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中國的背後——一個復旦學生的心裏話

我的背景,天津的,家境也不錯,基本上屬於從小牛奶泡到大的人,只不過馬上畢業,一個月8000基本上很難,呵呵。那麼長時間以來也經歷過許許多多類似的事,民工、乞丐、"外地人"……也不少次的感過、憤青過。但是最能觸動我的確是今年夏天的經歷。

上個學期的時候我去深圳實習,第一次掙了那麼多的錢,也第一次近距離的感受了那麼多事。

深圳可謂是一個貧富差距很大的地方,燈紅酒綠、夜夜歡歌。我實習的地方是特區報社,深圳最好的寫字樓之一。前面就是深圳高爾夫俱樂部的一個18洞球場,再前面就是深圳灣,海那邊是香港上水。後面是香蜜胡度假村,再後面是蓮花山。我上班在35樓,無論是環境還是風景都是一流的。那時,我最喜歡的事便是坐在洗手間的大陽台上一邊抽煙,一邊看海。

可是當我從這裡走出來,走進真正的"人間"時,我才發現,我並沒有活在真實裡,在那些我們視而不見的人們當中,我是那麼的突兀與另類。 一次去關外的工廠區採訪,因為80多個打工仔食物中毒。我第一次走進了80分貝的車間,第一次知道了他們的工資是一小時兩塊錢。

工人進門出門都要打卡,上廁所也要打卡,時間精確到幾分幾秒,因為這是要扣去不能算錢的。在骯髒簡陋的廁所門外,牆上掛著的打卡機是日本進口的,精工,這是我當時看到的整個廠房裡最先進的東。這還不是最"仁慈"的,因為廁所不是想去就能去的,你去的時候必須要拉長,也就是領班來頂替,生產線不能停,這才是他們所關心的。萬一要趕上便秘或者拉肚子,你就會禮貌的請回家"休息",外面排隊等著上班的進來一個頂上。生產線24小時不能停。當然,休息時沒有錢的,勞保、福利,對於這些打工者來講,只在報紙和電視上才會有。

我面對著他們,問了一個很幼稚,而我卻最想知道的問題:"你們吃飯怎辦?"一個看起來比我還要小很多的女孩靦腆的笑了笑:"門口大排檔,一頓一塊三。"跟我說話的時候,她沒有抬頭,因為手底下的活兒還要干。想起在寫字樓的時候,記者們是不屑於去食堂吃七塊錢一頓的自助餐的,因為花樣少,開飯時間又短。下館子是必要的。當然,改善改善也必不可少,隔三岔五某個老闆請客,或者找個下午開車去惠州吃海鮮,漁民現打回來的,你上船買,他船上做,你沙灘上吃。各種我認識的,不認識的,反正吃就是了,這樣一頓,三四個人最多也就兩百塊,他們說這些東西如果在酒店的話,每一樣都要上百。不是我有錢,而是和他們在一起我根本不用花錢。我剛到的時候很天真的在報社的飯卡里加了一百塊,到三個月後我走的時候,裡面還剩七十九,也就是說,我在深圳只吃了三頓七塊錢的飯。

現在想一想,真的有點鄙視自己。最令我記憶猶新的是一張貼在工廠大門上的喜報,曰某某某、某某某本月工作出色,廢件率低於多少,給於獎勵50元,二等20元,排到最後,大概是五等,獎勵人民幣五元,字體鏗鏘,顏色鮮艷。這大該就是獎金吧,不過五塊錢對於深圳意味著什麼,對於他們又意味著什麼。這不是笑話,我親眼所見,不知道是應該欣慰還是悲哀。在寬敞明亮的經經理辦公室裡,我採訪了老闆,一個紅光滿面、衣冠楚楚的臺灣人,紅包我沒有收,因為我的手沒法對不起我的良心。

現在同學們可以看一看自己身上穿的,宿舍裡用的,有多少是深圳、東莞、中山、汕頭產的,我敢說,這些東西,這些可以堂而皇之擺在恆隆,擺在中信泰富漂亮的櫃臺裡,標出天價的東西,絕大部分都是在這樣的工廠區裡,這樣的工作環境中,由這樣的人生產出來的。最後,稿子還是沒有發成,因為有損深圳形象。我私下裡問老記,那個紅包能有多少。他說這種事,少說也有兩三千吧,偶爾後悔之後也欣慰,覺得自己還有最起碼的良知。

還有一回我去龍崗臥底傳銷。可能很多同學很驚訝,傳銷不是中央98年就禁了嗎?沒錯,政府令是發了,可那是一窩蜂的。我們的行政一直是抽風式的,陣痛式的,出了問題就一棒子打死,看似雷厲風行。可完了呢?那就完了,就像今年夏天的北京網吧大火和現在轟轟烈烈的圍剿食人魚,從來缺少持續性與連貫性,行政問題不能逐漸轉化為法律形式。


我還記得那天去的時候,為了把自己打扮的更像一個打工仔特意剃了一很傻的頭,翻箱倒櫃也沒找到一件沒有牌子的衣服。於是到東門買了一件六塊錢的圓領衫,又吐血般的小心翼翼剪下了褲子上"LEVI'S"商標,撕下了鞋上"TEVA",唯一沒動的是在襄陽路花一百塊買來的軍包,這個曾經讓我覺得很時尚,很酷的東西這個時候竟然是那麼貼切,那麼自然。我這麼做是本能,因為在我這樣一個大學生眼裡,作民工是需要"打扮"的。可是後來和他們在一起我才發現,這簡直是多餘,不是我幼稚,而是我太幼稚。

其實就算你褲子上印滿了"LEVI'S"他們也不會知道這是什麼值錢的東西,沒準兒會以為是和那個F幾一樣的什麼帥哥的名字。

在"課堂"上,幾十個人席地而坐,聽著"高級經理"的"演講",從卡耐基到李嘉誠,好像連蓋茨都是傳銷出身,而所謂教室,就是一個單元的客廳。聽得我想笑,真的,可是看看周圍那些渴望,甚至崇拜的眼神,我卻笑不出來。為了採訪,我認真的記著筆記,說實話,我大學四年都沒記過這麼認真的筆記。

那天下午我記了十頁,現在我還好好的收藏著,不知道幾年以後,幾十年以後,我是不是還可以聽到這樣的課,寫下這樣的東西,但願不會。沒錯,復旦隨便找出一人,誰也不會信這些鬼話,但那些同齡人會,不但會信,還會拿出4300塊買一套鬼才知道的"名牌"化妝品和一個"代理"的頭銜,然後憧憬著,希望著,並為自己的"事業"而奮鬥著。

填註冊單的時候,我忍痛將"學歷"寫成了大專,"何處來深"一欄因為我的普通話太標準,沒法寫成什麼西部的國家級獨縣,只好寫了上海,其他的地不敢寫,怕穿幫。就是這樣一份"簡歷"讓片區經理欣喜不已,因為太"優秀"了,他一口認定我是個人才,說好好幹,前途不可限量之類的胡話。他很蠢,但愚蠢在無知面前便成了睿智。面對著西裝革履,金絲腿兒眼鏡背後的承諾時,可憐人們不由得不信。

晚上去"串親戚"(他們術語,指傳銷者互相走訪交流),我到了我住的地方,一間20平米多一點的屋子,大家打地鋪,一共28個人,屋裡除了燈之外唯一的電器就是一個小電扇,上海隨便哪個超市都有的價格不會超過八十的那種。晚上他們很少開燈,因為交不起電費。和我住一起的都是剛退伍的老兵,以前江西一個炮兵團的,他們把自己的退伍安置費都扔在了深圳,扔給了傳銷。

這次也是他們向報社舉報的,因為別的部門沒有人管。一個兵問我餓不餓,給我做點東西吃,他扛過槍的手端上來的是一碗鹽水煮麵條,裡面什麼都沒有,典型的"蘆柴棒"式的口糧,但這就是他們對我的招待和感謝,不是瞧不起我,而是他們有的只是這個。

我吃了,什麼也說不出來,那個味道現在也記在我心裏。

第二天,終於抓人了,高層一個沒逮到,抓到的都是"兵"們,因為他們是"盲流",等待著的是遣返。稿子還是出來了,不過是我們的公安們如何如何英明,一舉破獲特大傳銷團夥之流的鬼話。唯一讓我欣慰的是後來有很多人打電話來關心這些人,其中有很多是老闆,想招這些退伍兵當保安。雖然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最想的是讓我們寫後續報導,諸如某某公司解決就業之類。我打了無數遍那個傳呼,沒有人回,可能在局子裡被沒收了,可能他們已離開了深圳這塊傷心地。

採訪水客是我現在記憶最深的,所謂"水客",就是走私者,但他們不是老闆,更不是賴昌星,他們只是幫人帶貨的馬仔。他們的工作就是每天從香港老闆那裡拿貨,然後過關,交給深圳這面的老闆,順利的話,收腳力錢。當然,如果被抓,蹲大牢,掉腦袋的是自己。東西大概都是數碼相機,手機,筆記本硬碟之類的高科技產品,因為內外差價30%,甚至還多。當然也有從深圳這面帶毒品的,但那些亡命徒和普通的水客不一樣,我沒敢接觸。

和我在一起的是阿文,不是什麼許文強,只是一個三年"水"齡的廣東小夥子。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因為他不會,也不可能告訴我。我問他知不知道這犯法,而且罪很重。他說當然知道,但沒辦法,人總要吃飯,出去打工一天賺幾塊錢不如幹這個,行情好的話一天他可以賺五百。很多人想搶還搶不到這隻金飯碗呢。他還開玩笑,說自己長得不夠帥,要不就可以去當"鴨",雖然一樣是賣,但總歸安全係數高很多,抓住了大不了罰款。我也和他跑過幾次,在香港的倉庫裡,看著他熟練的脫光衣服,然後把手機用膠紙綁在身上,然後套上松垮的外衣。阿文很"專業",身上一次可以綁一百部手機,他很自豪的和我說,這樣還要保證身材不走樣,走路不變型。他也知道這樣的代價,任何一次如果抓到了,都可以判個十年八年的。
面對著他自豪的眼神,我不知道能說些什麼,想想深圳大概有兩三萬這樣的人扛著腦袋討生活,這還是深圳海關私下裡的官方記錄。

他們唯一的特長就是有一張香港身份證,這張卡片可以讓他們每天無數次的往返於羅湖橋和沙頭角,但他們又不能算作香港人,因為他們很少去港島,更沒法住在中環或者山頂。稿子最後發了,但我沒有提阿文的名字,也沒有和報社的任何人說,因為我知道這樣的後果。這不正義,但對得起我的同情心,我不能看著這樣一個和我生活了兩天的"朋友"因為我而被警察帶走。

還有妓女,最被人瞧不起的"娼"。在深圳水庫邊上的一家茶樓,我第一次面對面,平等的面對一個妓女,第一次用上半身的理智,而不是下半身的本能面對一個妓女。她很漂亮,身上散發著淡淡的香氣,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的職業,我只能用賢淑端莊來形容她。

開始她還很開朗,笑話我說如果讓我看出來的都只能是洗頭妹。但隨後的三個多小時裡,她一直是哭著說的,她說沒有一個人願意坐下來靜靜的聽她傾訴,尤其是男人。我很少說話,因為什麼也說不出來。她的話語中飽含著憂鬱、無奈和憤怒。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個真正的女人,一個SODA襯衫,資生堂化妝品背後的靈魂,一個妓女。她也有愛,也有男朋友,同樣在深圳,但她越來越不敢面對這個自己愛的人。我問她深圳那麼小,就不怕萬一有一天男朋友知道。她說不會的,因為打工的愛人是不會,也沒有能力來一刻千金的地方的。我知道什麼叫做距離,更知道愛情會把這個距離縮小到零。她說自己出臺一晚上要五千塊,但真拿到手的只有十分之一,剩下的全要上繳,至於小費,出臺之前老闆就會交待好,一般的客人是一千,如果是外國人或是香港佬、臺灣佬則要加倍。這也是要交的,超過的才歸自己,也就是說如果客人小氣的話,不足的部分只能自掏腰包自己墊上。其間她接了幾個電話,鈴響的時候哽咽聲便停止,手機拿起之後又是溫柔的聲音,職業的笑容。在她眼裡,世界就是黑暗的,男人和動物最大的不同就是男人睡醒之後會付錢。 我感到慚愧,不是因為我是男人,而是身為男人除了聽她傾訴之外什麼也做不了。結束之後從包廂出來,她擦乾了淚角,又變回了那麼的賢淑端莊,唯一堅持的就是要買單,我沒有爭,不是沒錢,而是我知道她的心會在付錢的那一刻感受到尊嚴,更何況她請的是一個男人。

7月30號,為了趕建軍節的版,我去梧桐山,去採訪一個山頂哨所。

那天心情特別好,坐著一輛帕傑羅屁巔兒屁顛兒出來了,在風景如畫的盤山公路上,不時的看到一排排的大奔、寶馬停在路邊,還有一輛這輩子我第一次見的右舵蓮花。我很奇怪,奇怪著偏僻的山上怎麼會有那麼多好車。司機用標準的廣式普通話跟我解釋,深圳有錢人這些日子流行到山上來打山泉,養生、健康。我恍然之餘,看見右邊的山溝裡,一堆一堆的民工光著膀子幹活,他們在鋪一條從深圳市區到鹽田的光纜。一邊是拿錢買命,一邊是拿命換錢。也許在那些富人眼裡,民工們是幸福的,至少那麼方便的就可以喝道那麼甜的"農夫山泉"。

回到報社,我看見了更不想看見的一幕:一個女人哭泣著跪在採訪中心。她的丈夫因為尿毒症無錢醫治,欲賣身救夫,誰能出錢治好丈夫的病她就嫁給誰。沒人理她,我聽見的記者和她說的唯一一句話就是讓她去信訪中心。我沒說一句話,因為在這麼多老們面前我沒有發言權。最後她被保安帶走了,因為報社裡全都裝了摩托羅拉的門禁系統,她是混進來的。"賣身救夫",這個只有小說裡才有的四個字我是親耳聽到的,從一個淚流滿面的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農婦嘴裡。

我不能忘卻那跪下來哭泣的背影,透過這背影,穿過那深藍色的落地玻璃幕牆,後面就是那18洞的球場和那些烈日下揮桿的"人"們……

寫了那麼多,我也累了,不是心血來潮,就是覺得經歷了那麼多應該落在紙上,就算立此存照吧。現在的我還住在北區,那個無數人投訴的地方。像很多大四的學生一樣,找啊找又找不到工作。我沒有錢,更沒有權,改變不了什麼,連自己都很難。但是我再叫水的時候不會站在陽台上大聲吆喝:"幾號樓幾零幾,送水!"我會走下去說聲"請",付了兩個鋼崩兒之後會說聲"謝謝師傅",我覺得這可能會讓他們在同齡的天之驕子面前感到一絲平等與尊重。

我們寢室還是那麼髒,那麼亂。衣服穿過之後就堆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了就扔在地上,一輪完了就再揀相對乾淨的穿。我很懶,很少打掃,很少洗衣服,但我反對請小時工,也沒請過。不是沒錢,而是怕那種爸爸媽媽們在外面打掃,自己坐在屋裡電腦前聽音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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