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族」冤案二十年

　我面前擺著一本《吳祖光悲歡曲》。在這本書裡，兩位作者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50年代轟動文藝界的「小家族反動集團」冤案的真相，真實地描述了劃進這個集團的幾個青年的面貌。扉頁上一張50年代的小照片，七個青年朋友親密地靠在一起，他們的名字是：陳敏凡、汪明、張自薿、羅堅、田莊、蔡亮、杜高。此外，「小家族」還有杜鳴心和陶冶。

　　我望著舊照，從沉思中尋覓我們的被毀滅的青春……

　　我和蔡亮相識是1950年夏天，在長辛店鐵路工廠。

　　那一年，他18歲，我20歲。那是一個熱情的年代，新中國誕生不滿一年，人民對共產黨充滿熱愛和希望，中國大地一片蓬勃景象。青年文藝工作者響應黨的號召，到農村、工廠和工農結合，歌頌新時代。我那時是文藝團的創作員，到長辛店工廠寫劇本；蔡亮是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在教師的帶領下到工廠學習鍛練。我們相識後，很快成了好朋友。

　　蔡亮和他的男女同學們每天高高興興地在車間幫著干零活，給工人們讀報，辦牆報，為工人們畫像和畫勞動場景的速寫。他們給車間帶來了歡樂氣氛，很受工人們的歡迎。

　　蔡亮和我在食堂同桌吃飯，經常交談。他出生在一個知識份子家庭，父親是一位經濟管理學教授，母親是一位嫻靜善良的知識女性。他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抗日戰爭時期，他們一家到了重慶，那裡的抗戰環境和進步文藝對幼年蔡亮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喚起了他對藝術的熱愛。抗戰勝利後，他們回到上海。這時父母發現了孩子的繪畫天賦，於是把他送到剛從重慶遷回上海的陶行知先生創辦的育才藝術學校學畫。

　　1950年春，「育才」推薦剛滿十七歲的蔡亮報考中央美院。但他趕到北京時報名日期已過，眼看美好的願望將化作泡影，少年蔡亮焦急萬分。這時他遇見了老同學周光玠，他是徐悲鴻在藝專時的學生。周光玠對蔡亮說：「你的這個情況只有一個辦法，請徐院長看看你的畫。我帶你去見徐先生。」去見徐悲鴻？蔡亮吃了一驚，他覺得這位大師離自己太遙遠了。周光玠給他鼓氣：「不要緊張，徐先生平易近人，從不把學生拒之門外。」就這樣，在一個溫暖的春夜，蔡亮由熱心的周光介帶領著，走進了東壽祿街16號徐先生的寓所。

　　這是北京的一個舊四合院。院子裡野草叢生，幾近荒蕪。客廳裡陳設簡樸，傢俱古舊。牆上挂的字畫和一張徐先生的自畫像吸引了蔡亮的注意，但此刻他沒有心情細細欣賞。徐先生走進客廳，周光玠介紹了蔡亮。聽說蔡亮是「育才」的學生，專程從上海來報考，徐先生很關心，便接過蔡亮帶去的厚厚一沓素描、速寫，坐到桌旁一張張翻看起來。當徐先生看完了最後一張，抬起頭來看著蔡亮，臉上露出了微笑。他用平靜的語調對蔡亮說：「你考取了。」

　　蔡亮就這樣跨進了中央美院的大門。他永遠懷念這一個溫暖的北京的春夜，他的藝術生涯的起點。

　　那年12月，我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投身到朝鮮戰場。兩年後我回到北京，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創作室工作。我的宿舍在東單北極閣頭條胡同，橫隔一條大街便是帥府園中央美院。這時蔡亮常到我的宿舍來，在我這裡又結識了一些新朋友。

　　一個是汪明。

　　汪明解放前曾自告奮勇泅水渡邊界，把地下黨的情報送給香港的黨組織，後來在香港《華商報》工作。他寫劇本，寫散文，也拍電影。新中國成立前夕，他隨香港進步文化人士到北京。汪明和我是朝鮮戰場上的親密戰友。我們曾一同爬山越嶺夜行軍，一同在貓耳洞裡創作劇本，又一同在敵機的空襲中為戰士們演戲。我們又一同從朝鮮回國，都是青年藝術劇院的創作員，同住在一個宿舍。

　　一個是田莊。

　　田莊是我童年時在歐陽予倩先生主持的廣西藝術館的演劇小夥伴，1947年他在上海戲劇學校畢業後，和幾位同學一同到解放區投奔革命。他參與籌建「長影」，隨後到北京，在電影局工作。田莊是個才子，文學天賦很高。他讀書多，過目不忘。田莊心地單純坦誠，淡泊名利，看重友情。他常常丟下自己正在寫的東西，無私地幫助朋友把作品寫好。70年代末，他還熱誠地幫助當時的無名青年蘇叔陽完成了劇作《丹心譜》。

　　再一個是羅堅。

　　羅堅是延安老幹部、我國前駐蘇大使劉曉同志的兒子。他和杜鳴心、陶冶都是重慶育才學校的學生。抗日戰爭結束後，他由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送往延安。進北京後，他擔任中央歌劇院樂隊隊長。他是我們心目中的老黨員，雖然他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更像一個天真的孩子。

　　杜鳴心那時在天津音樂學院任教。他小時候也是一個流浪兒，陶行知先生從難童中發現了他的音樂天賦，把他收進育才學校。後來這個流浪兒終於成為引人注目的少年鋼琴家，十幾歲就舉行過演奏會。1953年前後，他到北京學習俄語，準備赴蘇留學。杜鳴心事業心很強，他常常沉醉在音樂裡，走路的時候也歪著脖子，很有節奏，彷彿在聆聽迴旋在他心中的旋律。

　　陶冶是個性格活潑開朗的人，他在育才學校學戲劇表演。他口若懸河，語言風趣，任何場合都不沉默。到北京後，他先在青年藝術劇院工作，後米到文化部做國際文化聯絡工作。

　　我們的年齡相近，人生經歷相似，我們有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共同的愛好和情趣。我們常常聚在一起，到劇院看新排演的戲，看內部放映的電影，看畫展，聽音樂會。我們常常到中山公園喝茶，到北海公園划船，在長安街的林陰道上漫步。我們激烈地爭論，熱情地夢想，誠摯地交談。藝術之神使我們這一群青年著了迷。我們討論讀過的書，講述自己構想的作品，袒露各自心中的愛情秘密；我們鄙視平庸，我們崇拜天才；我們厭惡虛偽，我們讚美純真。

　　我記不起「小家族」是怎麼叫起來的，把我們叫做「小家族」，是說我們像一個大家庭的兄弟姐妹，還是說我們是一個偉大母親的一群孩子呢？但我們確實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或者如我面前的這本《吳祖光悲歡曲》裡的一個標題稱做的：「一群可愛的青年友人」。

　　這些朋友對蔡亮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是我們當中的小弟弟，這位美術學院的學生除了在教室裡畫人體素描以外，還跟隨我們走進了輝煌的戲劇世界，迷人的音樂天地，跨入了詩歌的大門。蔡亮開始大量地閱讀文學作品，他開始懂得，一個具有全面藝術修養的畫家才能賦予作品深邃的內涵，使作品具有永恆的魅力。一個真正的畫家，其實是一個用畫筆作為工具的詩人和思想家。他願成為這樣的藝術家。

　　我們還有幾位共同熟識的年長的好朋友，大都是我們童年演劇時的兄長和大姐，我們成群結隊地到他們家去過春節，度中秋。他們中有著名表演藝術家朱琳、身患殘疾的詩人洪遒、話劇導演肖崎、喜劇作家王少燕。不幸的是後來他們也被戴上了「小家族之友」的帽子，受到了莫名其妙的牽連。

　　還有兩位我們尊敬的年長的朋友，後來對我們的人生命運發生了特殊重大的影響，一位是路翎，一位是吳祖光。

　　路翎，這位後來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囚禁了二十五年的著名作家，當時也在青年藝術劇院創作室工作，住在我的隔壁。他當時大約三十歲左右，出版了近二百萬字的作品。他的小說《飢餓的郭素娥》、《財主底兒女們》等，是民主革命時期文學的重要成果之一。路翎是一位以驚人的刻苦精神從事文學勞動的作家，每天從早到晚不停息地寫作，他的每一個文學成就都是用生命換來的，浸透了心血和汗水。他在短短的一年多寫完了三部劇作，但都被劇院領導否定。他不爭辯，不屈服，用新的作品回答苛刻的批評。他的精神使我感動。路翎為人真誠質樸，生活十分節儉。後來他和汪明一同到了朝鮮前線，在前線表現英勇。回國後他又發表了一系列新作，遭到了更猛烈的批評。路翎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時肚子餓了，便拉著我和汪明一起到東單的餛飩攤吃夜宵。他的酒量大，一碟花生一盤臘腸，喝完一瓶二鍋頭。只有在這時，他才帶著痛苦的神情發泄幾句對那些粗暴批評的蔑視和憤慨。

　　蔡亮在我的宿舍裡大概看見過路翎一兩次。這位未來的畫家當時並沒有引起大作家的注意，他們不認識，也沒有講過一句話。

　　吳祖光是我國一位有很高藝術成就的劇作家，當我在劇團裡做小演員時，他已是戲劇界著名的「神童作家」了。他的劇作《風雪夜歸人》、《嫦娥奔月》、《捉鬼傳》等，都是我喜愛的作品。我認識祖光是從朝鮮回國以後，他那時住在東單棲風樓，離青藝宿舍很近。他那個院子裡還住著音樂家盛家倫，美術家黃苗子、郁風夫婦和電影家戴浩、虞靜子夫婦。那是一個文化氣氛濃郁的小院子，吸引了許多文化人來做客。吳祖光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文化人，除了他的學識和智慧以外，他的性格也極富魅力。他待人平等親切，仁愛寬厚，同情別人的疾苦。他的談吐活潑風趣，在他家做客，你不會感到任何拘束，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他都一視同仁，他是一個天性自由的藝術家。他的美麗而又善良的夫人新鳳霞對我們也很有吸引力，我們遵照中國人的方式親切而敬慕地叫她「大嫂」。她是評劇院的臺柱，每天晚上忙於登臺演出，白天在家裡煉功練唱，但她仍熱情地歡迎我們這些沒有成家的青年朋友。我們喜歡聽祖光談戲劇，喜歡聽鳳霞高歌一曲，也喜歡在他們家吃飯。

　　蔡亮和祖光還有一層親戚關係，他叫祖光表舅。

　　那一年祖光編了一本散文集《藝術的花朵》，收錄了他寫的十多篇描述梅蘭芳、程硯秋、常香玉、新鳳霞等戲曲表演家的極富文采的散文，每一篇都附有一幅精美的插圖，出自名畫家張正宇、丁聰、郁風等手筆。祖光特意把寫梅蘭芳的那一篇留給蔡亮，要他畫一幅梅先生《貴妃醉酒》的舞臺速寫。這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從吳祖光身上看到了中國文化人的一種美德，他們沒有論資排輩的俗見，信任和扶植無名的青年。不久，《藝術的花朵》出版了。這是蔡亮公開發表的第一幅作品，我們向他祝賀。這時，田莊一邊欣賞乓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