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豐：讀余英時--《知識份子邊緣化》（2）

如果有馮友蘭那種縱觀全史的能力，除掉所有現象的蔽障，不考察漢以後儒學各派系自身的側重，只看辯論的大勢，就可以看出他們都是想刨一個正宗根據，至於正宗了沒有，咱不去管，但從正宗的願望出發卻是明明白白，「正宗」其實就是最早的原因，第一根據，追求第一因的要求所決定的方法論，證明了傳統文化的根基就是倫理，行為的出發點是目的，意志，但必須經過倫，目的被證實為就是一個理，且是真的，行為才得以發動。倫理就是尋出第一因來支持目的之合法。以這樣一種方法論發動的行為即便不一定都善，但它至少不是直觀的，近利的，只服從當下有效性。

漢文化又深又厚，就因它是一種倫理文化，幾經外族入侵、統治，也不能對其有所動搖，反而同化了異族。為什麼？----就因它是從根出發的。而入侵異族不是從根上，只是從力量對比上，異族自身又沒有倫理----沒有根，它的統治其實就是它的文化（根）的建立，建來建去，它也就自己嫁接到中華文化這棵樹上----被同化。倫理就是對正宗的追尋和負責，倫來倫去（追來追去）最後剩下的就是----「『是』那一事物」。仁、義、禮、智、信所表達的就是人的類本質，是人的「所是」。通過倫理，確保其行就是「其是」----行為是本質的實現環節。從理出發就是從自己的「是」（本質）出發，而不是從功和利出發，它不一定能從直接層面看到積極價值，它卻在總體上，從長遠的方面保持了積極價值。漢文化往往拙於應付眼前事態，臨界危機，這也是文明民族反敗給野蠻民族的一個未被揭示的機理。文明就是按照因文而致之明的規則來活動，野就是不照規則。共產主義的入侵能在中國奏效，所基於的仍是這一點。從國共鬥爭史上你見共黨講過什麼規則？從它五十四年的統治裡你能舉出它講規則的例子？

不分國度與民族，政黨都是政見的不同才形成，又正是不同之見的對立，迫使各方都拚命地符合人性----倒不一定非找到人性的證明，而是通過爭取民意來達到符合。共產主義做為一種文化，它倒不是不要規則，而是重建一種全新規則----不再建立在理上的，不再尋求第一因支持的，只在功利上的，它的思想原則只是：

只要你需要、你想要，你有這個意志，也就有了理由！----你就合了法！你的意志就是理由！就是法！不需要倫什麼理，找什麼根。

共產主義適足地鼓勵了一切不滿自己處境，要求改變自己地位的人，毫不猶豫地去行動，只為自己的目的，不必考慮對周圍，對他人，對歷史，對未來造成什麼影響。它甚至鼓吹只要能滿足目的，手段上的善惡可以不予考慮。共產主義也就是一種在求功近利上最簡便，最直接，最不需證明的合法性規則----只需意志和決心。是一種滿足一切野心家、陰謀家、流氓漢、貪婪蟲的教導，它為貪慾掃清了道德善的障礙，在理上必須合法的障礙。《共產黨宣言》=為所欲為就是理。

《共產黨宣言》是什麼？它不就是闡明如何以最近、最簡便、最有效，最徹底的方式改變自己命運與地位的鼓動書嗎？《資本論》是證明之學，但它是服從著一個目的而做的證明，這種證明的本身就沒有意義，它的價值是支持目的。它是要支持行動不必出於理，只出於目的。《共產黨宣言》的本質就是一切服從功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要害是：「堅持從社會物質生產特別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來解釋世界，把生產力作為推動社會前進最活躍、最革命的力量，認為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這就可以看出它用功利模糊了善惡，他實際上是說善惡，合法與否的標準就是功利。要人們從爭取功利入手來掌握世界。他的經濟學的證明性是技術的，服從的。《共產黨宣言》裡的鼓動性才是它的著眼點。

至此，我們看到了余老的「士」與「知識份子」在「明白道理」上有相同性；也看到了二者所明白的並不是同一個道理。「士」是僅限於做好人，做聖人的理，是以承擔責任為目的的理，「士」當然應該也能夠處在社會的主導的主流的位置。而今天的「知識」比「士」寬泛，它把認識世界，創造價值都包含其內，它把造就「哲學王」、造就「智人」、造就「能人」都納入其內，知識世俗化的同時也就伴隨了知識分了的世俗化----這是余老的邊像化的一部分。科學家、工程家屬之「能人」，原本就是世俗社會的。在生活畫面極純粹的歷史時期，這兩個部門沒上升成為知識的主要部門，現代社會條件下，就成為知識的主要部門。知識不僅在社會生活，即使在自然生活裡也越來越必須，「能人」的知識份子就活動在世俗（邊緣）世界。在有「士」的時代，中國到底有多少可稱為「士」的人？所以「士」的為官其比例相當明顯，有現象征態的的支持。而今天呢？絕對文盲的比例極小，社會各領域各角落都需要知識，也都有知識人士的分布，從現象征態上就不再支持「士」的主導地位，邊緣化了。

這是邊緣化的正常的一面，不正常的一面是知識份子的責任心的喪失。

對此，我們用共產黨是建立在功利上的集團來做回答。共產主義的出發之點就不是基於理，《共產黨宣言》的教導是：不鬚根據「根」，不須原因的正宗，不須通過倫理----實際上就是不用管人性是什麼，不用從人性上取得合法根據，只要你想，你要，就合法！它就必然地要敗壞倫理，拋開對合法性的追蹤。

共產黨的建政與統治建立在肉體消滅，恐懼威脅上。又以上述文化的教導使傳統價值觀念淪喪到幾於毀盡地步，從現象的征態上怎麼會不表現為良知的喪失呢？沒有責任自覺。但是，如果真正完全喪失了，也就沒有餘老提出的這個問題了！余老自己是處江湖，卻憂著民族！良知型知識份子並沒邊緣化。

沒有什心力量就動搖我們的根----以「止於至善」為最高目的，以責任為主要心理表現的根。南北朝的異族政權、蒙古三百年建元，滿族的三百年大清所不能的，共產黨也不可能達到。

共產黨統治在哲學上告誡了什麼呢：必須重建民族文化！不許把民族的根直接建在功利上，而要建在人的「是」上。人類存在不能離開功利，文化則不能不表現功利。將什麼確立為根不等於表現。從共產政權的構成上看，「知識份子」的比重是在上升，當下政權幾乎全有大學學歷。但他們的活動在對全局或整體（自然與文化兩大環境）的破壞也一天比一天嚴峻，按說，知識多了，視野寬了、深了，應更能從全局出發。好像德國的克勞塞維斯論述過這個問題，具體知識從直接有效性出發對整體含有從直接視野上把握不到的破壞性。在趙紫陽囚後中國政權中幾乎不再有全面性人材（李瑞環是綜合型，但沒有發生作用）。在共產政治以內來看江政權，它的最嚴重的困難就是沒有綜合型人物，江澤民是戲子（三花臉），李鵬總求工程上顯露一手；朱鎔基快刀砍三角債，金融軟著路，闊釜整頓金融，國企，都證明他們沒有以棋盤為出發點的胸懷，把自己的「任務」突出到全局之上，今天的成就沒有一件不是以明天的災難為代價的。朱鎔基是個正派人，我能接受，「鐵相」其實是誤判，朱老總不是一個「有數」的人！這三個人誰主導都不會有好果子！

工程師，工程師，眼界的最大限域就是手裡的工程！因此，在現階段考察知識份子是否邊緣化不是一個恰當的課題：你無法證明：江三代，吳邦國、黃菊、李長春、李鐵映、丁關根、陳至立們……不是知識份子，他們既然就是，並也自認真是知識份子，他們當然地排斥真正的有根的知識。就勢必加劇了「士」風格之學的人的邊緣化。----而共產黨既不是建立在「所見」之真上，而是功利上的，它在政權建設上就沒有不鼓勵權術的道理，從權術的眼光來看：防禦，靜觀，不為，統統是被拒絕的。實際上「無為」才是最高價值。但共產黨建在功利上，一行一動都要求證明的支持，它就加劇了對倫理，對真值的排斥。至今，許多的好心人，包括反對派，總要一口咬著「改革、開放」在經濟上的「偉大成就」，就是功利主義餘毒的證明：這些成就能與它帶來的破壞相比嗎？連重重孫輩的家業都吃盡掏空了，貪了，還成績？！黃河連水沒有，各大湖湖容的銳減是這點成就能比的嗎？不須講理，有力就行，「該出手時，就出手呀！……」造成的倫理破壞是多少個二十五年也補不上的！哲學王往往尋求妥脅，科學家以求真知為使命，工程師卻必定堅持要被價值所證明。工程是以有為為條件的！在「有為」這個觀念下不可能

不是破壞！必須改變工程師主政這個局面。

《清華》的學制是五年，即便八年也不行，方面之學不能為政，這要求未來的立法所認可！必須找到近代的奠基者----蔡元培！必須撥上海（商埠、以求利為最高目標）、《清華》（工科、工程）這個亂，反到《北大》、蔡元培（綜合之學、全局之學、並蓄文學、至善之學、責任之學）這個正上。(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