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安全威脅

胡錦濤表示，「非典」疫潮對中國來說，是一個災難。它有如無形的敵人，來去無蹤地侵入中國各個省市，侵入中國的心臟北京，大舉殺戮，併進而襲擊中南海。中國從最高層領導至普通百姓，都感到這個敵人對生命安全的威脅。它又重創中國的經濟，無論出口或內部消費，直接受損的以千億美元計，而後續的影響更不可估量，因為它很可能改變外來投資者以中國為「世界工廠」的策略，從而使中國吸取外資的能力大幅下降。

「非典」是中國開放二十年來，最大的敵人，是對中國這個國家的安全最大的威脅。

但這種對安全的威脅，不是外來的。有人認為，「非典」是珠三角不顧生態環境地快速發展經濟而產生的病毒。然而，昨天筆者在本欄所引述的仲大軍的意見，其實也是各國媒體的意見，都認為疫情的擴散，主要原因是政府早期的刻意隱瞞疫情。換句話說，是中共專權政治統治下，控制全國媒體，並一貫以來把任何災難視為國家機密，正是在這種大政方針的指導下，才衍生「非典」災難。

我們再看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以來，五十多年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和傷害，究竟有多少次是外來的傷害？有多少次是外國的軍隊打到中國的國土上？有多少外國的（包括臺灣的）特務潛入大陸進行破壞而造成較大的傷害？有多少因為中國的國家機密被敵對國家掌握了而構成對中國安全的威脅？真是翻看共和國的歷史，怎幺數都數不出來。

對中國的傷害，絕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政策反覆、反右、大躍進、文革，連串的運動的折騰，是對中國的傷害。而這些政治運動的發動都基於一個基本觀念，就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就是為了國家安全而必須在中國內部清除外國勢力的「代理人」。這種自我挫傷的運動的進行，又依靠對媒體的控制與對軍隊的控制，用中共的術語來說就是抓槍桿子和筆桿子。

從中共建國五十多年的歷史來看，從「非典」疫潮的擴散來看，對中國國家安全、人民安全最大的威脅，實來自單元政治之下對國家安全的狹窄理解，認為控制了媒體、堵塞了所有在別國不視為「機密」的「國家機密」的外泄，就能維護國家安全；認為對政府的批評就是「煽動叛亂」。正是這種狹窄理解，害了中國也害了中國人民。

這種狹窄理解看來也將害及香港。香港特區政府在市民集中關注「非典」期間，要急急通過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究竟是愛國還是誤國？請予深思

（蘋果日報）(5/9/2003)(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