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蔣培坤：從六四失蹤者的命運談起

這些年來，隨著「六四」死難者名冊上人數的逐漸遞增，一個過去幾乎被忽略的問題漸漸凸現在我們的面前，這就是 14 年前那場大屠殺中的失蹤者的命運。

　起始，我們尋找到這類失蹤者，都是將其列入死難者名冊，因為人數相對較少，而且我們斷定，他（她）們同那些死難者一樣，都已不在人世。

　直至去年某日，我們偶然從海外媒體得到一個信息：美國國會於 2000 年曾通過一個名為「活著帶他（她）們回家」的法案，大意是敦促政府採取一切辦法，逐個尋找當年在朝鮮和越南戰場上失蹤的士兵，如果確認他們已經陣亡，也要找回他們的遺骨。這項法案還包括要找回失蹤或陣亡將士的親屬。

　最初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的心靈受到極大震撼。是啊！在人世間，還有什麼比人的生命更寶貴的呢！無論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上個世紀的那兩場戰爭如今已成為人們的記憶，也許大多數失蹤者的父母已不在人世，但美國民眾及其政府並沒有忘記，更沒有放棄對他們命運的關注。據媒體報導，在以往的歲月裡，美國政府曾多次通過外交途徑，要求朝鮮和越南政府協助尋找並交還戰爭中的失蹤士兵或他們的遺骨，並以此作為與朝、越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條件。美國民眾和政府的此種努力至今未曾終止。

　由此我們想到了「六四」大屠殺中的失蹤者。他們都是在1989 年 6 月 3 日及以後的幾天裡突然消失的。他們活不見人，死不見屍，至今下落不明。他們的親屬在過去的歲月裡曾多方尋找，但毫無結果。同「六四」死難者一樣，他們都是那場流血慘案的無辜受難者。

　我們一遍又一遍地翻閱著手頭那份沉甸甸的死難者名冊。我們逐個數下來，發現在已被記錄下來的 182 位死難者名單中，屬於失蹤者的達 13 位之多。而可以斷定的是，即使這已知的 13 位，也僅僅是所有失蹤者中的很少一部分。「六四」失蹤者的人數究竟有多少？今天還是個難以解開的謎。

「六四」失蹤者 無一人生還

　尤其令我們難以心安的是，在大量的失蹤者之中，至少還沒有發現有一例得以生還的。這證實了當年慘案發生時的許多傳聞：有很多死者已被戒嚴部隊毀屍滅跡。這似乎很難讓人們接受，但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現在都知道在我們最初找到的一批死難者中，有一位名叫王楠的中學生，他是我的難友張先玲女士的幼子。人們還知道，王楠遇難後，其屍體是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第 28 中學門前的土坑裡被挖出來的。然而，人們未必都知道，與王楠一起被掩埋在同一地點的死難者少說也有20位之多。

　據當時的目擊者稱，89 年 6 月 4 日凌晨，王楠在天安門附近南長街南口頭部中彈倒地，一些自發的救護隊員上前搶救，卻遭到戒嚴部隊的嚴厲禁止，兩、三小時後王楠身亡，此後其屍體不知去向。在將近半個月以後，王楠的屍體意外地在西城的護國寺中醫醫院被家人發現。

　據當時及事後多位知情者透露，在 6 月 3 日至 4 日，有一批遇難者屍體被戒嚴部隊就近掩埋在 28 中學校門前綠地內臨時挖掘的土坑裡，幾天後屍體發出異味，經校方交涉，又將屍體挖出另作處理。王楠的屍體之所以能僥倖地留下來，是因為他遇難前穿的是軍訓時的軍服而被疑為戒嚴部隊的士兵；至於其它屍體去向何處，幾乎無人知道。

　這件事暴露了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當年確實有很多死難者的屍體被戒嚴部隊秘密地「處理」了。當時的北京有很多傳聞，比如說有很多屍體被戒嚴部隊裝進黑色塑料袋偷偷運走了，又比如說戒嚴部隊曾接管北京東郊火葬場數日用來焚燬屍體等等。對於這類傳聞，當局始終諱莫如深，民間更無從查證，但我們想，事情的真相總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

殘酷與苦難，與失蹤者一起被掩埋

　使我們感到內疚和難過的是，13 年過去了，我們才第一次對這類失蹤者作出統計。現在回過頭來翻閱那些已知失蹤者及其親屬的資料，內心的沈重是難以用言辭來表達的。

　一位蘇南某大學機電系的學生，在 89 學運期間與幾位同學一起千里迢迢趕赴天安門廣場，他們是受該校同學的委託，專程給廣場上絕食學生送交募集得來的捐款的，但他們之中的一位卻始終沒有回到自己的學校。該生在北京失蹤，當時廣為人知，傳聞也很多，卻始終下落不明。這一信息是我們兒子遇難的那個秋天，我們回蘇南家鄉時該校的一位教師悄悄告訴我們的。在以後的幾年裡，我們曾多次設法尋找該生的親屬，但至今未有結果。與此相類似的還有一位河北某大學的學生，他於 5 月下旬趕赴北京參加學運，「六四」後一直未回到母校。

　我們在這裡專門提到這兩位失蹤的學生，一是希望能有知情者提供線索，以便盡快找到他們的親屬，同時也希望當年在廣場絕食的學生能記住這些曾向他們伸出援手的失蹤同學。

　一位穿花襯衫的男子，於 6 月 4 日那一天，在京郊的一所醫院附近被一輛軍車撞倒，隨著又被後面開過來的另一輛軍車輾成肉泥，剩下的僅是一隻手的殘餘部分和那件花襯衫的殘片。這具殘缺的屍體一直曝晒在馬路上，直至 6月 5 日才被人用鐵鍬鏟入塑料袋運走。這是一位死難者，又是一位失蹤者，因為他的屍體已不知去向：我想他的家人也不會想到被軍車輾成肉泥並被裝進塑料袋扔掉的這個男子就是他們苦苦尋找卻始終了無音信的失蹤親人。

　人非草木，怎能像鏟垃圾那樣隨便處置呢！但願這慘不忍睹的殘酷永遠與死者一起埋葬，但願他家人的記憶裡永遠保留著這位男子離家時那完美無缺的身影。

　失蹤者給他們的家人留下了無盡的夢幻與期盼。他們寧願相信自己的親人還活在人世，也不願相信親人已經死去。他們無法忍受這種突然降臨的失落，無法忍受一個好端端的家庭頃刻間變得如此虛無與靜寂。我想，對於沒有經歷過當年那場劫難的人來說，這些失蹤者親屬所承受的精神上的痛苦是難以體驗的。

　一位北京某服裝廠工人，在慘案發生的當晚離家去廠裡上夜班，本應於次日凌晨 2 點回家的，但他的家人再也沒有等到他的歸來，這位失蹤者的父親當年不過 60 來歲，身體也還健康，然而沒過幾年，卻在無望的期盼中離開了人世。母親意識到兒子再也回不到自己身邊了，但她仍然等待著，她要等著看到兒子沉冤被昭雪的一天。97 年鄧小平去世，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反而觸發她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清楚地知道發生在她家裡的不幸是鄧小平一手造成的。俗話說：冤有頭，債有主。她不能放過造成這場慘劇的元凶！

　我們找到這位母親時，她剛剛從精神病院被接回家中，病情還沒有完全恢復。但這是一位堅強的母親，她重新站起來了。不久她的神智恢復了正常，隨即加入了「天安門母親」的行列。

　在一個極權體制下，人心的凶險隨處可見，動輒會帶來不測之禍。一位失蹤者的遺孤，父親失蹤那年才是個稍諳世事的孩子。他當然知道父親的突然消失意味著什麼，這在他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傷痕。但他畢竟涉世未深，不懂得自我保護。他萬萬沒有想到僅僅因為一個不慎的舉動，竟釀成了不堪的後果。

　那是在慘案發生後不久，有一天在課堂上，他難以遏制內心的忿懣，毅然在課桌上寫下了向劊子手李鵬討還血債的字樣。他這樣做也許只是出於一時的衝動，卻被他的班主任老師發現並告發了有關當局，結果招致了三年少年管制的懲罰。一個 14 歲的孩子，還沒有等到踏上社會就開始了喪失自由、喪失尊嚴的囚徒生活。

　人們常常譴責一個專制政權如何獨裁、如何壓制民主、如何踐踏人權等等，但我們想，對於這樣一個政權，最應該詛咒的，當是它的無人性，否則怎麼能連一個孩子都不放過！那位老師的行為是可憎惡的，但他（她）又何嘗不是那部專政機器上的一個可悲的零件呢！而且不是別的，正是那個無人性的政權造就了這樣一批喪盡天良的所謂「共和國公民」！

　幾年過去，這個孩子終於結束了少管生活，後來我們又從他母親那裡得知，他已隨友人去了異國。我為他慶幸，我祝願他在另一種制度下能找回作為一個人的自由與尊嚴，並從此遠離他那小小年紀就已飽嘗過的殘忍與冷酷。

　在我們已知的 13 位失蹤者之中，有 5 位我們已尋訪到他們的親屬。他們身後有父母，有妻子，有兒女；而這些親屬所承受的，卻是家庭的殘缺、破敗和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一位原建築工程隊的木工班長，慘案發生的那天夜裡11 點離家後再也沒有回家，事後其親屬找遍了城區所有醫院的太平間、停屍場，始終未見其屍體。這原本是個幸福的家庭，妻子雖是個普通女工，卻有一個聰明的女兒，當時正上小學。平時夫妻倆上班，女兒有外公、外婆照顧。

　我們第一次踏進這個家時，女兒的外公已臥病在床，但還有外婆幫著招呼我們入座。然而，當我們於前些年再次踏進這個家門時，一張看上去像土炕樣子的大床上就只剩下了一位蜷縮著的老婦人，而作為這個破碎家庭的唯一支撐者、孩子的母親也已被提前「退休」回家了。談話間我們才知道，她的老父親已於前些年病逝，而老母也已病癱在床，且已失去了語言能力，一家三口僅靠她很少一點點「退休金」度日，真可謂「含辛茹苦」。所幸她作為失蹤者親屬，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人道幫助，這才苦熬著讓女兒讀完了高中。

　然而，讓人感到氣憤、不平的是，就因為女兒是個受難家庭的孩子，家境貧寒，無依無靠，結果考分雖達到了規定的錄取線竟然未被錄取。女兒是個懂事的孩子，第二年靠發憤苦讀，終於以高分獲得成功，現在她已是一所重點高校二年級的學生了。她母親告訴我們，孩子明白家裡的艱難，她是靠課餘打工來彌補求學費用之不足。

　現在中國大陸的社會反差令人瞠目，在北京的一些大學生中竟有僱用保姆來料理自己生活的，但我們從心底裡為這位失去父親的女大學生感到驕傲，她為我們這個苦難群體贏得了榮譽和尊嚴。

　以上所述，僅僅是我們所能記錄下來的很少一部分。我們本不想向世人展示這人世間的苦難與殘酷，但這畢竟是一個真實的存在，我想有必要讓心靈幾近於麻木的同胞們知道。

專制與獨裁，不配講人道

　今年「兩會」期間，我們曾就「六四」失蹤者及其親屬的問題致函第十屆全國人大和政協，希望能引起與會代表及政協委員們的關注。頤竊諍(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