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宣傳的抗日英雄

樊金堂去世了,我心裏很難過。回想過去……

那是1973年,一位老首長對我說: 「咱們晉察冀有個有名的戰鬥英雄,叫樊金堂……

去延安學習,以後到了東北,現在在遼寧。他挨了好幾回整,目前下放某地,想回山西來,你幫個忙,把他調回來吧。」我說:「行。」會上研究通過,然後發個函,不久,這人就帶著全家回到了太原。人回來了,情況也逐漸清楚了。支左的軍人們背地裏嘀咕,』說我調回來一個「壞人」。我不放心,就問那位老首長: 「聽說他蹲過監獄……」他說: 「扯淡!運動當中態度不好,抓起來的……他從來沒有態度好過……哈哈。」樊金堂回到太原三個月不能分配,後來知道這些情況,直奔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長們。他人還沒回來,電話來了。當時的省革委會主任過問此事,指示「妥善安排」。

支左的軍人們頂不住了,同我商量怎麼安排,我說: 「好辦。」樊金堂抗日初期就是縣大隊的大隊長,到70年代才只十六級,一次會上決定,安排在省測繪局任辦公室主任。

他回來以後;我們才認識。我的老首長曾經多次向我講述樊金堂的戰鬥故事。我同他認識以後,便常常問他。我是想檢驗一下老首長說的是否真實。現在要從頭說那些戰鬥故事,讀者也未必愛聽。再說,我也不善於描寫。我曾經想過,邊區的著名作家不少,怎麼沒人寫樊金堂呢?有個朋友對我說: 「如果寫樊金堂,那是宜傳什麼呢?」我一時回答不上來,他繼續說: 「宣傳,宣傳,不要忘了宣傳」….」我說, 「宣傳抗日還不行?」他說: 「正是抗日,不能宣傳……」我不能說服別人,只好說服自己。我說宣傳抗日,也是用著「宣傳 」的竿爬……文學是人學,它應該著眼於人。多年來,見物不見人,記吃不記打,鳴乎哀哉 !

樊金堂本質上是個俠客。他年輕時膘悍得很。他的大隊最善於行軍,尤其善於夜行軍。他說打哪裡就打哪裡,三十里五十里,轉最就到,說拿哪個據點,手到擒來。搞得日本鬼子顧此失彼,焦頭爛顴。認真說來,日本鬼子也向他學習,學會了長途奔襲。有一次,軍區抗敵劇社在某地演出,日本鬼子六十里奔襲,兩路包圍。聶榮臻司令員立即命令樊金堂大隊去解圍。電話上說: 「把演員們都搶救出來,一個不能損失!」樊金堂的大隊跑步趕往出事地點。他要求他的戰士們: 「男演員一個戰士拉一個,女演員跑不動,背也把她們背出來!」他們趕到時,日本鬼子的包圍圈已經合攏。他們衝進去,把演員都救出來了。那真是槍林彈雨 ……日本鬼子也懵了。他們絕沒想到,樊金堂會有這一手,他真敢往包圍圈裡頭沖……所幸,演員沒有損失。他當時的警衛員,叫張培華,我們不久也認識了,他對我說: 「老林,那場戰鬥,我背出來一個女演員,她就是胡朋。」張培華是個典型的舊中國農村的青年,淳樸、靦腆,招人喜歡。晚年他耳朵聾,可是喜歡跟人說話。他聽不清別人說的什麼,只為自己的話哈哈地笑。我常想,現在的農村裡,已經不大見這種青年人了。別人也是打日本,樊金堂也是打日本,樊金堂把日本鬼子打得心服口服,自稱「朋友」。當時駐軍定襄縣一帶的一個日本聯隊長,相當於團長,叫什麼,樊金堂說過,我忘了。這位聯隊長也是突發奇想,忽然給樊金堂寫了一封信,說: 「非常敬佩樊大隊長,想同樊大隊長見一面,不知能否垂允?」這一類的話,倒也十分的客氣。樊金堂的豪俠氣概一下子就表現出來了。批其信尾,說 「願奉教」,定了時間,地點,最後是:「在下恭候,樊金堂。」在約定的時間,那聯隊長帶了一個翻譯,不帶武器,真的來了。戰土們問: 「來了兩個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說: 「別打喲!人家這是客情,咱們要以禮相待。」兩人見面,互致敬禮,握手言歡,然後就在農村茅舍裡的土炕上分賓主落座。那聯隊長首先說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隊長的話……樊金堂忙命炊事員炒幾個萊。我問: 「都是什麼萊?」他說: 「就是炒雞蛋,炒豆腐,記得有個炒干豆角,別的記不清了,當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有啥算啥。」我說:「喝的什麼酒?」他說: 「白干。」兩人除了不談打仗的事,別的什麼都談,主要是互相問候,家裡有幾口人等等。根據樊金堂的描述,我猜想這位聯隊長很可能是個紳土,很有派頭,文質彬彬,翻譯說他懂中文,熟悉中國古代典籍。而在他對面坐的樊金堂,卻是個典型的中國農民。家庭成分中農,父親是鄉村教師。樊金堂身板粗壯;異常憨厚,初中畢業,不善言談,只是說: 「今日相見,萬分榮幸,請喝酒,請用菜……」翻譯問:「聯隊長請問,樊大隊長娶媳婦沒有?」樊金堂差不多臉都要紅了。那時候他才19歲,還沒有結婚。認真說來,這是抗日戰爭史上一個非常生動、非常深刻、非常獨特的場景。一個日本紳土同一個中國農民,打得不可開交,又抽空兒坐下來,互相敬酒,開懷暢飲。翻譯說,聯隊長深通中國的歷史地理。這種所謂「中國通」,全世界到處都有。他們瞭解中國的各種東西,就是有一樣,他們不瞭解,這就是中國農民。所有到中國來的外國人,他們只看到了碼頭上的中國苦力,卻不瞭解東方亞細亞生產方式下的農民。他們最終都敗在這些淳樸農民的手裡了;所有外國的、西方的東西,概莫能外。這種農業文化的柔軟的剛強,或說剛強的柔軟,說來無比神奇……西方的和東方的帝國主義們,怎麼能認識這種高級事物呢?

那聯隊長臨分手時,說道:「樊大隊長,有什麼需要,兄弟一定幫忙,一定盡力。」樊金堂實際上是有點開玩笑的意思,他說: 「我需要一挺歪把子機槍,兩箱子彈。」聯隊長說: 「一定辦到。,,在雙方激烈的戰爭之中,開這種玩笑,古今中外是不多見的。誰知那聯隊長一言九鼎。隔了幾天,前沿哨所報告說:「有兩個鬼子,帶著幾個民夫,打著白旗,進山了。』樊金堂命令道:「既然是打著白旗,就不要打。看他們來幹什麼……」進山來才知道,兩個日本兵,輪流扛著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機槍,後邊四個民夫,抬著兩箱子彈。樊金堂收到這些東西,高興極了,嘴裡不停地說著; 「夠朋友,夠朋友。」請兩個日本兵吃完飯,樊金堂寫了一封意思是「收到了」的回信,交給兩個日本兵。那兩個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話,說了半天才把意思說清: 「聯隊長的命令,把東西送交樊大隊長,就不用回去了,算我們逃亡了,真要回去,是要被槍斃的……」這把樊金堂給難住了。後來才想起來,把他們送軍區。電話上聶司令員說:「這麼大的事情,你樊金堂既不請示,也不報告… …』樊金堂嘿嘿一笑。後來對人說: 「一個日本人,想見我,這有什麼可報告的。」這種事在他來說,好像稀鬆平常。

聶司令員非常喜歡他,很關心他,想培養他,就把他送到延安去學習。樊金堂參加革命,就是為了打日本。延安沒有日本可打,只好安心學習。正趕上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他勞動積極,表現好。後來見他老實可靠,槍又打得准,就叫他去跑運銷。他腰裡插兩把駁殼槍,一個人押著十幾個騾馱子,北走包頭,西闖蘭州。路上土匪甚多,別人經常出事,他從來沒有出過事。我問他: 「你怎麼不出事?」他說:「我沒碰上過,真要碰上,自然也是凶多吉少。」他總是喜歡把事情往平淡裡說,在他嘴裡沒有驚險事情。不過,我想這很可能是他的威名遠揚的緣故。當時沒有見過他的人,也知道有個樊金堂,厲害。學習完,任命他為後勤部長,師的架子,日本投降後開赴東北,便成了一個軍,他依然是後勤部長。有人告訴我,行軍路上,他看見一個放羊的老漢正蹲在路邊抽煙,他裝好…袋煙走過去: 「老大爺,對個火。」把煙抽著,他也蹲下了。 「老大爺,光景怎麼樣?」老漢就哭起窮來。他一回頭喊道: 「通信員,從騾馱子上拿一捆票子來。」他把那捆票子放到放羊老漢的腳前,說: 「改善改善吧。」也是這次行軍,從他家鄉過,正好趕上一個廟會。聽說樊金堂回來了,人們不看戲,都跑去看樊金堂。

樊金堂的豪俠氣概又上來了。廟會上有一排溜飯棚,他對賣飯的說: 「凡來看樊金堂的,都管飯,最後我給結賬。」那次事情鬧大了……反正也不怕,他是後勤部長,有錢。碰上一個小時候的同學,又是老戰友,當時是縣裡的幹部,腆著臉對他說: 「金堂,我看你這手槍特別好,我挺喜歡,送給我吧。」樊金堂說話不打磕: 「 拿去吧。」聽說那次榮歸故里,光手槍送人好幾支。這種事情,嚴格地說,拿公家的財物,隨便送人,不能算對。不過從前的人,同後來的人不一樣,可以說大不─樣。從前的人,不俗。不像後來的人們,針頭線腦,雞毛蒜皮,上綱上線,沒完沒了……像樊金堂這事,在從前,就是首長知道了,罵一聲: 「他媽的樊金堂,胡鬧!」也就過去了。那時候人們甚至傳頌著樊金堂的這種嚴重違紀行為,哈哈一笑完事。那時候人們都有點豪俠氣概,都是英雄。樊金堂是這遍地英雄中的大英雄,是雞群中的鶴。後來人們變了,變得瑣碎無聊。有一次在閑談中,樊金堂以平靜的口氣說: 「都是小人。」我聽了這話就想,君子都到哪去了?所謂農業文化的優勢,就是道德。把道德丟掉了,這就像一個人掉了魂兒一樣了,連他是誰,他也不知道了。

事情總是朝著日益嚴重的方向發展。解放後第一個運動是三反運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樊金堂身為後勤部長,自然是在劫難逃。各種嚴刑吊打都來了……他貪污的數字,最終加在一起大大超過了他們部隊的裝備和給養的總和。定襄的一位老革命叫周銘,我問他: 「樊金堂究竟貪污沒有?」他說: 「他貪污個屁,他連兩條褲子都不趁。」就是周銘同志給我講了上述的,廟會上給大家開飯,和送人手槍的事。周銘最後對我說: 「 他是個俠士。你聽說過這種俠義之士嗎?他就是有萬貫家財,他也敢都送了人……」此後的歷次運動,都跑不了樊金堂。樊金堂就是假裝老實,最終還是態度惡劣……一次一次,變本加厲。樊金堂命大,開除、下放、坐監、勞改……總算沒有被整死。他的身體好,依然故我,威風不倒。這事情我仔細考慮過,他沒有被整死,同老首長們的關懷、愛護是分不開的。他畢竟是個有名的戰鬥英雄……再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像樊金堂這麼一個生活儉樸的人,他貪污那麼多東西幹什麼……不過,褐諞埠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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