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我和媽媽、陳明叔叔一起走進客廳。媽媽坐在我對面，神情略顯困頓，凝神的目光顯示出她在掂量如何開始同我的談話。這氣氛令人難耐。
終於媽媽先開了口，她語氣沈重地說：「祖林！告訴你，我的問題又有了大的反覆。這些天，天天在開鬥爭我的會。」儘管我已有一點不祥的預感，但這幾句話仍有如晴空霹靂。我驚呆了，想說卻說不出話來，思想似乎都凝滯了。
媽媽繼續說：「我已經在會上做了檢討，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得檢討。但是被斥為『態度不老實』，說我的態度是『欺黨太甚』，『欺人太甚』。我是處在被鬥爭的地位，事實上現在是棍棒齊下，責罵、諷刺、挖苦，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會上把對我的不滿發泄無餘。」我聽著這一切，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壓力，直壓得透不過氣來。
媽媽轉而向我：「現在談談你吧！你是共產黨員，應該相信黨，同黨站在一起。應該認識到媽媽是在反黨。」她用極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說出了這幾句話。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錯誤，說出與黨不一致的話來。
她又說：「你也可以相信我，你這次回來以後，我向你說的一切，都是真話。」她克制著自己，但悲憤之情依然溢於言表。
這是一個不平常的夜晚。夜氣如磐，令人窒息。我幾乎徹夜未眠，思緒有如波濤，起伏翻騰不已。
我屬於政治上早熟的這一類人，也就是較早地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在未滿17歲時入黨。這是從小在革命隊伍中成長，接受黨的教育的結果，也是家庭影響的結果。我也較早地接觸到政治運動，在延安參加整風審干運動，我的同學中有70多人先後被「搶救」成了「特務」。後來，全部平反了。由此，我體驗到了政治運動中也有搞錯人，冤屈人的事情，初步認識到，凡事要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並且也應該獨立思考。
8月5日下午，作協黨總支通知我去談話。我步入王府井大街64號全國文聯作協大樓，就見赫赫十幾張大字報貼滿了門廳周圍的牆壁，在「丁玲」前面冠以菜碗般大的「反黨分子」頭銜，樓梯兩側也無一例外地貼滿了這樣的大字報。我頓時感受到這場鬥爭的氣氛，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識大字報這種形式，我真正地為媽媽的處境擔憂了。
在總支書記辦公室裡，總支書記黎辛招呼我坐在他的辦公桌旁，同他的辦公桌拼攏的另一張桌前坐著一位三十幾歲的女同志，面前放著一疊紙和一支筆，看來是打算做記錄。黎辛首先概要地說了1955年作協黨組所定「丁、陳反黨小集團」的主要事實，肯定這個結論是正確的，然後說了媽媽在這之後「翻案」和配合社會上的右派份子向黨猖狂進攻的事。最後，他向我說了兩點：「一，希望你相信黨，相信黨對你母親開展的鬥爭是正確的，站在黨的立場一邊；二，現在黨還在挽救她，通過鬥爭來挽救她，希望你同黨一起來挽救她。」我向她表示：「我相信黨，願意站在黨的立場上來認識她的問題。」我只能做出這樣的表示，沒有別的選擇。
這時，女同志發話了，她說：「你剛才表示願意同黨站在一起，那麼你對你母親的反黨言論與行為有什麼要揭發的？」
我說：「我去蘇聯學習4年，出國前在東北，也只是學校放假時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對她工作方面的情況不瞭解。」
回到家，我向媽媽說了方才談話的情況。這時，媽媽說：「我看你還是提前回蘇聯學校去吧！你呆在這裡，只會一步步地被牽進去。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會尋短見的。」她的語氣中透出些許急切。
我改變了留在北京陪伴媽媽一些時日的打算，決定提前返回蘇聯，就把車票的日期改訂為8月11日。
這天下午，媽媽去作協參加黨組擴大會。直到吃晚飯時，媽媽才回來。她進門後，只說了一句：「頭疼，我休息一下。」就回房躺到了床。媽媽告訴我：「劉白羽要見你，他要你明天上午10點到他的辦公室去。」這時的作家協會，邵荃麟是黨組書記，劉白羽是黨組副書記。
7日上午，我準時走進了劉白羽的辦公室。
劉白羽說的大意是：你母親1933年5月，因馮達叛變而被捕。被捕後，最初幾個月對敵人是作過鬥爭的，但後來屈服了。她向敵人寫了一個書面的東西，她交待是一個條子，內容是：「因誤會被捕，在南京未受虐待，出去後回家養母，不參加社會活動。」不在於是條子還是自首書，問題在內容，僅從這個內容來看就是自首變節行為。
劉白羽最後說：「考慮到你可能不知道這些情況，所以找你來談談，希望你同黨有一致的看法。至於你嘛，你父親是胡也頻烈士，對於你的父親，我們都是很敬仰的。」他談了大約一個多鐘頭，我注意地聽著，心中駭然。
回來後，我走進家門，步入客廳，沈重地坐落在沙發上。這三日，噩夢般的事情接踵而來，我的思想接連不斷地處於驚疑交集的狀況，加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極度的疲憊，正想暫且什麼也不去想，稍歇一會兒，不料郵差送來報紙。我隨手翻開《人民日報》，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標題：「文藝界反右派鬥爭的重大進展－－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三天以來的感受，不能說我對此完全沒有思想準備，但是，當它來到我面前時，我仍感到震驚，心不停地在顫慄。
很快媽媽也看見了報紙。她有些慌亂，一邊用手揩拭著流淌著的眼淚，一邊開口想說什麼，但泣不成聲。待媽媽稍稍平息了激動的情緒，我向她說了劉白羽談的一些內容。
媽媽說：「我要向你說明的是，所有這些情況，我以前都向組織談過。在延安時我是這樣說的，中宣部專門小組審查這段歷史時，也是這樣說的。專門小組的調查結論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錯誤』。我對這個結論提出保留意見。現在他們沒有拿出新的根據，反而加重說我『自首變節』，並且在報紙上公布，這我又有什麼辦法……寫那張條子是徐恩曾通過馮達之口告訴我，說他們逮捕我引起了一些麻煩，社會輿論抗議，外國人也不滿，因是在租界抓的我，侵犯了外國人的治外法權，說如果我寫一個書面的東西，表示是因誤會被捕，願歸隱養母，就可放我回湖南。我想，如果真讓我回湖南，我總會找到黨組織，繼續革命的。於是我寫了一個條子，但他們食言，我罵他們不講信用，他們也不理睬，囚禁依舊。」
她說：「你可以相信你的母親，相信你母親這個老共產黨員。你也是共產黨員，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斷。」媽媽還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向我講了她在囚禁中，曾自盡明志，以死證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證明對黨的忠貞的情節。我聽來心裏非常地難受，眼淚一陣陣奪眶而出。
下午，媽媽從作協開會回來後，又同我談了回蘇聯去的問題。她說：「你還是改乘飛機去莫斯科。三四天後，在莫斯科就會看到今天的《人民日報》。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麼情況都不知道，要是說出什麼同黨不一致的話來如何是好，這至少會影響她預備黨員轉正的。」
我說：「若改乘飛機，要花好大一筆錢啊！我乘火車走，是無須媽媽花錢的，我在列寧格勒已買了雙程往返的車票。」媽媽說：「現在這情況，不要考慮錢的問題。」
11日，天剛濛濛亮，我就起身了，媽媽臥室的燈也亮了。不一會，司機老王來了。
還在我吃早餐的時候，媽媽就一直無言地坐在客廳裡的一隻單人沙發上。我希望自己在這離別的時刻表現得堅強一些。我極力克制著心裏的悲傷，走到媽媽跟前說：「媽媽！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媽媽雙手撐著沙發的扶手，卻沒能站起來。我一隻腿跪了下去，頭伏在媽媽的懷裡，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閘門，眼淚傾注而下，嗚嗚地哭了起來。過了好一會，我抬起頭來，見媽媽臉上流淌著一行行的眼淚。媽媽鬆開了雙臂，我趁勢把她扶了起來。媽媽剛一站定，就撲向我，緊緊地擁抱著我，好像一鬆開就會永遠失去似的。媽媽泣不成聲地，斷斷續續地喊著：「兒子！我的兒子！」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淚，又奪眶而出。
媽媽終於鬆開了緊緊地擁抱著我的雙臂。我說聲：「媽媽！我走了。我愛你，為了我，為了我們，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在臨出大門前，我回過頭來最後地望了媽媽一眼，見她無力地倚靠在北屋客廳的門框上，悲哀地目送著我的離去。
摘編自《左右說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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