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慶紅接受美聯社採訪全錄(搞笑版)

我在2025年5月再次見到了曾慶紅。我請他給我介紹一下他到中央的情況,他說:「都過去了,好似一場夢,不過我不後悔。我這一輩子能夠和江主席連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場了。人總是注定要死的,我沒有給江主席丟臉。我作為一個工人,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工人。今後,再也不會有江主席那樣偉大的領袖會把一個工人作為國家的主人捧到那樣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話,我這個人是有造化的人,活了這麼一把年紀,我在任何社會下都是能夠風雨無阻的人,到了我這個地步,你想像一個老粗容易嗎?」

說到這裡時,他的眼睛裡流露出明顯的得意的神色。顯然,到了這個地步,他已經沒有任何顧忌了,說話也隨便起來了。

「你說,江主席到底信任誰呢?根據你在中央工作的幾年觀察,江主席和黃菊究竟有是麼來往?」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錄音機,擺出一副採訪的架子。

曾慶紅把我的錄音機關了,說「你說你是和我一起研究黨的歷史,怎麼想起錄音呢?我是隨便說說而已,並不供你馬上發表。這樣會引起是非的。」他在我收起錄音設備之後,才認真地說:「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壓力了,所以我才給你說點真實的東西。江主席並沒有討厭黃菊,而是非常器重他,還有賈慶林和XX。只是XX 這個人不爭氣罷。黃菊在中央的地位實際上很高;政治局委員們都怕他。他和李長春都是說了算的人物,因為江主席是重視支持他們的。2001 年8月召開的XX會議以後,江主席曾經召集我和XX等人開了一個會。他對我們說:『李鵬在會上的矛頭是對著黃菊的,實際上是對著我的,只不過他們現在不敢而已。將來是否公開反對我?也說不定。李鵬這些人的腦子都很聰明,他們看出我在培養黃菊和慶林。不錯,我是在培養他們,也不光是他們嘛,在座的我都在培養。只是黃菊、慶林有他們自己的優勢罷了。他們的文章寫得好,是我們三個代表的理論權威。這兩個人,我看要比李鵬強得多,水平也高一籌。慶紅在華北組的會議上也講三個代報,也要揪什麼反對我的壞蛋,其實真正反我的就是他們,而不是黃菊,也不是XX,是那幾個要我繼續當國家主席的人。』下來以後,江主席還一再地對我說:『你可以拜黃菊和慶林為師,讓他倆教你理論,你教他們實踐。互相學習嘛。』這些話,我記得清清楚楚,永遠也忘記不了。只是在當時的環境下,特別是打到他們後,這些東西我沒有再公開。」

我問道:「江主席逝世以後,政治局研究過李長春,黃菊,慶林他們的問題嗎?」「哪裡來得及呢!」曾慶紅說,「江主席的逝世,雖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層還是有所準備的。就在江主席逝世的前幾天,胡錦濤就給我打過招呼,他悄悄地說:『老曾,江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會不會留下遺囑?我最擔心他的話對我們封鎖,那麼一來,我們就可能掉進陷阱裡了。人家手裡拿著尚方寶劍,想怎樣就怎樣,我可怎麼辦呢?』我說:『你是黨中央的軍委主席,總書記,誰能不聽你的呢?』他說:『那可不一定,現在黨中央派別很多,我最擔心的是溫家寶的六四復辟勢力還有很大的市場。你也要幫助我聽些消息,有事就告訴我,我們畢竟是江西老鄉呀!』這話他可是從來沒有和我講過。這時,我就估計到他在考慮著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時,江主席的筆桿子黃菊好像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他表面上很輕鬆,實際上也很緊張。江主席重病的時候,親自給他身邊的人員交代,要他們請黃菊立刻回京。黃菊接到絕密電報後,手都發抖了,但別人一進去他就馬上恢復了常態,吆喝大家打撲克,以等待
火車。我親眼看到他幾次出牌都出錯了,他雖然在打牌,但是在緊張地、不停地看手錶,我就知道他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說他在江主席病重的時候高興得要死,這不符合事實。我們要實事求是,現在黃菊已經判刑了,我到主張恢復歷史的真相,這樣可以讓人們更加清楚地辨別經驗教訓 。黃菊這個人,他由於長期在江主席身邊,同樣有著許多在今天看來都應該是很難得的好傳統和好的作風。譬如他從來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我從江西回來給他捎帶點特產,他從來都是付錢的。他這樣對我說:『老曾,我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江主席培養的黨的幹部,我們要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侵襲,我們不要搞那套請客送禮的資產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許可的。錢,我一定要付,你送的東西我也要收。我們之間的交往完全是在黨的原則和範圍內進行。』據我瞭解,他不但對我是這樣,對其他同志也是這樣。就是他和賈慶林之間也是這樣的。我親眼看到這樣的一件事情:一次,李長春給黃菊給從上海帶來一些藥品,大概是他沒有給上海付錢。黃菊一直追問他付錢了沒有,最後李長春從自己的工資裡拿出叁百多塊錢交給李長春,一定要他把錢給廠家。你們都知道,黃菊是喜歡照相的,他使用的相機和膠卷,都是他自己掏錢買。他對我說:『我每月的工資除付了伙食費和外出花銷外,幾乎全買了書和膠捲了。我的錢實在是不夠花呀。但是我絕對不多佔國家一分錢的光。我要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到中央後,才知道我們這些上海幫並不是搞政治的料,我們抓具體的工作,搞經濟和工業還可以,搞那些歪門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胡錦濤也不行,我幾次看到他在中央的會議上氣得手在發抖,嘴唇哆嗦,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譬如給六四平反的前幾天,我到了他家,他當著我的面給江主席的畫像鞠躬,說:『主席,我對不起你,你原諒我吧!』他處於緊張的為難狀態。」

我說:「有人認為,胡錦濤這個人其實並不老實,他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就是抓住了李長春、黃菊和賈慶林這些人。他的動機並不是為了中國的前途,,而是為了他自己當的黨的主席,為了他自己的權力。你對這個事實是怎樣看待的?你參加和討論了抓李長春這些人的會議嗎?」

曾慶紅說:「我哪裡有資格參加那樣的會議呢!其實並沒有召開任何會議,完全是胡錦濤他們自己決定的。他們研究以後,通知了XX, XX早就想動手了。他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這樣講過:『抓八幫是順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江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家寶同志研究,乘江主席不在京的時候把李長春、黃菊這些人抓起來,然後再和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叁,覺得沒有把握。除非廖錫龍和我們配合。我曾經試探過廖錫龍的口氣,可廖錫龍對江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李長春,廖錫龍就斷斷續續地說:要聽江主席的話,相信江主席。他很厭煩和我討論黃菊的問題。好人呀,錫龍是好人呀!』這些話都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親耳聽見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這個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央其實是個陪襯。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早已研究好了在我們面前過一過,並不真正聽取我們的意見。沒有粉碎黃菊等人之前,絕大多數的時候都是黃菊、賈慶林他們研究好了再拿到會議上來通過。這個情況我向江主席作過反映,我是根據別人的議論來向主席說的。主席到了政治局會議上就對黃菊說:『你不要總是你們幾個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會議就是一個大圈子,革命總是要多團結一些人好嘛。
你們的一些做法連慶紅這樣的老實人都有了意見,可見你們是怎樣地脫離群眾了。黃菊呀,我已經警告你們好多次了,不要總是以你的名義辦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已講話嘛。什麼事情總是你衝在前頭不好,要突出其他領導同志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講一遍。』江主席批評黃菊,我看完全是對他的一種愛護,而絕不是要打倒他。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胡錦濤也看得很清楚。他確實當著江主席面說過:「江主席,我永遠聽你的,作你的忠實助手。對江主席的一家,我世世代代都要忠於愛護,在任何時候都不做損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聽到了都感到好笑,胡錦濤就像小孩子一樣地講話。後來我對這個人有了看法了。特別是我們下臺後,我就知道這個人的下場也好不了多少。儘管現在我不想多說他什麼。其實現在不說全國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工作後,當時是怎麼想的?」我問。「我調到中央以後,本著一條原則,那就是江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幹。我既然是江主席的學生,就應該聽江主席的話。」曾慶紅說,「我原來以為到了中央就能夠經常見到了老人家,誰知道來到中央,同樣很難見到他。2012年以後,江主席就一直生病,他明顯地蒼老了,每次見到他,都要和我握手,關切地問候幾句。黃菊倒是隨時可見到他。他對江主席的身體狀況一直採取了高度的保密,我每次問他主席的身體狀況怎樣,他都說:『主席身體非常健康,醫生說他沒有任何大毛病,不久前還下去游了泳。』知道主席逝世的前幾天,他還對我說:『主席身體很好,他在關心著你。』誰知兩叁天後,老人家就永遠離開了我們。我後來問他:『你為什麼不把主席的身體狀況告訴我們?你要是早點說,也許可以用民間的祖傳秘方治好主席的病。』他對我說:『黨內的六四平反派一直想利用主席的身體狀況作文章,要是讓敵人知道了主席的身體狀況,那他們有可能鋌而走險呀!』我望著主席的遺容,幾次放聲大哭。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又問我:『怎麼樣?習慣嗎?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到了什麼崗位上可不是為了當官,是一種
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你說,能革了嗎?』我回答:『只要有江主席的領導,完全可以把自由化那些人打個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問:『我死了以後呢?』我一下子愣住了,沒敢回答,現在想起來,江主席完全是有準備的。那時,江主席對我們這些上海幫們確實是有所偏愛的。他對我說過:『你和錫龍同志都沒有讀過多少書,你是務農的,他是習武的,八歲就到了貴州武術學校練習武藝。二十來歲時參加革命,成了共產黨。你們這些人跟黨走了這麼多年,我放心。你們不會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錫龍就讓李鵬騙過,拿著電力部的資金想去香港倒賣黃金。敗露後,被「雙歸」,是我下令放的。我對他說,革命嘛,不能只靠黃金,而是要靠三個代表,依靠他李鵬能晒β穡坎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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