到了多少有點讓人難以置信的水平。

2000年日本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35000美元，受匯率影響，數字變動很大，但有一點卻是不容置疑的，即日本與美國、挪威和瑞士等國一起位居世界最高水平。2001年日本的失業率為5%，已經被說成是非常嚴重的水平，然而它與美國的所謂歷史性低水平4.8%相比，只是稍高一點，而與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等歐洲大陸各國連續保持近10%的水平相比，只有一半左右。不知為什麼，這種情況卻很少見諸報端。筆者還聽說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法國名牌)在全世界的銷售額中，有一半以上是在日本實現的。

假如我也來自發展中國家，並且第一次來到東京，瞥一眼繁華的地下超市，可能會產生出這樣的感覺：日本哪有什麼經濟危機？我不認為過去的十年是「失去的十年」。我寧願相信揮金如土的1980年代中期開始的十年才是「失去的」。在過去十年裡，日本並非既沒有變化，也沒有成果。比如，1970年代以來，日本外交上的最大難題曾是貿易摩擦，如今國際收支不均衡的狀況依然未得到解決。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由於日本經濟低迷，日本威脅論和日本特殊論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想說的是，今天的日本並非沒有問題，經濟成果也並非值得誇耀，但是日本問題的核心果真是低迷的經濟嗎？或者換種方式說，只要經濟復甦，日本就會「重新」獲得「幸福」嗎？在日本人生活的周圍，堆滿了富足的物品，卻為何還因為「經濟上的不景氣」如此喪失信心，並為找不到出路而痛苦不堪？在此，我認為或許原因就在於戰後日本過於依賴「經濟」，而如今的日本連「經濟」都在變得越來越糟。

戰後日本的依靠是「豐田」，是「索尼」，很少有人認為是政治家、媒體或者學術機構。為什麼日本會成為一個對經濟如此強烈依賴的國家呢？

第一，戰爭期間受到「克己奉公」這一理念矇騙的經歷，使戰後的日本人普遍不再相信什麼「公共性」和「國家目標」，他們的目標已經變成了希望經濟安全運行，並賦予了浪漫色彩。所以在已經對「國家」不存幻想的戰後日本人看來，「經濟」是一種慰藉和復仇。

第二，表面上，從戰後日本政治舞臺來看，思想分裂持續不斷，就像憲法問題所反映的情況一樣，通過討論和投票決定國家基本方針的政治文化時至今日尚未確立。在此背景下，「經濟」成了能夠在此起彼伏的國內政治分裂狀況中穿梭自如的一條安全通道。換言之，「經濟」成為了統一日本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此外，日本由於受到國內外諸多限制，已經不可能通過軍事力量來提高國際社會地位，追求經濟立國也就成為一個戰略性選擇。日本技術人員之所以提出「豈能讓美國看不起」的民族主義，就是因為「經濟」也成了重新樹立戰敗國日本國際名譽的一種手段。此外，「經濟第一主義」也弱化、銷蝕了「保守派」與「革新派」之間那些沒完沒了的對立，在這方面，它促成了戰後民主體制的確立。

應當如何解釋這種死氣沉沉和社會依賴感的下降呢？最方便的解釋就是日本人變得「懶惰」了，變得「呆傻」了。年輕一代的頹廢狀況，連我都吃驚。然而人能那麼快地變好或者變壞嗎？也許真正的問題是：過去的日本人真的就那麼優秀嗎？

在世界盃比賽中，活躍於世界舞臺的年輕選手們將頭髮染成金色，染成茶色，剃成古怪的頭型，與喜歡高中棒球聯賽的光頭，追求「精神棒球」的「純真的」高中球隊選手所代表的「正統的」日本體育文化毫不沾邊。但我認為前者並不是頹廢，恰恰相反，正是他們代表著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日本。

由於在各種各樣的大學裡教授與國際政治相關的課程，我發現近年來的學生對國際非政府組織活動興趣逐漸濃厚，儘管有些方面多少有點輕浮。以前對公共事業抱有興趣的學生，他們的激情可能是通過走官僚之路或者政治家之路表現出來，時至今日，他們則通過非政府組織或者志願者活動表達出來。

那麼應該如何改變？改變什麼？現實情況急需制度改革，這種呼籲總是聲音震天，卻沒有任何結果。在此，我僅想指出一點──除實際利益之外，還應加以重視的是激勵機制。

一個國家的實力和國際地位不是靠金錢和物質，而是靠人盡其才，這已經是個非常陳舊的道理。說得極端一點，即使國家滅亡了，經濟崩潰了，只要有人才，大體上都能得到彌補，反之則不可能成立。人們一般認為沒有人才的富有國家總比有人才的貧困國家要好得多，但是暴發戶式的國家終究會被各種各樣的力量摧毀，這已經成為一種規律，對此應有心理準備。

「經濟」是在戰後那一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價值，「經濟第一主義」的成功，對於避免過度的社會意識形態對立、緩和社會衝突發揮了作用，培養了社會的實際主義行為方式，但同時養成了過多地用錢處理問題的習慣。進一步發展，就導致了社會的病態。如果有人在不知道自己用錢想做些什麼的情況下，還能夠持續一心一意地賺錢的話，那麼這種人就是病態的。

戰後日本由於經濟成長而未被正視、未加解決的問題，現在需要給出明確的回答了。討論一下我們日本人為了什麼、保護什麼、舍棄什麼等問題的時候已經到來了。今天日本的課題不是經濟的復興，而是從「惟有經濟的日本」中脫胎換骨。日本如果被人視為可悲，那不是因為別的，不是因為經濟不行了，而是因為日本只有經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