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用真話顛覆謊言制度

是十四年前的那個血腥黎明，讓我懂得了自己的淺薄和自負，懂得了愛的柔性溫暖和內在力量，並開始嘗試著去體驗真實生存的厚重－－活著的罪惡和對亡靈的敬畏－－為自己七十年代的淺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現在，回頭仔細檢視才發現，我的整個青春期生長於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賴以寫作的文化滋養，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說謊、無賴、犬儒，這些黨文化的毒素餵養了整整幾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即便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也並沒有完全擺脫黨文化的印跡，毛式思維和文革式語言已經變成生命的一部分，意欲進行脫胎換骨的自我清洗，談何容易！清除靈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終生的掙扎。

敬獻給亡靈的祭奠

我接受這個獎的日子－－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離六四的十四週年祭日只有四天，我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對得起亡靈，也不敢確定自己與這個榮譽是否般配，我只是把這個榮譽理解為：對謊言制度下的說真話者的獎勵，也是抗拒遺忘的記憶通過我而敬獻給亡靈的祭奠。

六四的在天之靈俯視著我這個倖存者，已經俯視了整整十四個年頭兒了。作為八九運動的參與者之一，那個被刺刀挑起、被子彈射穿、被坦克輾碎的夜晚和黎明，至今仍然如同閃亮的刀尖，紮在我記憶的深處。作為屠刀下的倖存者之一，面對那些為自由中國付出生命的亡靈，也面對劊子手們的強權、謊言和收買，我才知道活下來的責任之厚重，盡力讓自己筆下的每個字，皆是來自墳墓中亡靈們的傾訴－－用對墳墓的記憶對抗強制性遺忘，也是用贖罪的虔誠對抗謊言化的生存。

一個殺人的政權，是令人唾棄的；一個用謊言為殺人辯解的政權，是令人不齒的；一個容忍殺人的政權且遺忘亡靈的民族，是令人絕望的。特別是當暴政的罪惡已經昭然於天下之時－－無辜者肉體的死亡已經在道義上宣判了殺人者的死亡。

中共獨裁政權犯下過太多的罪惡，有太多的無辜亡靈至今仍未瞑目，也有太多的良心犯至今仍然身陷囹圄。消除苦難的有效方法，就是完整地記憶和反思苦難，而拒絕官方灌輸和個人說謊，則是保存記憶和進行反思的基本倫理前提。也就是說，活下來的倖存者和鐵窗外的自由人，作為一個單獨的個體，只有記住這些受難者，不參與強制遺忘的人血饅頭盛宴，才會有生存的意義和做人的尊嚴可言，才能承擔起人之為人的責任－－個人責任沒有替代品。

拒絕說謊是對暴政的顛覆

當然，我們都是普通人，都有弱點，都渴望安全而富裕的世俗幸福，世界性的現代化所帶來的制度進步和文明演進，其善待人性的標準也越來越世俗化，越來越遠離「殺身成仁」的古典英雄主義，越來越走向對人性弱點的寬容和對世俗幸福的肯定。所以，不需要唱道德高調，不必具有「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犧牲精神。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堅守誠實做人的起碼底線，並不要求多勇敢多高尚多良知多智能，不要求去付出坐牢、絕食、自焚等的高昂個人代價，而僅僅要求在公共發言中不說謊，在面對威逼利誘時不把謊言當作基本的生存策略。

拒絕說謊的戒律，作為人之為人的底線道德，早就記載在每一種文化的最古老的權威文獻中。對於至今仍然生活著獨裁製度之下的人們而言，爭取那種人人嚮往的無強制的自由和無恐懼的安全，就應該從拒絕謊言開始。因為，製造強制和恐懼的獨裁暴政，其維繫全靠暴力和謊言的相互支撐，沒有謊言粉飾的暴力統治便無法維繫。無力抗拒暴力的人們－－無論是平民還是精英－－起碼能夠做到不參與說謊。在公共生活的細節上拒絕謊言，恰好就是瓦解靠謊言維持的暴政的最有效的力量，甚至就是對暴政的最致命顛覆。

特別是在政治改革的條件已經爛熟的後極權中國，國際大勢和民心所向已經如此明朗，中共意識形態說教的勸誘力和麻痺性日益削弱，社會在經濟上和價值觀念上的多元化格局已經初步形成，正在逐漸蠶食著僵化的政治體制一元化，除了謊言之外，後極權時代的獨裁再無其它資本為自身辯護，它已經脆弱到如此地步：它在要求人們自我作賤之時，甚至是體諒民意的，即不要求人們真誠地相信它和讚美它，而只要求人們的犬儒態度－－違心地承認它和歌頌它，足矣！

難以抗拒謊言的原因

而且，合法性不足的中共政權，面對急遽轉向利益分化和價值多元的現實，也面對離開了「皇糧」也能自謀生路的民間社會，為了降低維持政權穩定和權貴利益的綜合社會成本，它汲取了毛澤東時代和六四鎮壓的教訓（希望胡溫體制也能汲取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教訓），即便想得到這點違心的承認，所依靠的主要手段，既不是意識形態蠱惑，也不是暴力鎮壓，而是用軟性的利益收買取而代之，「花錢買穩定」已經成為當下政權的主要統治策略。凡是可以用金錢買來的穩定和頌歌，中共很少會用刺刀和監獄，只有對極少數無法收買者才會施以暴力鎮壓。所以，後極權時代的國人，特別是自稱精英的社會名流們，最難以抗拒謊言的原因，不是被動地懾於暴力，而是主動地屈從於利誘；寡頭獨裁們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進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會被鎮壓，而整體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個新的暴政－－而是每個人，首先是以公共發言為職業的知識人和作為社會名流的各類精英，能夠在面對威逼利誘之時，哪怕保持沉默，也拒絕說謊，不參與說謊，不靠謊言生存！

真話匯成反抗暴政的洪流

在當下中國，說真話的個人風險已經大大降低，毛澤東時代可以導致家破人亡的真話，在當下中國的民間社會中隨處可見。何況，社會名流說真話，即便受到某些壓力，也不至於付出張志新和顧准式的慘重代價，甚至不至於付出民主牆時期的個人代價，而那些不知名者說真話則要付出慘重的個人代價。如果說，楊子立和劉荻等人至今仍然身陷囹圄的命運，昭示了不知名者說真話的慘重個人代價，那麼，剛剛去世的李慎之先生的晚年行跡，特別是他在中共執政五十年慶典之夜寫下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則為社會名流說真話提供了可資效仿的示範。在此意義上，當一個社會給予某人巨大的名譽之時，根據社會聲望與公共責任相平衡的責任倫理原則，作為公眾人物的名人，理應以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來回饋公眾對他們的厚待。在公共發言時，名人效應是他們說真話的最大無形資源，名人們向強權說真話，既能夠對當權者施加較大的道義壓力，也有助於拓展更有彈性的言論空間，鼓勵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沉默。

在公共發言中向獨裁強權說真話，其成本和收益的計算，也並非全然是負值。敢於在重大公共事件上說真話的人，即便得不到有形的物質獎勵，也會得到無形的道義盛譽，特別是來自大陸民間和國際主流社會的道義獎勵－－逐漸成為由民間崛起的具有公共影響力的社會名人。在六四事件上，丁子霖先生的一句真話，就在世人面前戳破了中共的彌天大謊，並由此得到了世界性的同情和支持，成就了持之以恆的天安門母親運動，獲得了一系列國際性的人權獎，其中就包括這項「傑出民主人士獎」。

在眼下的SARS危機中，蔣彥永大夫的一句真話，就在世界上激起譴責謊言制度的輿論高潮，由此揭開了中國的疫情黑幕，逼迫中共政權不得不作出亡羊補牢的決策，也使國人看到了戰勝天災人禍的希望，提供了民間真話戰勝官方謊言的又一範例。儘管在國內的官方媒體上，中共當局把蔣大夫打入冷宮，然而，通過網際網路提供的信息全球化平臺，使境內外數不勝數的獻給蔣大夫的支持、讚譽和祝福得以在國內流傳。大陸民間社會正在自發掀起的要求新聞自由的輿論熱潮，就是對敢說真話的民間良知的最高獎賞。由此可見，在涉及到巨大公眾利益的社會事件上，每人一句真話，再暴虐的制度也將失效。而民間自發的點滴積累的拒絕說謊，就將匯成反抗暴政的民間洪流，靠謊言維繫的獨裁體制必將難以為繼。

給向強權說真話的激勵

我要強調的是，對於生活在一個冷漠而懦弱的獨裁大監獄中的人來說，面對來自人性本身的每一點點善良和對良知的鼓勵－－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私下鼓勵－－也理應心存感激和敬畏。何況，我得到的這個獎勵是華人社會中年代最久遠、影響最大的獎。「民主教育基金會」從一九八五年的正式運行開始，就持之以恆地鼓勵那些向獨裁強權說真話的華人，以每年頒獎的獨特方式參與著中國本土的政治轉型過程。它給予身處逆境的諸位大陸人士的激勵，無論是對於追求人性尊嚴的個人而言，還是對於仍然艱難的中國自由事業而言，更具有特殊的意義。我相信，該基金會仍將一如既往地獎勵向強權說真話的人們，直到中國真正融入人類主流文明，也變成言論自由的庇護地的那天。

我深知，作為獨裁末世大屠殺的倖存者和苟活者，自知無法正面表達亡靈，但懺悔和贖罪，可以從反面表達。最後，請允許我引用獄中為六四亡靈寫下的詩句：

攥住監室中的鐵條
這一刻
我必須放聲大哭
我多麼害怕下一刻
已經欲哭無淚
記住那些無辜的死
必須在眼睛正中
冷靜地插進一把刀
用失明的代價
換取腦漿的雪亮
那種敲骨吸髓的記憶
只有以拒絕的方式
才能完美地保存和表達

二○○三年五月於北京家中

（本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原載《爭鳴》2003年6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