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那些沉默的大多數 ──伊拉克戰後隨想

伊拉克民眾「一言九鼎(One word tells all)」

這一天，美軍佔領巴格達市區大部，市民們冒著「伊拉克共和國衛士」的冷槍襲擊聚集在中心廣場，給薩達姆雕像頭套上了繩索，同時輪起一柄沈重的錘頭，砸毀那個雕像巨大的花崗岩基座。最後，他們請來美軍和裝甲車幫助他們撤毀了這個獨裁統治者的雕像。同日，五角大樓正式宣布薩達姆政權已經解體。

隨後彷彿是突然間，美國土地上湧現出伊拉克人的遊行隊伍：他們歡呼戰爭的勝利，感謝美英解放軍英勇作戰，他們把這一天看作是他們的出生日。那一天，福克斯(Fox)電視臺和新聞網以「薩達姆海珊政權明顯垮臺，全美伊拉克社區民眾歡呼雀躍」為標題報導了擁有30萬中東人的密西根州，阿拉伯人居住中心的迪爾波恩市歡呼勝利的情況。那裡人們「站在車上歡呼並揮舞美國國旗和伊拉克旗幟，意識到他們從來沒敢奢望的這一天終於漸漸逼近」。他們說：「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全伊拉克的生日」；他們說：「如果布希總統允許，我要和他握手」；他們感謝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給伊拉克的巨大幫助，他們幾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他們說「正如同一個巨大而驚心動魄的結束的到來」，他們「等這一天等了35年」。正如為自己是一個伊拉克人而感到自豪一樣，他們說他們「今日為自己是一個美國人而自豪」。

他們推倒雕像的肢體語言，對於結束暴政統治來說，是一個再不能明確的象徵的舉動；他們走上街頭歡呼雀躍，對於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則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歷史性證明。正如一位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所言：「一言九鼎(One word tells all)」。 面對他們的言行，此前世界上關於這場戰爭是與非的辯論其實都不足稱道了。

沉默的海洋

突然躍現在世界眼前歡呼跳躍的伊拉克人提醒我們，在那個從來蔑視國際協議一意孤行的國家裡，始終存在著一個沉默的絕對多數。

這個絕對多數是薩達姆政權的直接受害者，對武裝解放伊拉克問題最有發言權。但是在2003年4月9號之前35年漫長的時間裏，他們從沒有發出過自己的聲音。這個殘暴獨裁、對外以武力搶佔別國領土、以欺騙蔑視聯合國過去12年間17項決議的國家，對內的唯一管理方式似乎只有屠殺。電視畫面上，一位軍人在搜索平民住區房屋後回答記者的話足以令人震驚。他說，「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兩個成員被薩達姆政權殺害」。面臨這樣的生存處境，這個沉默的多數一直鴉雀無聲。雖然世界上到處都是嘴、所有喇叭都搶著談論伊拉克問題，伊拉克人完全禁聲。他們的喉嚨被軍隊警察強權暴政卡住，無法出聲。哪怕世界吵翻天，哪怕美國為解救他們跟全世界都掰了，他們只能沉默。

上個世紀當羅斯福力排眾議，領導美國走上歐洲戰場的時候，除了看見世界版圖迅速插遍納粹旗幟，也沒有人能夠洞悉猶太人的苦難。在橫掃歐洲戰場時，美軍士兵無意中走進一個關閉的大鐵門，發現裡面成群結隊的骷髏人形緩緩圍攏而來，他們目瞪口呆，以為自己走進了地獄！然後他們才發現那是一所集中營，叫做達豪集中營。國際社會後來的調查表明，那樣的人間地獄遍佈歐洲各地，集中營總數竟高達七十一萬四千個，一時間舉世震驚！美國本土的反戰聲勢銳減。可是在此之前，千百萬猶太人正如今天的伊拉克民眾一樣，被禁錮得連一個螞蟻的聲音都發不出，而反戰示威在美國本土和今天一樣聲勢浩大，指責羅斯福要把美國帶向地獄的不乏其人。

人們極易忽略的歷史證明是，獨裁者掌握國家從所有資源，包括經濟能源、新聞媒體、行政司法、警察監獄、軍隊武裝，權力所到之處，沒有他想幹而幹不成的事。只有大智大勇者先於世界覺醒，號召人類良知奮起反抗。但是這些先知必定遭受人類的詛咒。愛因斯坦早在納粹發動侵略戰爭六年前的1933年就改變了絕對和平主義的立場，主張文明世界以軍事行動解除希特勒武裝。面對無動於衷的世界，他表示自己「不能理解整個文明世界對這些現代野蠻人的消極被動反應」，他怒而發問：「世界難道沒有看到希特勒正在以戰爭達到目的嗎？」(維也納《綜合週報》一個記者的報導，見派斯，《愛因斯坦在這裡生活》，第194頁，轉引自《愛因斯坦語錄》) 不過他的大聲疾呼導致的只是自我孤立和庸眾的攻擊。

生活在外國土地上的伊拉克人同樣選擇沉默。是因為薩達姆的警察間諜遍及世界所有伊拉克人居住的地方，他們用各種現代化手段監視所有伊拉克外國僑民，同時以暴力脅迫僑民們在伊拉克的親屬。外面一個不慎，裡面親屬就慘遭報復。上月(4月)17號《華盛頓郵報》披露了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發現的薩達姆政黨文件的內容。這個政黨利用金錢和高壓手段，收購自己的成員和其他所有人的良心：誘惑他們、或者迫使他們向當局匯報一切人的一切叛逆行為。這些內容與最近對當地人的採訪相互引證，顯示間諜與出賣活動滲透人民的日常生活：孩子被鼓勵通報父母的叛逆情況；政府工作人員不時遭到逮捕關押虐待，然後悄然返回工作崗位；年青學生將未來的前途寄託於充當黨的馴服工具。「對於黨的關注而言，沒有什麼微小細節是不足稱道的。」除了以金錢做誘惑收買大量告密者，這些文件顯示的大量特務活動情況，可以和東德垮臺後解密的秘密警察檔案所顯示的類似情況相比。東德當年的檔案顯示，五分之一（一說32%）的德國人參與了向東德警察當局出賣情報的活動，這其中包括異議人士和從事反政府活動的民主人士。可以想像境外伊拉克人儘管脫離直接監控，但是他們並未擺脫恐懼，也沒有言行自由，自我審查、自掐喉嚨是普遍現象。
在美國教書的庫爾德族人、馬克雅教授在他的著作《恐怖共和國》(The fear of Republic)中向全世界披露了庫爾德一個整村被伊拉克化學武器殺害的事實，他是極少的例外。因為他開口說話的勇氣除了來自道德良心，還建立在一個基本前提上：他被捏在薩達姆手中的「人質」都過期失效了。他在伊拉克的25位親屬已經全部慘死於生化武器，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女兒、父親、母親、姐姐等。舉目無親而且隻身在外，他悲憤之餘再無後顧之憂，才開口說話。鑒於此，可以想見美軍攻如巴格達之前，境外絕少數率先上街支持武力倒薩的伊拉克移民冒了多大的風險。為了不失時機地舉起支持的手臂，他們將全部親屬性命做了抵押。如果不是認定布希「鏟除薩達姆政權」的誓言決非兒戲，如果不是仔細聆聽高科技炮火聲中英美必勝的實力，他們斷然不會提前走上街頭。

通過後來的報導我們得知，自從開戰以來境外伊拉克人幾乎夜不成眠，甚至荒廢工作。他們成日整夜守在電視機旁，盯著聯軍每一步進展和共和國軍的每一次抵抗。他們比任何以和平名義反對戰爭的人都痛恨屠殺，需要和平。因為那些在底格里斯河岸的槍炮聲中拋向聯軍的鮮花，就是被薩達姆屠殺的他們兄弟姐妹的鮮血和遺願澆灌出來的。雖然如此，他們中有的移民美國已經20年之久，在薩達姆漫長35年統治期間，他們卻是第一次走上街頭，第一次公開表達對伊拉克戰爭的支持、對美英軍隊的歡迎和對美英兩國的感謝，第一次讓記者在報導中公布他們的真實身份和姓名。正如他們自己所表白的那樣：「如果他(薩達姆)還掌權，(我們)沒有人會上街。」(2003年4月9號福克斯新聞網)。他們已經沉默了35年，當然可以繼續沉默下去。

一個更大的沉默的海洋

伊拉克人支持倒薩的聲音遲至薩達姆垮臺之際才爆發，並不奇怪。同樣的情況在另一個專制國家已經持續了半個世紀：中共建政之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中100多萬受難者(見1950年《新華月報》)和他們親屬沒有發出聲音；中共黨內「反右傾運動」近400萬受誅連者(見大陸出版物《大躍進狂瀾》)和他們的親屬沒有發出聲音；1959年到1961年由於強制性高徵購糧食所導致的世界最大的飢荒，死亡人數高達5千萬到6千萬餓殍(見香港"解放月報"1989年第6期：古華《寫給北京國難日》一文轉引1980年中共中央高級黨校29省市黨委書記讀書班統計；另見「紅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大飢荒"一文。) 他們和他們的親屬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文化大革命運動」，數百萬死難者當然不能發出聲音，近千萬的冤獄冤案受害人、上億的受誅連者(見鄭義《紅色紀念碑》)也沒有任何機會發出任何抗議之聲。連20年之後民間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 的溫和呼聲也一再被官方壓制。

這是一個沉默的海洋！不算監獄、勞改營以及各種非正式管教所、牛棚、干校、監管隊裡活下來的人，僅僅因死去而永被封嘴的人數，就超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死亡總和。據專家統計，上個世紀人類三項歷史事件死亡人數最高。一是納粹種族滅絕；二是戰爭；三是共產主義。在這三項人類罪惡中，共產主義國家裡遭到屠殺與「非正常死亡」者的統計數字最高，是八千四百五十萬，兩倍於二戰死亡總數。而在共產主義世界，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高居所有共產主義國家之首：總匯國際社會和中國有關問題專家的調查，最保守的估計是兩千萬，最高估計則是八千萬(參見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學系的教授拉梅爾的統計調查、美國國會七十年代初聽證會調查、《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在"大屠殺"條目、十一位法國知名歷史學家，"共產主義罪行檔案揭秘"[Black Book of Communism]一書等) 。

這是一個浩瀚的沉默的海洋。中共建政50多年以來，唯一導致這種沉默有所改變的是一個新的受壓迫團體，法輪功團體。法輪功眾信為堅持信仰自由而不懈地公開抗爭，但是他們獲得的來自中國民間社會的支持和同情無法通過公開渠道獲得表達。事實上，中國沒有土壤形成一個與官方勢力抗衡的民間社會，所以49年以來的沉默至今仍大面積延續。過來人應當記得八九年間突然現身北京街頭的百萬民眾，也應當記得六四之後他們突然全部消失得無影無蹤。連續清查，始終不見。

即便身在不以言論治罪的境外，大部分公開發言的人都屬於「死豬不怕開水燙」一類，要麼早就進出過牢獄，要麼早就在黑名單上挂了號。而那些在境外敏感媒體(所謂「敵臺」)供職的大陸背景的新聞從業人員，必定具有兩個以上的身份和姓名(有的甚至三個)，一個用來對公眾發出聲音，一個用來過私人生活。「敵臺」之外其他的人們，不受雇於人，沒有「單位」，來去自由，但即便在網上發表言論，也要用假名(而不是筆名)，如同出席化裝舞會的蒙麵人，在舞會和現實世界裡扮演兩個互不相干的角色。除非採用特殊手段，你斷然不能知道網上舞文弄墨者其誰人是也)。
這種境外蒙面狀態普遍到什麼程度？普遍到如果由於某種原因無法蒙面，即便在遠在重洋之外，也必定「安分守己」，不越雷池於一步。10年前有一艘偷渡船叫「金色冒險號」。上面291名偷渡美國的大陸男女，人均借貸近萬美金，歷經一年零兩個月時間，行程一萬六千海哩，途經緬甸、泰國，穿越非洲、馬六甲海峽、印度洋、好望角、大西洋，繞了大半個地球來到自由之鄉，不幸被紐約警察發現，11人溺水身亡，其餘全部關押入獄。他們付出九死一生的代價，是為了一個自由富足而有尊嚴的生活。但是當希望面臨破滅之時，他們寧肯繼續忍受美國的牢獄之災，寧肯前功盡棄，不肯與前來幫助他們的知名「異議人士」會面。唯一的原因是擔心萬一遣返，回去遭難。身在自由國度，怕的竟仍是遠在大洋彼岸的專制當局。這樣的恐懼，史無前例，就在我們身邊。

手無寸鐵，面對哪怕一個本質極為虛弱的獨裁政權，反抗也無從談起。大多數中國民眾在幾十年來的體制性危險中早已養成了防患於未然的習慣。這習慣最後變成了自身的呼吸系統，吐納之間全然無意識；變成了人體自身免疫機能，在危險環境裡發揮作用，不需通過大腦批准。這就是專制世界的輿論環境。儘管在這沉默的海洋上偶爾有一兩隻帆船在禁區浮現，奪走我們的視線，但是說一句反話、倡導一次抗議簽名活動、寫一封請願信，立即受苦受難，遂成名成家。這種環境畢竟不正常。遑論成名成家者立即被視為神經缺陷者，冠之以「異議人士」的帽子(好聽點的叫做「異議作家」「異議記者」)，歸為另類。

「異議」具有強迫離群索居的殺傷力。這種殺傷力萌芽於專制體制，生長在沉默大多數的叢林。與之相反的例證是我們在自由體制所看到的情況：無論什麼奇談怪論，多麼反政府，「異議」二字從不在大眾語言、官方語言中出現。因為在自由國度裡，例如美國，異議人士幾乎就是全體國民。納稅人誰沒有過不滿官方政策的言論呢？各種反對團體多如牛毛，美國首都華盛頓市區很少週末沒有抗議人群的點綴。為了方便他們示威和交通，當地警察局提前頒發特定街道在特定時間內的戒嚴通知也是司空見慣。前不久召開的全球關注的好萊塢頒獎集會上，新聞記錄片獲獎者上臺表達對現任總統布希的不滿和鄙視。而他的大名之光耀四射，並非因為他的反政府言論，而是因為他的藝術成就；他絕無福氣從此由一個藝術家升遷為「異議人士」。「異議人士」(Dissident)這個詞固然來自西方語言，在冷戰時期使用率最高，但是這個詞彙所表述的現象卻是專制國家的特產。

大多數的沉默誤導自由世界的輿論

專制國家非常態的輿論環境，嚴重地誤導了整個自由世界。不是通過當局指向「人間天堂」的航標燈來誤導 ，卻是通過民眾沉默的海洋來誤導。
伊拉克人戰前的沉默使反戰者們的和平訴求顯得十分人道；而伊拉克人戰後的歡呼確顯得這種和平口號本身相當虛偽。境外沉默的伊拉克人，聽了滿耳朵世界關於這場戰爭的爭論，當他們終於走上街頭，他們對美國電視記者說：「你們反戰，你們這些和平主義者說要和平，我們有什麼和平？薩達姆強加在我們頭上屠殺和戰爭已經35年了！今天，我們才感到和平即將來臨！」他們表示：「大規模殺傷武器！是不是找得到那是你們美國人的事。對於我們伊拉克人來說，薩達姆政權就是大規模殺傷武器！」

令人遺憾的是，意識到專制獨裁之下沉默大多數的存在，並非民主自由體制的特長。自由世界的人們習慣於盡情表達。生活於大學校園的左派教授學生、忙碌於視覺媒體的記者編輯、活動於聯合國的非政府組織團體代表，幾乎沒有可能生長出知覺神經，去感受彼岸沉默大多數的存在，去觸摸他們在恐懼與憤怒中顫慄的心靈。

感受那個沉默大多數，甚至不是專制國家人們的特長。在中國的言論禁區，那些苦難記憶被洗劫一空的善良人們，被剝奪了觀看外部世界真相的渠道；那些被灌輸扭曲歷史與現實知識的「愛國主義者」們，即便有機會看到真相也拒絕接受，因為他們已經把民族主義當作評判國際事務的唯一思想武器；而相當數量把是非判斷當成個人利益成本來計算的學術投機家們，面對事實和真理，則早已把良心和真誠扔進了自己書桌下面的廢紙簍。沉默的海洋被切割得四分五裂，偶有異議聲音發出，各自孤立，沒有回聲，不成體統。

面對納粹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由於對遲鈍的世界感到失望，愛因斯坦曾經預言：「第四此世界大戰時，人類的武器將是石頭」。這絕非駭人聽聞。如果國際社會仍然缺乏足夠的智慧，仍然無視沉默海洋的存在，仍然不能洞悉魔鬼的本質，不能承擔義務、不敢忍辱負重，沒有足夠的勇氣面對「道德」責難，那麼，面對現代化的納粹分子們，人類就得準備好回到原始社會，拿起石頭。

（原載《議報》）(5/7/2003)(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