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天，整整60年前，「想起來，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實在難言。」這是最遲在20世紀60年代筆者家鄉中原一帶還廣泛流傳的一句河南墜子曲詞。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只及過去的三分之一。
據河南籍作家劉震雲考證（見他的歷史報告作品《溫故1942》一文），至今在作者的家鄉河南省延津縣，上歲數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是不堪回首。「飛螞蚱那一年，一個村餓死幾十口。」「別提民國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壞得很！」劉震雲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爺、三妗子都餓死在路上。姥姥同村的郭有運，逃難中因賣小女兒為老母親看病，與老婆大打一場。老娘最終還是病死了，軟埋在一個土窯裡。大女兒害天花
死在洛陽教會的慈善院。扒火車去潼關，兒子掉到車輪下被軋死。等到陝西，全家六口只剩老婆和他，給人家放羊。不久老婆又被人拐跑，下落不明。郭有運命大，至今健在。回憶起往事，他說：「早知道一家人這個下場，哪用逃難啊，在家等死一家人死在一起也比這強。」
據當時重慶《大公報》駐河南戰地記者張高峰《豫災實錄》的報導，在如此大面積受災和餓死人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實物稅和軍糧任務數額一點沒減少。陳佈雷說，蔣委員長根本不信河南有災，說省政府虛報災情。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報告裡有「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樣，蔣介石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徵集數額不能緩免。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約翰．謝偉思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河南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增加的實物稅和徵收軍糧。全部所徵糧稅佔農民總收穫的30%-50%，其實包括地方政府的徵稅，通過省政府徵收的全國性的實物土地稅，還有形形色色、無法估計的軍事方面的需求。一些政府軍高級軍官把部隊的餘糧高價賣給災民，大財橫財。來自西安、鄭州的奸商，地方政府的小官吏、低級軍官，一些仍然囤積糧食的地主，拚命以罪惡的低價收買土地。
1943年2月1日，重慶《大公報》刊發張高峰6000字的報導《豫災實錄》。2日，《大公報》刊發主筆王芸生根據這篇實錄激情寫作的新聞述評《看重慶，念中原》。當晚，國民黨新聞檢查所派人送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通知，勒令《大公報》停刊3天（3、4、5日），以示懲戒。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張道藩通知王芸生：「蔣委員長要我通知你，你去美國的訪問被取消了。」此前，《大公報》獲得美國普利策新聞獎，報館委託主筆
王芸生前往受獎。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媒體獲得的唯一的一次普利策新聞獎。
中原幾百萬人民的生死存亡就這樣成為新聞媒體的盲區。在此背景下，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了河南這片災難深重的千里赤地。「白修德從美國大使館的一位年輕外交官那兒得知，河南3200萬農民正瀕臨餓死。這位外交官私下裡讓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傳教士描寫這場大災難情形的信件。中國記者都不敢前去採訪，因為指責政府即使不讓他們丟掉腦袋，也會讓他們丟掉飯碗。」1943
年2月，白修德攜同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自重慶飛抵寶雞，乘隴海線到西安，過潼關進入河南。兩位記者坐著手搖巡道車自潼關來到洛陽。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殭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裡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面的肉」。
在鄭州，他們受到最熱情的款待，吃上了最好的筵席。河南省政府宴請他們的菜單如下：蓮子羹、胡椒辣子雞、栗子燉牛肉、豆腐、魚、炸春卷、熱饅頭、米飯、兩道湯，外加3個撒滿白糖的餡餅。在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的時候，白修德說這是他「吃過的最好的宴席之一」。「當白修德歸結出雖然大自然製造了這次飢荒，但是致使百姓大量死亡的是國民黨政府時，他的恐懼感很快發展成憤慨。軍隊和政府官員無視這
次災荒，仍然徵收繁重的穀物稅；儘管中國其他地方都有剩餘物質，但並沒有任何東西被及時運往河南，去制止這場災難。因此，由於失算、忽視和冷漠，估計有二三百萬的農民被活活餓死。」
白修德的憤怒無以言表。在由鄭州返回重慶的第一個電報局，洛陽電報局，白修德義憤難平，向《時代》週刊本部匆促發稿。按照慣例，國民黨中宣部要例行檢查。真是天不滅我中原，這份電報竟躲過國民黨罪惡而嚴密的新聞檢查，順利發到紐約。
1943年3月，白氏的報導出現在《時代》週刊上，歐美輿論頓時大嘩。時值宋美齡「在美國各地進行奢侈的籌資旅行」，看到白修德的報導，她十分惱火，要求《時代》週刊的發行人亨利．盧斯解職白修德。盧斯非常憤怒，你宋美齡算哪根蔥？你以為這是中國？「我只會因此更加器重他！」
回到重慶，白修德將沿途所見通過美國陸軍情報機構報告給史迪威將軍、美國駐華使館和中國國民政府的國防部長，並拜會了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四川省政府主席和宋慶齡，「竭盡全力為河南人民尋求幫助。對於任何一個願意聽他講話的人，白修德都會傾吐他對中國受災農民悲慘命運的深切憤慨」。他毫無不掩飾他對國民黨政府的憎惡，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說：「我開始讓每一個我認識的人憤怒起來。」
「白修德意識到自命為河南農民的救助者超越了職業範圍，可是他不能平息自己的憤怒。他苦苦要求美國大使館的官員給予幫助。『必須採取一些措施』，他在給孫夫人的信中，誠懇地請求她在她的妹夫蔣總司令面前說說情。他還懇求中國國防部長和立法機構的首腦給河南提供救濟物質。很明顯，由於他指責政府官員的腐敗惡化了河南的飢荒，被刺痛的有關領導在重慶反咬一口，說白修德是一名共產黨員。『我的上帝，我還來不及反應，全城人就把我視為敵人。』在一封寫給《時代》週刊編輯的信中，白修德解釋他如何地『怒不可遏』，以及又怎樣地無可奈何，『我知道，這不是我製造自由的民意或者單槍匹馬主張自由報導的地方。不過，我得做些事情。』」
白修德通過宋慶齡，請求面見蔣介石。起初宋慶齡說：蔣委員長在長時間單調的外出視察後非常疲憊，需要休息幾天。白修德說：此事關係到幾百萬的生命，一刻也不能耽擱。他建議宋向委員長報告情況時，要像他白修德向宋慶齡報告時那樣坦率無畏。宋慶齡說：那就必然有人被殺頭。白修德說：如果說一定要有人頭落地，也不要畏縮。否則，河南的情況就不會有所改變。
白修德花了五天的軟磨硬泡功夫，終於得以走進蔣介石的辦公室。「當白修德向他高談闊論時，他手撫下巴，不流露絲毫感情。」「我讓他看了一些作品，並告訴他他的政府是如何的腐敗。」「蔣不時咕噥幾句，但隨即就試圖否定白修德的觀點。」「起初，他不相信野狗從沙堆中掏死屍的報導。」蔣說：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國是不可能的！白修德說：我親眼看見狗吃人！蔣說：這是不可能的！白修德將接待室的福爾曼叫
進來，將他們拍攝到的災區照片，幾隻野狗正站在扒出來的屍體上，攤在蔣介石的面前。白修德看見委員長的兩膝微微哆嗦起來，一種神經性的痙攣。
於是一些人頭開始落地。第一顆人頭不是別人，正是洛陽電報局的發報員，因為是他「泄露機密」！「為了響應白修德關於飢荒的報導，滿載糧食的列車開始抵達河南，施粥所開始運作，大量銀元也從重慶流向災區。」
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採取措施，以確保將來不再有尷尬的報導外泄。1943年5月，政府制定了新的規則，禁止任何中國人向外國記者提供消息，除非政府授權他這麼做。另外，政府也採取措施阻撓外國記者外出採訪，並對那些透露重慶以外情況的中國人進行懲罰。為了對新的規則表示抗議，白修德和其他記者組建了一個新聞協會。但是由於中國政府拒絕承認該協會的合法地位，重慶（美國的）新聞人員的工作狀況日趨惡
化。」
當時在河南洛陽傳教的美國主教托馬斯．梅甘給白修德發信說：白修德回去發了電報以後，突然從陝西運來了幾列車糧食－－多虧了老白。白修德回信說：是美國報界救了災民，如果不是美國新聞界行動起來，河南仍然作為無政府狀態繼續存在。
2．《時代》週刊向世界披露北京「非典」疫情真相
北京「非典」在全球範圍內引起軒然大波，起於4月8日美國《時代》週刊一篇題為《北京遭到SARS襲擊》的報導。報導引用北京301醫院老軍醫蔣彥永的署名信，說僅他知道309一家醫院，就收治了60例「非典」病人，到4月3日已有六人死亡。然而就在他寫信的時候（4月4日），時任衛生部官員還宣布，北京只有12例「非典」病人，死亡3例，並信誓旦旦表示「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非常有信心能夠完全控制疫情」，「北
京是安全的」云云。蔣氏信中直斥當時的衛生部部長張文康「說假話」。
《時代》週刊的報導激起全球對中國疫情數字的懷疑。4月10日，世界衛生組織公開批評了北京的疫情報告系統，指出「北京只有少數醫院每日匯報SARS病例」，並派出專家組赴京考察。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為疫區。
蔣彥永何許人也？蔣氏今年72歲，1949年考進燕京大學讀醫學預科，1952年入學協和醫科大學，在業界頗有盛譽，曾任解放軍總醫院普通外科主任、中華外科學會北京分會委員和全軍腫瘤專業組副組長等職。1991年，英文刊物《北京週末》（Beijing Review）曾報導他是「誠實的醫生」。
據5月8日《財經》雜誌報導，在今年「兩會」之初，作為301醫院的專家組成員，蔣彥永已知一位山西老人來院看病，疑為「非典」，被轉302傳染病院。302醫院也沒有經驗，診治過程中有近10位醫護人員被感染。山西那位老人和老伴在短期內相繼病故。「這時候，衛生部找了各院的領導去開會，意思是北京已經有了此病，但作為紀律，不許宣傳，要為開好『兩會』創造安定的條件。」此後不久，301醫院肝外科也收治了一
位肝膽病人，入院後表現出SARS的症狀，轉309醫院後不治身死。301肝膽病房有兩位醫生、三位護士也被傳染，肝膽病房被迫關閉。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蔣彥永在4月3日中央電視臺疫情報導中看到，衛生部還表示北京的「疫情已經得到控制」，患者只有12例，死亡3例。蔣彥永「簡直是不敢相信」中央臺的報導。他隨即打電話諮詢309醫院（現為總後指定收治SARS的醫院）諮詢，瞭解到309醫院已經收治了60例「非典」病人，到4月3日已有六人死亡，到4月5日已有七人死亡。因309的病房已滿，總後又讓302醫院再收治。另外，在武警醫療系統中數10名SARS
病人中，病情較重的五例也轉到302醫院治療。
4月4日，蔣彥永寫了一封署名信，說道：「今天我到病房，所有的醫生和護士看了昨天的新聞都非常生氣。」他還直言不諱激烈批評了衛生部官員，並呼籲新聞媒體「也能努力為人類的生命和健康負責，用新聞工作者的正直呼聲，參加到這一和SARS鬥爭的行列中來」。該信以電子郵件的形式分別於4月4日和5日發給了鳳凰衛視和中央四臺，但沒有下文。4月8日，美國《時代》週刊對蔣彥永進行了採訪。「我就跟他們把我瞭解的講
了講，9號外頭就傳開了。」
中國「非典」疫情得以透明，蔣彥永披露的事實至關重要。公開疫情的嚴重性，促成政府積極主動加大力度應對「非典」，挽救無數人的健康和生命。蔣彥永的真話推動了一個民族直面災難，有人稱他是「中國的脊樑」。
蔣彥永先生呼籲新聞媒體「也能努力為人類的生命和健康負責，用新聞工作者的正直呼聲，參加到這一和ＳＡＲＳ鬥爭的行列中來」，可是並不是所有的新聞媒體都有勇氣面對現實。輿論認為，《財經》雜誌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在國內率先報導了這樣一位誠實的醫生，稱讚他在抗擊「非典」的戰役中「功不可沒」。
在感謝蔣彥永先生和《財經》雜誌的道義良知和職業精神的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忘掉美國的《時代》週刊。蔣先生最初屬意於鳳凰衛視和中央四套，可是沒有反響。是《時代》週刊把中國人民遭受的生死災難告知全世界，這樣才有後來的一切。
《時代》週刊與中國的這兩「交情」，為以往的國際政治說辭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時代》週刊的做法叫不叫「干涉別國內政」？第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提出，西方新聞媒體一味追求怪異，總是報導發展中國家的落後現象和負面消息，這種局面必須打破，要建立國際新聞新秩序，多報導發展中國家取得的偉大成就，這就是喧囂一時的所謂「發展新聞學」。試問：《時代》週刊的這兩次時隔整整60年的災難報導是不是亦屬「一味追求怪異」之舉？應在顛倒打破之列？
筆者最後給全中國人再提一個思考題：再一個60年以後，我們中國難道還有勞時代週刊把類似的大災難再捅到世界上去？中國人啊，我們要自省！自愛！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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