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中國的背後——一個復旦學生的心裏話

上個學期的時候我去深圳實習，第一次掙了那麼多的錢，也第一次近距離的感受了那麼多事。

深圳可謂是一個貧富差距很大的地方，燈紅酒綠、夜夜歡歌。我實習的地方是特區報社,深圳最好的寫字樓之一。前面就是深圳高爾夫俱樂部的一個18洞球場，再前面就是深圳灣，海那邊是香港上水。後面是香蜜胡度假村，再後面是蓮花山。我上班在35樓，無論是環境還是風景都是一流的。那時，我最喜歡的事便是坐在洗手間的大陽台上一邊抽煙，一邊看海。

可是當我從這裡走出來，走進真正的"人間"時，我才發現，我並沒有活在真實裡，在那些我們視而不見的人們當中，我是那麼的突兀與另類。 一次去關外的工廠區採訪，因為80多個打工仔食物中毒。我第一次走進了80分貝的車間，第一次知道了他們的工資是一小時兩塊錢。

工人進門出門都要打卡，上廁所也要打卡，時間精確到幾分幾秒，因為這是要扣去不能算錢的。在骯髒簡陋的廁所門外，牆上掛著的打卡機是日本進口的，精工，這是我當時看到的整個廠房裡最先進的東。這還不是最"仁慈"的，因為廁所不是想去就能去的，你去的時候必須要拉長，也就是領班來頂替，生產線不能停，這才是他們所關心的。萬一要趕上便秘或者拉肚子，你就會禮貌的請回家"休息"，外面排隊等著上班的進來一個頂上。生產線24小時不能停。當然，休息時沒有錢的，勞保、福利，對於這些打工者來講，只在報紙和電視上才會有。

我面對著他們，問了一個很幼稚，而我卻最想知道的問題："你們吃飯怎辦？"一個看起來比我還要小很多的女孩靦腆的笑了笑："門口大排檔，一頓一塊三。"跟我說話的時候，她沒有抬頭，因為手底下的活兒還要干。想起在寫字樓的時候，記者們是不屑於去食堂吃七塊錢一頓的自助餐的，因為花樣少，開飯時間又短。下館子是必要的。當然，改善改善也必不可少，隔三岔五某個老闆請客，或者找個下午開車去惠州吃海鮮，漁民現打回來的，你上船買，他船上做，你沙灘上吃。各種我認識的，不認識的，反正吃就是了，這樣一頓，三四個人最多也就兩百塊，他們說這些東西如果在酒店的話，每一樣都要上百。不是我有錢，而是和他們在一起我根本不用花錢。我剛到的時候很天真的在報社的飯卡里加了一百塊，到三個月後我走的時候，裡面還剩七十九，也就是說，我在深圳只吃了三頓七塊錢的飯。

現在想一想，真的有點鄙視自己。最令我記憶猶新的是一張貼在工廠大門上的喜報，曰某某某、某某某本月工作出色，廢件率低於多少，給於獎勵50元，二等20元，排到最後，大概是五等，獎勵人民幣五元，字體鏗鏘，顏色鮮艷。這大該就是獎金吧，不過五塊錢對於深圳意味著什麼，對於他們又意味著什麼。這不是笑話，我親眼所見，不知道是應該欣慰還是悲哀。在寬敞明亮的經經理辦公室裡，我採訪了老闆，一個紅光滿面、衣冠楚楚的臺灣人，紅包我沒有收，因為我的手沒法對不起我的良心。

現在同學們可以看一看自己身上穿的，宿舍裡用的，有多少是深圳、東莞、中山、汕頭產的，我敢說，這些東西，這些可以堂而皇之擺在恆隆，擺在中信泰富漂亮的櫃臺裡，標出天價的東西，絕大部分都是在這樣的工廠區裡，這樣的工作環境中，由這樣的人生產出來的。最後，稿子還是沒有發成，因為有損深圳形象。我私下裡問老記，那個紅包能有多少。他說這種事，少說也有兩三千吧，偶爾後悔之後也欣慰，覺得自己還有最起碼的良知。

還有一回我去龍崗臥底傳銷。可能很多同學很驚訝，傳銷不是中央98年就禁了嗎？沒錯，政府令是發了，可那是一窩蜂的。我們的行政一直是抽風式的，陣痛式的，出了問題就一棒子打死，看似雷厲風行。可完了呢？那就完了，就像今年夏天的北京網吧大火和現在轟轟烈烈的圍剿食人魚，從來缺少持續性與連貫性，行政問題不能逐漸轉化為法律形式。

我還記得那天去的時候，為了把自己打扮的更像一個打工仔特意剃了一很傻的頭，翻箱倒櫃也沒找到一件沒有牌子的衣服。於是到東門買了一件六塊錢的圓領衫，又吐血般的小心翼翼剪下了褲子上"LEVI'S"商標，撕下了鞋上"TEVA"，唯一沒動的是在襄陽路花一百塊買來的軍包，這個曾經讓我覺得很時尚，很酷的東西這個時候竟然是那麼貼切，那麼自然。我這麼做是本能，因為在我這樣一個大學生眼裡，作民工是需要"打扮"的。可是後來和他們在一起我才發現，這簡直是多餘，不是我幼稚，而是我太幼稚。

其實就算你褲子上印滿了"LEVI'S"他們也不會知道這是什麼值錢的東西，沒準兒會以為是和那個F幾一樣的什麼帥哥的名字。

在"課堂"上，幾十個人席地而坐，聽著"高級經理"的"演講"，從卡耐基到李嘉誠，好像連蓋茨都是傳銷出身，而所謂教室，就是一個單元的客廳。聽得我想笑，真的，可是看看周圍那些渴望，甚至崇拜的眼神，我卻笑不出來。為了採訪，我認真的記著筆記，說實話，我大學四年都沒記過這麼認真的筆記。

那天下午我記了十頁，現在我還好好的收藏著，不知道幾年以後，幾十年以後，我是不是還可以聽到這樣的課，寫下這樣的東西，但願不會。沒錯，復旦隨便找出一人，誰也不會信這些鬼話，但那些同齡人會，不但會信，還會拿出4300塊買一套鬼才知道的"名牌"化妝品和一個"代理"的頭銜，然後憧憬著，希望著，並為自己的"事業"而奮鬥著。

填註冊單的時候，我忍痛將"學歷"寫成了大專，"何處來深"一欄因為我的普通話太標準，沒法寫成什麼西部的國家級獨縣，只好寫了上海，其他的地不敢寫，怕穿幫。就是這樣一份"簡歷"讓片區經理欣喜不已，因為太"優秀"了，他一口認定我是個人才，說好好幹，前途不可限量之類的胡話。他很蠢，但愚蠢在無知面前便成了睿智。面對著西裝革履，金絲腿兒眼鏡背後的承諾時，可憐人們不由得不信。

晚上去"串親戚"（他們術語，指傳銷者互相走訪交流），我到了我住的地方，一間20平米多一點的屋子，大家打地鋪，一共28個人，屋裡除了燈之外唯一的電器就是一個小電扇，上海隨便哪個超市都有的價格不會超過八十的那種。晚上他們很少開燈，因為交不起電費。和我住一起的都是剛退伍的老兵，以前江西一個炮兵團的，他們把自己的退伍安置費都扔在了深圳，扔給了傳銷。

這次也是他們向報社舉報的，因為別的部門沒有人管。一個兵問我餓不餓，給我做點東西吃，他扛過槍的手端上來的是一碗鹽水煮麵條，裡面什麼都沒有，典型的"蘆柴棒"式的口糧，但這就是他們對我的招待和感謝，不是瞧不起我，而是他們有的只是這個。

我吃了，什麼也說不出來，那個味道現在也記在我心裏。

第二天，終於抓人了，高層一個沒逮到，抓到的都是"兵"們，因為他們是"盲流"，等待著的是遣返。稿子還是出來了，不過是我們的公安們如何如何英明，一舉破獲特大傳銷團夥之流的鬼話。唯一讓我欣慰的是後來有很多人打電話來關心這些人，其中有很多是老闆，想招這些退伍兵當保安。雖然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最想的是讓我們寫後續報導，諸如某某公司解決就業之類。我打了無數遍那個傳呼，沒有人回，可能在局子裡被沒收了，可能他們已離開了深圳這塊傷心地。

採訪水客是我現在記憶最深的，所謂"水客"，就是走私者，但他們不是老闆，更不是賴昌星，他們只是幫人帶貨的馬仔。他們的工作就是每天從香港老闆那裡拿貨，然後過關，交給深圳這面的老闆，順利的話，收腳力錢。當然，如果被抓，蹲大牢，掉腦袋的是自己。東西大概都是數碼相機，手機，筆記本硬碟之類的高科技產品，因為內外差價30%，甚至還多。當然也有從深圳這面帶毒品的，但那些亡命徒和普通的水客不一樣，我沒敢接觸。

和我在一起的是阿文，不是什麼許文強，只是一個三年"水"齡的廣東小夥子。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因為他不會，也不可能告訴我。我問他知不知道這犯法，而且罪很重。他說當然知道，但沒辦法，人總要吃飯，出去打工一天賺幾塊錢不如幹這個，行情好的話一天他可以賺五百。很多人想搶還搶不到這隻金飯碗呢。他還開玩笑，說自己長得不夠帥，要不就可以去當"鴨"，雖然一樣是賣，但總歸安全係數高很多，抓住了大不了罰款。我也和他跑過幾次，在香港的倉庫裡，看著他熟練的脫光衣服，然後把手機用膠紙綁在身上，然後套上松垮的外衣。阿文很"專業"，身上一次可以綁一百部手機，他很自豪的和我說，這樣還要保證身材不走樣，走路不變型。他也知道這樣的代價，任何一次如果抓到了，都可以判個十年八年的。
面對著他自豪的眼神，我不知道能說些什麼，想想深圳大概有兩三萬這樣的人扛著腦袋討生活，這還是深圳海關私下裡的官方記錄。

他們唯一的特長就是有一張香港身份證，這張卡片可以讓他們每天無數次的往返於羅湖橋和沙頭角，但他們又不能算作香港人，因為他們很少去港島，更沒法住在中環或者山頂。稿子最後發了，但我沒有提阿文的名字，也沒有和報社的任何人說，因為我知道這樣的後果。這不正義，但對得起我的同情心，我不能看著這樣一個和我生活了兩天的"朋友"因為我而被警察帶走。

還有妓女，最被人瞧不起的"娼"。在深圳水庫邊上的一家茶樓，我第一次面對面，平等的面對一個妓女，第一次用上半身的理智，而不是下半身的本能面對一個妓女。她很漂亮，身上散發著淡淡的香氣，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的職業，我只能用賢淑端莊來形容她。

開始她還很開朗，笑話我說如果讓我看出來的都只能是洗頭妹。但隨後的三個多小時裡，她一直是哭著說的，她說沒有一個人願意坐下來靜靜的聽她傾訴，尤其是男人。我很少說話，因為什麼也說不出來。她的話語中飽含著憂鬱、無奈和憤怒。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個真正的女人，一個SODA襯衫，資生堂化妝品背後的靈魂，一個妓女。她也有愛，也有男朋友，同樣在深圳，但她越來越不敢面對這個自己愛的人。我問她深圳那麼小，就不怕萬一有一天男朋友知道。她說不會的，因為打工的愛人是不會，也沒有能力來一刻千金的地方的。我知道什麼叫做距離，更知道愛情會把這個距離縮小到零。她說自己出臺一晚上要五千塊，但真拿到手的只有十分之一，剩下的全要上繳，至於小費，出臺之前老闆就會交待好，一般的客人是一千，如果是外國人或是香港佬、臺灣佬則要加倍。這也是要交的，超過的才歸自己，也就是說如果客人小氣的話，不足的部分只能自掏腰包自己墊上。其間她接了幾個電話，鈴響的時候哽咽聲便停止，手機拿起之後又是溫柔的聲音，職業的笑容。在她眼裡，世界就是黑暗的，男人和動物最大的不同就是男人睡醒之後會付錢。 我感到慚愧，不是因為我是男人，而是身為男人除了聽她傾訴之外什麼也做不了。結束之後從包廂出來，她擦乾了淚角，又變回了那麼的賢淑端莊，唯一堅持的就是要買單，我沒有爭，不是沒錢，而是我知道她的心會在付錢的那一刻感受到尊嚴，更何況她請的是一個男人。

7月30號，為了趕建軍節的版，我去梧桐山，去採訪一個山頂哨所。

那天心情特別好，坐著一輛帕傑羅屁巔兒屁顛兒出來了，在風景如畫的盤山公路上，不時的看到一排排的大奔、寶馬停在路邊，還有一輛這輩子我第一次見的右舵蓮花。我很奇怪，奇怪著偏僻的山上怎麼會有那麼多好車。司機用標準的廣式普通話跟我解釋，深圳有錢人這些日子流行到山上來打山泉，養生、健康。我恍然之餘，看見右邊的山溝裡，一堆一堆的民工光著膀子幹活，他們在鋪一條從深圳市區到鹽田的光纜。一邊是拿錢買命，一邊是拿命換錢。也許在那些富人眼裡，民工們是幸福的，至少那麼方便的就可以喝道那麼甜的"農夫山泉"。

回到報社，我看見了更不想看見的一幕：一個女人哭泣著跪在採訪中心。她的丈夫因為尿毒症無錢醫治，欲賣身救夫，誰能出錢治好丈夫的病她就嫁給誰。沒人理她，我聽見的記者和她說的唯一一句話就是讓她去信訪中心。我沒說一句話，因為在這麼多老們面前我沒有發言權。最後她被保安帶走了，因為報社裡全都裝了摩托羅拉的門禁系統，她是混進來的。"賣身救夫"，這個只有小說裡才有的四個字我是親耳聽到的，從一個淚流滿面的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農婦嘴裡。

我不能忘卻那跪下來哭泣的背影，透過這背影，穿過那深藍色的落地玻璃幕牆，後面就是那18洞的球場和那些烈日下揮桿的"人"們……

寫了那麼多，我也累了，不是心血來潮，就是覺得經歷了那麼多應該落在紙上，就算立此存照吧。現在的我還住在北區，那個無數人投訴的地方。像很多大四的學生一樣，找啊找又找不到工作。我沒有錢，更沒有權，改變不了什麼，連自己都很難。但是我再叫水的時候不會站在陽台上大聲吆喝："幾號樓幾零幾，送水！"我會走下去說聲"請"，付了兩個鋼崩兒之後會說聲"謝謝師傅"，我覺得這可能會讓他們在同齡的天之驕子面前感到一絲平等與尊重。

我們寢室還是那麼髒，那麼亂。衣服穿過之後就堆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了就扔在地上，一輪完了就再揀相對乾淨的穿。我很懶，很少打掃，很少洗衣服，但我反對請小時工，也沒請過。不是沒錢，而是怕那種爸爸媽媽們在外面打掃，自己坐在屋裡電腦前聽音樂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