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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豐:讀余英時《知識份子的邊緣化》

 2003-07-24 04:26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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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報導專稿】
1、關於什麼是知識份子:「士」的知識與現代知識之別;
2、什麼來做「邊緣」的標準?
3、功利;
4、政黨出於見,共產黨出於功利;
5、「知識份子」這個提法究竟還有無意義?
6、呼喚蔡元培;

有人偏重於從學的方面來議論,有人側重於識,當然也有學識並茂的。學對於筆者,可以說是無,而識也是積累型,並非因治而獲,所以在下的議論可能全不對題。

余英時這題目夠大夠宏了,討論知識份子,得先判定什麼是知識。究竟是從智愚的立場,還是類型的立場來定義知識,這對於余老先生看到的邊緣化是很不一樣的。在設題裡沒有此議。

知識定義寬窄兩義,寬者很常識:明白道理即有知識,就是以智愚為知識份子的分界線。

而狹者是分類立場,指出一種特定知識類型:必須是關於認識立場的,這使知識僅成為認識行為的成果;不包括其他類型如:歷史的、閱歷積累的、人生境界問題的……等等。

以認識行為建立起來的知識,必須是關於被認識對象的,有認識主體,反映對象的理性形式。這樣的條件下,知識即反映體系,它與被反映體系的符合為真知。人的智愚不是僅由此一類知識能決定。但這類「知識」在關係上最具有知識的形態。它是對對象的反映,是相對關係的,所以多是唯物主義的色彩。----牛頓是代表。

毛澤東為例,有好幾本洋人寫他的書都不認他是知識份子,至多承認他為半知識份子。毛澤東不是讀書的人嗎?不明事理嗎?連個知識份子也算不上,是不是不公平?這說法也不是絕無道理,他的確不是認識形態的知識----不是科學家,工程家,他所明的理不是相對之物的,不是有形態的,不是唯物的。他讀的是史,他的知慧運用是心理世界內的,是從「心」出發,又在心內完成的思維活動,不是經驗科學。他自己說是唯物主義立場,其實主要是唯心主義的。因「唯物」與「唯心」對於他,他的黨,都是先驗概念,他是從表白、站隊的立場來說自己是唯物主義者的。照類型來定義知識,毛澤東擁有的不是認識類型的知識,所以有人不把他算成知識份子。也合乎情理,有根有據。

照類型說的標準,胡躍邦、趙紫陽二公都得靠邊;相反,上海幫裡的:江、吳、曾、黃、陳……都是知識份子。非知識份子的趙紫陽瞧不起知識份子的江澤民,說他附庸風雅,幹不了實事,真是恰當極了。人以群分,來看看上海幫,差不多都只會裝腔作勢,不知何為正業。前陣子胡教長議取消岳飛、文天祥案引起各界嘲諷,它雄辯地告訴人們:陳舞孃和江三代常常很莊嚴又很神聖地玩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謊誕戲。和那些把馬克思說成姓馬的人差不了許多。而三代那張嘴卻是懸河,一開閘就不可收,他是數、理、化、文、唱、吹、拉……無所不通的全通型知識份子。

照他們的例,知識份子不僅設邊緣化,還核心化了。

用現代知識份子的標準,儒家,或士能不能入了知識份子的流還是個問題。

因儒學是人生境界的學問,一種修養,是從心出發的,又是關於心的,是如何處世的學問,不是對物的知識。

因此這樣的學問天然用於價值理念,關懷環境,調整環境,是用來至善,用來承擔責任的學問。「士」多般是這樣的學問----一個以承擔責任為最高理念的階層。有這樣學問的人傾向於以天下為己任,關懷、同情、憐憫、負責、議論……出仕、清議都是極正常極必然的事。

士的學問有一個極重要的特徵,它的範圍只是關於----「我」的,《大學》,《中庸》都只涉及「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怎樣成為這樣的人?說來說去只是境界追求,誰也不能代了別人去追求,你怎麼學怎麼修都僅僅是對著自己,是自我內的:自己給自己定目標,由自己努力,自己監督,自己調整,自己達及。現代心理學(無論科學心理學還是哲學心理學)都研究「自我意識」的形成,而儒學或「士」不過就是「我要形成一種什麼樣的自我意識」。

儒學價值的積極方面:沒有破壞性:自己活動在自己內部,破壞什麼去?;總是從全局出發,照及整體:它是一種由自己來回答自己所以應該如此的根據的學問----倫理的,倫理所尋的就是----總根,它怎麼會不從整體出發呢?決不會因當下需要而使建設具有破壞性……;它的消極方面是:在打倒孔家店時所體驗到的:保守、封閉的一面。它僅僅是關於自我境界的學問,怎麼能不含些封閉呢性,怎麼能不把認識之學拒斥其外呢?

儒學是學問,但它只是生命境界的學向----造就好人的學問----培養聖人為目標的學問。

儒學不是認識對象的學問:它不研究天體關係,也不研究物質構成。

它不是物的理,不能用於功利。能用於守,用於治。不能用於取與奪。

它在以往對它國家民族具有價值:只要有一些「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方面的傑出分子(士),其發生的影響就足以凝聚社會,穩定大局。那個時候的視野有侷限,經濟生活單調純粹。所以士大夫處在中國價值的中心是理所當然。

這並不是說功利在以往社會不起作用,但農業經濟的穩定性特徵,使功利立場成不了價值趨向的主要觀念。有了士----知愚型,倫理型,責任型的知識份子,就足以滿足這種社會的價值需求。

所以,士在傳統社會裏的主導地位,就不只是知識份子在主導,而是一種特定形態的知識份子在主導。----是知愚型的,倫理型的,責任型的,追求至善的知識份子佔主導地位。

士與今天的「知識份子」不是等價名詞。它們相同內涵只是明理,連所明之理也不一樣。做為知識份子的士,所明之理一是善----向善;二是責任,他們不去為社會承擔義務,盡其職分,又能幹什麼呢?余老先生指出的知識份子邊緣化這一事實,與「知識份子」概念內涵的擴展有很大關係:知識不再只是向善負責的教導,還包含了造就能人,理之能,術之能,技之能,術、技之能本來也不是承擔社會責任的,而是用來滿足需要的,工程家們是不是知識份子?他們原本就應在邊緣上。所以「邊緣」知識的職分不同。

二、關於功利

在中國,近代價值的標誌是不是就是功利?雖不敢肯定,但作用非常清楚。近代是一部國家貧、弱,遭受列強欺凌的歷史,可這都是經驗評價,它揭示的不就是以認識為特徵的專業學問太薄弱太蒼白嗎?要強國、要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要求裡暗含的潛台詞是什麼?是物!是術,是技----堅船利炮紡織機,這是具體的、直接的、有限性的學問,卻又是有用的學問,正是這些有限性學問在方便人類需要,滿足人類生存的舒適方面讓人目瞪口呆。國強民富的願望不自覺地就變成求功近利的觀念,功利觀就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勢,佔領了價值趨向的主導地位。它造就了上海的繁榮。無論如何也得承認:機械、技術都是知識,不是用於調節人際,提高生命覺悟,卻是豐富方便生存的,滿足需要的知識,是人所不能不依賴的。這種知識本來就是用於財富的創造,不是責任的承擔。近代發生了功利觀對至善觀、責任觀的摧枯拉朽性革命:使傳統的以造就好人為目標的教育向著認識世界創造財富方面急轉,造官教育成為造就能人的教育。創造財富成為觀念的主流。「五四」是否可以標誌了這種轉換的完成?----同時也揭露出這種轉型的盲目:功利觀念是必不可缺少的,但它一葉障目,不顧長遠,不負責於環境,把要求之功孤立在整體之外,之上,為價值為造福而實施的建設在初始上就包藏著破壞。功利只對眼下負責,不可能對根源負責!它不是通過倫而建的理,是以眼下之利為出發點和終極點的。知識的功能就從「造就好人以憂天下」急劇地地轉換成「造就能人以便利需要」。這樣一種轉變的大勢來得太猛烈,以至來不及比較,篩選,反思。

在常識以內,我們能看到共產主義做為一種特定文化的輸入,卻看不到它是在洋槍洋炮對義和拳的功用對比中輸入的。織布機之對於手搖紡車在刺激感官上,是太有力、太生動,無從抗拒。共產主義是被包裹在對現代技術的期望裡,神不知鬼不覺地的引入的。最初它不是做為一種統治文化,而是做為功利觀念裡的一個成份引進的。而且最先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經歷了實踐的挫折正處於反省階段的,修正類型的----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比共產黨早了十年,1911年創於上海。這個黨的綱領並不含暴力,是共和學說。只有分析我們民族從傳統向近代邁進時社會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麼,才能探究出正悄悄形成的,急劇彙集的是個什麼觀念。戊戌變法生動地表明的是----要強國!要復興!強國指望什麼?----器,有形的器----利器。能帶來利器的是術,是技----功利。

在全民族的不可扼止的投進功利觀的大背景下,「共產主義」這個功利文化體系被裹挾在其內輸入進來……只求「造就好人」的傳統文化無力滿足強國之需要,它只能用之於人----心,不能用之於物;來不及辯別它對心的建設是否還有必須性。文化的潮流就和它拜拜了。可以說「五四」運動之蔽之弊就是功利觀掩映了倫理觀,陳獨秀所表現出來的開放性的同時也裹挾著破壞性。

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其實是潛伏在一個更基礎的觀念的勝利,是功利的,以造就能人為主流的文化觀對造就好人,責任人的文化觀的勝利。正是這一功利觀的節節勝利中,為共產主義這個功利文化的勝利掃清了障礙的。共產主義是被包裹在剛剛興起的正逢勃著的「自強--功利」觀念裡暗自成長起來的。藉助了概念對理性的先驗,在理性尚來不及辯別它的背景下風行起來。

下一討論:政黨出於見,共產黨卻出於功利。

三、共產主義是一種功利文化!共產黨是個功利集團

如果有馮友蘭那種縱觀全史的能力,除掉所有現象的蔽障,不考察漢以後儒學各派系自身的側重,只看辯論的大勢,就可以看出他們都是想刨一個正宗根據,至於正宗了沒有,咱不去管,但從正宗的願望出發卻是明明白白,「正宗」其實就是最早的原因,第一根據,上樣一種追求第一同的要求決定下的方法論,可以證明傳統文化的特徵是建立在倫理上的。以這樣一種方法上的立場發動的行為即便不一定都善,但它至少不是直觀的,近利的,眼下有效性。漢文化又深又厚,幾經外族的入侵統治也未能對其有所動搖,它反而同化了侵略者----就因它從根出發。在倫理之下才批准行為,對正宗負責也就是對「是」負責,它從理出發而不是從功和利出發,雖不一定能從現象層面看到好處,卻保持了久遠的積好功效。我們的漢文化往往拙於應付眼前事態,臨界危機,這是文明民族反敗給野蠻民族的一個未被揭示的機理。共產主義的入侵能在中國奏效,仍然是據於這一點。

共產主義做為一種文化其根本的本質就是:它是一種功利文化,其思想原則是:只要你需要、你想要,你有這個意志,也就是理由!你的意志就是理由!不需要再去倫什麼理,找什麼正宗根據:你的要求、利益就是根據,它適足地鼓勵了一切有改變自己處境和地位的人,不再猶豫,迅速地行動起來,去爭取自己的目的;它甚至鼓吹只要服從目的,手段上的善惡可以不予考慮,它也就是一種在求功近利上最簡便,不需理由,只需意志和決心的觀念,滿了一切野心家、陰謀家、流氓漢、貪婪蟲們的需要,只從目的出發,掃清了道德善的障礙,也積請了合法燒障礙的以目的為倫理根據,不考察目的的根據性----即埋葬了合後性!是一種只圍繞滿足主體為合法的觀念。

《共產黨宣言》是如何以最近、最簡單、最有效的方式改變自己的地位。它的這一鼓動力卻裡來的?這就是功利義文化對傳統文化的差異:放下我們傳統文化的目的性不談,只考察它的方法論,其實就是----它是倫理的。所謂倫理,就是找出根據,而且是最初始根據,第一因。以支持自己的要求、願望、想法合法。如果追不窮干可靠根據就不能發動行為。為什麼在共產主義的風糜中會嘲諷對一些舊學人愚腐,遺老遺少?就因為他們每有行先考問合污不合法,先倫理。而《共產黨宣言》的要害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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