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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淵:對周恩來無法用「違心」來撇清

 2003-05-17 15:02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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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讀性極高的《晚年周恩來》的問世,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作者高文謙先生的父母是燕京大學的同學,憂國憂民而參加了共產黨,可是共產革命的勝利沒有給中國送來光明,高先生的父親先就因言獲罪而被遠放,母親在文革中又被囚禁在秦城監獄七年之久。因為天分和勤奮,高先生文革後就成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成員,把握了大量中共資料,還親訪過王力、吳法憲、紀登奎這樣一些文革要人。「六四」的血腥,使他在「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位上脫離共產黨。高先生的母親是愛國名人林則徐之後,在母親的鼓勵下,他用良知和心血,十年才寫就了這部《晚年周恩來》,事實證明這是一門忠良。

《晚年周恩來》的貢獻,在於作者全息地俯瞰著中共的歷史,而又能將文革的浩繁人事融會貫通,圍繞周恩來與毛澤東自江西「寧都會議」以來的恩恩怨怨,夾敘夾議地揭示毛澤東的「妖孽」本質;而之於謹守「晚節」周恩來,作者卻又把感情留給讀者們,褒貶由你了。讀《晚年周恩來》,如受作者一派正氣的濡沫,是一件難得的快事。文化大革命起頭時,高文謙先生年僅十三歲,卻又能對世事的理解如此透徹,我想一則生有乃祖之遺風,二則是逆境的催動,使他早生了擔當歷史重綱的抱負。 (博訊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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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就是「故事」,英文裡的history也是從story一字派生而來的,因此惟「真實」才是「歷史」。然而,中國各代史都是由後朝「官修」的,為維持「皇綱」和「帝統」,「後朝」都竭力為「前朝」美言,這就是中國歷史充滿謊言的傳統。而中國共產黨就更其然了,連當天發生的事情都說假話,它將來的「歷史」自然是沒人信的。而李銳先生以與毛澤東的私交和親歷,李志綏先生以貼身的近距觀察,分別寫就了《廬山會議實錄》和《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而《晚年周恩來》又繼往而來,卻為愛史的中國人重建了誠實的信譽。 我也見過周恩來,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時,四川搞了個「二月鎮反」,同校教書的一位體育教師被抓,我們幾個要好朋友到北京去「告狀」,在地質學院裡和西苑飯店裡住了兩個多月,等待中央解決四川問題。五月初的一天深夜,「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群眾代表」,排不上號的在台階上等候消息。後來說首長要多見些人,我也進去了,於是見到了全部「中央文革」的成員。
三十六年過去,惟對周恩來和康生的形象還有記憶。那天「首長們」都穿軍裝,只有康生著中山服,敞著領子,露出了雪白的襯衣。周恩來和康生還不時站起來走動,手上還端著茶杯,他們個兒不高,容顏端莊,紅光滿面;那年頭百姓們面有菜色,我頭遭見到氣色這般好的中國人,因此第一個閃進腦子的念頭是「他們大概天天吃肉」。記得有人嚷著要成都軍區司令員「韋傑站起來」,韋傑是個小老頭,老老實實地站起來,周恩來很和氣地說:「還是讓他坐下吧。」他南腔北調的講話很平穩,並沒有躁動的「革命熱情」。那時,我以為文革很快就要結束,對「中央首長講話」並無很大興趣,只是把他們的表面看了個夠。

人們都說周恩來很英俊。據說抗戰期間他在重慶與一班文化人接觸很多,演《桃李劫》的陳波兒暗戀他,常常來糾纏;鄧穎超女士發現了不正常的信號,就把大家聚在一起吃飯,收了陳波兒做乾女兒,才了了這番「兒女情」。這事雖小,卻使我覺得鄧穎超也是個知情理的人。「天安門事件」時群情激憤,周恩來博得了太多人的愛,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可是天長日久,共產黨毛澤東的陰毒愈暴愈多,「周恩來、鄧穎超是偽君子」,又成了我對他們的定論。

初到美國,「惡補」了一大堆海外中文報紙,至今還記得關於周恩來的兩件事。一是西德《明星週刊》五十年代報導,他在德國期間(一九二二年初至二三年七月或十一月),與一個叫「史蒂芬」的十八歲的女子相愛,她為他育有一子「庫諾」。後來史蒂芬失卻了周恩來的音信,庫諾長大遇上了戰爭,被送到東線去作戰,戰死在俄國。二是「顧順章滅門案」,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特工負責人之一,周恩來的助手,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對中共中央機關造成重大傷害,周恩來和康生率領「紅隊」將他全家殺絕,然後周恩來自己去了江西。

《晚年周恩來》記錄了他與毛澤東的一世糾纏。那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瞎指揮,書生們不得不盲從,奪了毛澤東兵權,反圍剿鬥爭就失敗,紅軍損失慘重,長征途中在遵義,周恩來不得不向毛澤東認錯。從此,周恩來後半生就成了一個「戴罪之人」。而毛澤東生來刻薄寡恩,不時要拿別人的過錯來敲敲打打;即便周恩來檢討認罪不完,毛澤東也不寬恕他。幾十年後,還要用「經驗主義」的緊箍咒纏他,用「伍豪事件」的叛徒嫌疑暗示他,臨死還被清算「投降主義」。在得了不治的癌症後,毛澤東賜他早死,他就不敢不先死了。

《晚年周恩來》開卷便道出了周恩來「保持晚節」的惶恐心態:「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周恩來提筆給毛澤東寫了封親筆信(按,寫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回顧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說:『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讀到這裡,我大驚:周恩來只比毛澤東小了五歲,怎若兒孫般的謙卑?

中共犯過「路線錯誤」的人物,都被打入了冷宮,陳獨秀早就貧病死在四川江津,王明去了蘇聯,張國燾去了香港,惟周恩來是「留用人員」。儘管他在黨內有資深地位,但與曾是毛派人物的劉少奇、鄧小平,或身為嫡系軍人彭德懷、林彪不同,他們還可以有點頂撞的膽量,而他周恩來卻是萬萬不敢的。這固然是因為毛的強勢而霸道性格,和周的懦弱而懂事的天性;更重要的卻是他有過反毛的「不良早節」,使本該有點「革命家」血性的周恩來,在毛澤東面前卻像個奴婢了。

四二年,周恩來從重慶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仕別三年,「紅太陽」已經高高升起,《晚年周恩來》說到一件非常驚心的事情:「周恩來一回到延安,毛澤東就給他來了個下馬威,劈頭蓋臉地批評他在與胡宗南辦交涉時破壞了黨的紀律……並甩出一句很重的話:『不要人在曹營心在漢!』」毛澤東隨意辱罵高級黨人是「家常便飯」,張國燾就親眼見過毛澤東罵張聞天,就如老子罵兒子;而毛澤東對張國燾夫婦,也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甚至於街頭戲弄張國燾年幼的兒子,遂使張國燾萌生了去意。而「相忍為黨」的周恩來卻把這句重話嚥了下去。

毛澤東在共產黨內的地位,是他的智慧和能力造就的。有人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對於打天下的時代共產黨來說,毛澤東是一個有「想像力」的創業領袖,周恩來只是個「通情理」守成之才。毛澤東不擇手段的謀略,投合了共產黨人追求勝利的要求,乃至不計後果地將他捧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他與周恩來江西一度的「瑜亮」情結,早因周在遵義認了「我不如人」而了結;再通過造神的「延安整風」,周在毛面前更喪失了人格獨立的尊嚴,從此就鑄定了他們間的「君臣」關係。

遵義會議伊始,共產黨既因毛澤東而獲得成功的「效率」,亦因他的至尊,而使黨內生活失去了「公平」。成敗皆因毛澤東,六十年代初中國已經餓死了幾千萬百姓。可是身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蕭華,還在那流傳一時的《長征組歌》裡歌頌「毛主席料事真如神」。幾年後,毛澤東就發動「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蕭華們和劉、鄧一鍋煮了,他們這才發現「神」與「鬼」是沒有區別的。中國俗語也很精妙,何為「牛鬼蛇神」?非毛澤東莫屬也。

《晚年周恩來》說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灰頭土臉,「精神頹唐,抑鬱終日,內火攻心,終於病倒了下來」。他天天想害人,又怕有人要害他,因此拒絕服藥。加上參加陳毅追悼會,「受了風寒,導致病情惡化,由肺炎轉成肺心病,全身浮腫,整日昏昏沉沉,出現心力衰竭的現象,曾一度昏厥過去」。「聞訊趕來的周氏心情緊張到了極點,以至當場大小便失禁,許久下不得車來」。作者引用李志綏醫生的回憶,毛澤東病中曾經作過交權的安排:「毛將頭轉向周恩來說:『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話說:『主席的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毛搖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

可是,尼克松即將訪華,毛悟出了以外交勝利掩蓋文革破產的玄機,於是開始服藥,並迅速見效。《晚年周恩來》又記載,經周恩來與尼克松、基辛格週旋,「聯美反蘇」局面實現,毛澤東得意之餘,病情亦見好轉,於是害人之心又起。一則後悔交權的安排,二則妒忌周的風頭,三則擔心活不過周。於是指使汪東興阻止治療周恩來初發的膀胱癌,又利用「批林整風」勒令周檢討歷史錯誤,七三年十一月藉故召集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莫須有」地批判鬥爭周的「投降主義」,江青竟指責他「跪在美帝面前」,周恩來經過此番刺激,精神肉體一蹶不振,而繼之而來的「批孔」、「批水滸」、「批宋江」的明槍暗箭,終於將他射倒於病榻不起。

共產黨倒置了「群眾─政黨─領袖」的從屬關係,周恩來不僅參與了領袖危害人民的活動,而且在共產黨的內鬥中,屢屢以毛澤東的意志為轉移,以保護自己為前提,不惜犧牲同志。因此,對於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許多行為,即便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也無法用「違心」二字來撇清:他究竟是在「毀黨」,還是在「護黨」?七五年九月,周恩來在施行第四次手術前大呼:「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實上,他既沒「忠於黨」,也沒有「忠於人民」;而只是一個平時跪在「領袖」腳邊的人,臨死想伸直一下。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都很重視「名節」,而他們想保持的「晚節」,今天看來都是些如「忠於毛主席」之類的「污名」。《晚年周恩來》說毛澤東死後,「四人幫」被打倒,就在毛澤東身與名俱裂的當刻,鄧穎超卻先就要主持平反工作的胡耀邦,把七三年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記錄全部銷毀,她憂的竟是毛的陰魂還要糾纏先君的「清白」。這位「天字第一號」的「馬列主義老太太」,實在是太「不識大體」了,她對即將來臨的變革竟毫無預感,乃至今人要為周恩來□身,都失去了一個重要依據。

《晚年周恩來》對毛澤東、江青夫婦的無恥暴戾,進行了無情揭露。在文革期間,我就聽說江青說她是「主席的一條狗」,還聽說過她常常自稱「老娘」。對這些話,我一直將信將疑:莫非如此高級的政治人物,還說得出這般粗鄙下流的言語嗎?可是高文謙先生為它們都找到了出處。讀到這些文字,不禁痛心,原來是一個妖孽豢養了一群瘋狗,把我們民族的四千年文明,咬得遍體鱗傷;這又如何叫我們去認同那個至今還以妖孽為偶像的中國共產黨?

周恩來既是一個顛覆政府的革命者,又是一個恪守君臣之節的奴僕。中國產生了這樣一個複雜而失敗人物,然而海內外還有許多人崇敬他,可見未來還將有後繼的失敗者。有人說,這是共產黨的不良黨規,造就了周恩來這樣的人物;也有人可爭議說,正是周恩來這樣的人,姑息了毛澤東,造就了共產黨。我們要跳出這種因果循環,只能將周恩來現象歸因於社會文化─心理現象,極端霸道的毛澤東和極端順從的周恩來,都是中華民族封建文化的產物。



毛澤東與周恩來歷史照片(資料照片)

然而,從個人人格上來看,周恩來和毛澤東畢竟是不同的。毛說過:「我是不下『罪己詔』的。」可見他是一個毫無懺悔之心的「鬼」。而周恩來卻是一個很有罪惡感的「人」。他自覺對不起賀龍,一有機會就設法挽回。《晚年周恩來》中楊成武的那段追憶,確實很叫人感動。儘管周恩來做了那麼多的錯事,但他畢竟是一個想與人為善的人,一個經常念及別人的好處的人,一個願意自我譴責的人。如果不入共產黨,他未必會是「絞肉機」中的一個大齒輪。

據說周恩來死前私下多次表示,不要忘記過去幫助過共產黨的人。然而,毛澤東連郭沫若這樣的人都不放過。抗戰期間郭沫若寫了《十批判書》,批的是秦始皇,罵的是國民黨;可是到了七三年「評法批儒」時,以「秦皇」自命的毛澤東竟拿「老朋友」來開刀。《晚年周恩來》說,在七四年「一.二五」萬人大會上,江青「有意殺雞給猴看,郭沫若被幾次點名,當眾罰站」。眾所周知,郭沫若還有幾個兒子自殺、坐牢;而有識之士如羅隆基、儲安平者,則早就家破人亡了。

周恩來一生都是很痛苦的。死神降臨前,一次一次喚醒他的,可能就是顧順章一家婦孺乞生的哀求聲。他或許自慰那是「以革命的名義」,或者自責那時「太年輕,太無知」。一九五四年,他回到闊別三十一年的柏林,一個十一、二歲的德國兒童來求見,說是他的孫子,這當然是東德共產黨當局認可後的安排,可是五十六歲的周恩來卻將他拒之門外。畢生善解人意的他,難道就不能送孩子一盒糖果,再哄他一下「你奶奶認錯人了」嗎?而非要讓這個受了傷害的幼稚去冥思苦想:莫非是祖父太冷酷,或者是祖母在撒謊?

《晚年周恩來》說他臨終前是很孤獨的,鄧穎超無言地握著他的手,等待最後的時刻。想必冤魂們一個一個地來給他送行,有的尖刻,有的寬容;周恩來向他們一一謝罪,但「我行將就木,已無力挽回」。周恩來或許是一個良心未泯的人,殺完顧順章一家後,一位目擊者就見周恩來自言自語地說;「今後歷史如何看待我們呢?」爾後,周恩來也可能立過這樣的大志:「讓我們得天下後,做盡好事來補償。」然而,權力到手的共產黨,就成了合法的「斷頭臺」,繼續以「革命的名義」,屠滅了無數有形生命,還摧殺著無形的道德和靈魂。

共產主義幽靈在地球上回湯了一百年,周恩來追隨了它在中國興起─挫折─成功─失敗,最後卻由「領袖」安排了他的死期。可慶幸的是,他死在毛澤東的前頭,中國的「後事」由別人去操辦了。否則他很可能是中國變革的一塊絆腳石,總之他的政治行為不可理喻。他去世後,臺灣國民黨當局的態度是:「我們反對共產主義,不反對個人。」從《參考消息》上讀到這條報導,我流下過熱淚。又是近三十年逝去,如果人們還能從這位大暴君的卑微助手,與「殘暴」同義的「共產主義者」身上,品出一些磨滅不去的人情味的話,那也算是他個人的成功。

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錄一:周恩來在德國子孫們

周恩來與德國情人的故事,始傳於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周訪問東德,接受胡包特大學頒發榮譽博士,有一位自稱是他兒子的東德男子要與他相會,被他拒絕。該男子的面貌有華人特性,輪廓也像周恩來。據當時西方報紙報導,他是周恩來在法國巴黎留學時,與一位德國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她「可能是」德共黨員,後離開巴黎返回德國。

「周恩來在東德有子孫」的新聞,啟發了當時西德《明星》週刊記者海德曼,他以極大的興趣和耐心,深入「鐵幕」採訪,在東德漢德海根見到了周恩來當年的情人及其兒子的遺孀,後來又在芝遠見到了周恩來的孫子。據海德曼報導,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是哥廷根的奧本曼旅店的女僕,一九二三年周恩來寓居該店期間與之相識,匿稱她為「格德爾」,兩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頭髮深棕色,體態略胖,不久為周生下一子,取名「庫諾」。生下孩子十二天後,她被旅店老闆解雇,回鄉下父母家去了,從此與周斷絕音訊。庫諾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妻子改嫁,留下一個孫子「威佛利」(即古諾.韋爾來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漢德海根採訪時,他才是個十來歲的小男孩。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週刊記者再訪東德,威佛利已長大成人,在一家國營工廠當工人,結了婚,已有兩個女兒(不是兒子)。他為自己是周恩來的後代深感榮耀,得意地告訴記者:「我的祖父舉世聞名」。還說工廠的同事都知道這件事。

(摘自金鐘編《紅朝宰相》第183頁)


附錄二:洪揚生談「顧順章滅門案」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負責中央政治保衛工作的特別委員會,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務主席向忠發、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負責,特委是決策機構,下設中央特科是行動機構,由顧順章負責,特科下設四個科,洪揚生(一九二四年入黨)為一科的負責人,負責總務;二科搞情報,負責人陳賡;三科就是著名的「紅隊」,又叫打狗隊、紅色恐怖隊,譚余保、王竹友先後任科長;四科是後來才成立的,是電訊科,由李強負責。洪揚生親自參加了這場殺光顧順章全家的滅門案。

這場屠殺由周恩來親自帶隊,康生(趙容)也直接參與,黃埔軍校的學生斯勵那天在顧家打麻將,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有記載斯勵在「四.一二」清黨中曾將周恩來從國民黨手裡救出,但也因為他認得周恩來,所以也一樣被殺。這一事件中當場被殺的有顧順章的十幾個家人和親友。洪揚生親自殺了顧順章的妻子,還安排把顧順章七歲的女兒送去浦東,後來下落不明。在行刑過程中,康生表現得比周更堅決、更冷酷。

任務完成後,周恩來冷漠地望瞭望趙容,像是在跟他說話,但又像是跟自己說話似的,自言自語地講:「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們萬不得已,採取這樣的極端措施,今後歷史將怎樣看待我們呢?」大概講了這句話後才可以稍微對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三一年在甘斯東路愛棠村、新閘路、武定路等地挖掘這些屍體時,共挖出三、四十具,都是周恩來領導下的這個「鋤姦」的戰果。當時哄動了整個上海。

在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親自召集特科的成員和他們的家屬說:「中央來不及妥善安置每一個,如果有可能離開上海,就離開上海躲避一陣子,如果實在躲避不了,顧順章來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許你們自首脫黨,但決不能出賣朋友,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產黨的天下,我會替你們作證……」

洪揚生後來轉移到中央蘇區,在「長征」途中被俘,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自首,當了一段時間的特務,大概沒有立功表現,後來長期失業,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後,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領導中央特科的潘漢年,因為他知道周恩來作過的上述指示。但潘漢年敷衍了他幾句,就將他推出門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時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廠勞動,五八年再被捕,一直關到七四年,未正式判刑。洪為保衛革命領導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後當然怕他嘴巴不嚴,亂講話,而對他實行「專政」,但沒有把他滅口。文革結束後,由當時擔任外貿部長的李強作證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館,每個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費。

  (林保華文,原載《華夏文摘》,朱學淵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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