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一些匿名的國內知情者透露，一些廣東最早的SARS新聞報導背景陸續公開，為了方便讀者理解，先將早期廣東省薩斯報導列一個時間表如下：
2002年
11月16日，第一個SARS病例出現於廣東河源市；
2003年
1月3日，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曾在當地的《河源報》上刊載申明，指出河源並沒發生流行病毒，希望市民不要恐慌，不要亂服藥。實際上，那種病菌在空氣中都有的，天氣變化、人抵抗力下降的時候就可能會感染上這種病，服用抗生素沒多大的作用，只要注意保暖和及時就醫就無大礙。這些天河源遇上從來沒有過的寒冷天氣，可能正是這樣才使一些人有了類似症狀。
1月4-5日，廣州《新快報》記者採訪了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院長吳一龍教授。吳一龍教授表示，非典型性肺炎根本不是什麼大病，只要對症治療，患者連住院都不用就可以痊癒。《新快報》的報導同時指出，在1月5日前後，河源市的恐慌並沒有波及廣州，因為廣州市內藥店的抗菌藥銷售量與往常並無異樣。
2月8日，中午，一條消息卻悄悄在人群中蔓延：廣東發生致命流感，是以手機簡訊和口耳相授方式傳播的。廣東移動通訊?簡訊息流量數據統計：2月8日，4000萬條；9日，4100萬條；10日4500萬條。 市面上迅速出現對板蘭根，白醋，口罩的搶購風。
2月10日，廣東省委宣傳部允許使用官方審定通稿進行報導，各家報紙都開始報導，但只限於400來字的官定通稿。南方都市報首次報 道小試禁令，使用了兩個版面。
2月11日-12日，11日廣東省衛生廳召開記者會，第一次通報病情，305人染疫，5人死亡。廣州日報，羊城晚報也進行大版面的專題報導。白醋等搶購風這2天在媒體引導下漸漸平息。
12日下午出現大米與食鹽的搶購風。省委宣傳部連下三道禁令，不許再繼續報導。但當時在北京開會的廣州市長林樹森打電話回廣州，要求市政府吸取前次教訓，立即公開報導，正面回應謠言和搶購風。市政府連夜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然後由市政府的一位領導直接與省委宣傳部交涉，要求取消禁令。但省委宣傳部不予理睬。於是廣州市領導就找到剛剛從廣州市委書記位置上離任當了省長的黃華華，黃同意媒體報導，並直接打電話給省委宣傳部部長鐘陽勝。
鐘陽勝礙於省長臉面，只好表面答應，轉而讓直接主管媒體報導的新聞處處長張東明處理。張東明卻敢頂著不辦。廣州市的一位領導數次打電話交涉，張東明均予拒絕，最後抬出了黃華華省長，張也不鬆口。氣得那位領導在電話裡大罵張東明，張東明實在頂不住壓力，勉強鬆口，說廣州日報可以報，但只能發簡單的消息，而且只限於廣州的情況，全省的不准說。同時要求廣州日報把消息稿傳給其他報，大家同時發。這時已經是13日凌晨2點多。
2月13日，在省委宣傳部的壓力下，僅廣州市委控制下的廣州日報獨家對鹽米的搶購進行平息報導。其他報社因時間關係，無法同時報導。廣州日報頭版被貼在許多商場門口。當天搶購風平息。
2月14日，各報跟進報導第二波搶購
2月15－18日，各報開始對非典型肺炎報導進行所謂反思。社會上普遍認可非典型肺炎已經控
制了。此後的新聞只是關於各種特效藥方的零星報導。所有關於疫情的報導完全消失，直到3月26日北京再次確認疫情。
3月26日 中共媒體沉默1個月多後，官方再次公開廣東疫情，宣布有792個得病，31人不治死亡。這是一個月以前向公開的死亡人數的六倍多。
二、兩種新聞控制，同一目的，不同手段,無關新聞改革
對於這廣東第一批的報導，有人以為這是廣州新聞媒體自覺衝擊中共的傳統新聞管制，這其實完全是一種誤解。這次衝突的本質是廣州市政府官僚與省委宣傳部官僚間的危機處理手段的不同所致。廣東省委宣傳部根據中共既定宣傳紀律，認為應該完全徹底地掩蓋重大疫情，而廣州市委則認為在網際網路，手機的訊息渠道衝擊下，簡單的封鎖將會使中共失去對輿論的有效影響力，只有讓官方控制的傳媒主動出擊，正面回應，才能奪回信息渠道控制權，從而更有利於控制資訊以有利官方的方式傳導。這就是中共輿論導向理論的實踐運用。正如做廣告不能將整份媒體做成商品海報，那樣根本沒人看，等於放棄了廣告，必須登一些吸引讀者的文章，然後版面上插放廣告，才有廣告效果，這其實是很淺顯的新聞與廣告傳播道理。
但是，兩種新聞控制方式，在本質都決不是要要讓民眾享有真正的新聞自由，事實上，正是第二種手段，更為有效的欺騙了中國民眾乃至世界輿論。從2月13日以後，在大量的媒體所謂正面報導下，民眾都以為瘟疫真的被控制了，就連香港這樣對中國知根知底的社會，都被中共的「開放報導「騙個結結實實，以為萬事大吉了！
而中國的瘟疫，正是在此後傳向世界各地的。2月21日，當中國所有的媒體成功地將瘟疫從人民的印象上抹去後，一位廣州中山醫學院的染疫教授前往香港，入住香港京華國際酒店，將瘟役同時傳染1個香港訪客，3個新加坡遊客，2個加拿大遊客，自此三個國家地區仍至全世界深陷瘟疫。
而在這些瘟疫走進世界的過程中，在中國也絲毫沒有減弱傳染勢頭。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數字，從2月9日到28日，短短19天中，從305例增到792例，廣東省的病例增加到260％，而所有的官方媒體，即使在11－18日所謂的開放報導期間，也只是重複2日11日官方唯一的疫情公告，對瘟疫的迅速增長不漏半點口風。中共對媒體的高效控制，由此可見一斑！
中宣部最為無恥也最為大膽的做法是，在4月初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將這第一批廣東地方官操控的誤導新聞作成報導文集，企圖以此向海外媒體證明，中共從來沒有控制媒體報導。
真實的新聞自由，是來自產權獨立於政府的媒體，同時有獨立的新聞法規保護，有獨立的社會團體提供可信的資訊，而這些基本條件，中國完全不具備，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所有的新聞改革都將變味，都只能是增強官方對輿論的控制與欺騙。
這種有限度的控制報導，對輿論的誤導，有時比不報導還要更惡毒。因為它通過半真半假的報導，完全控制了輿論,掩蓋了實情。
三、SARS病源撲朔迷離，世衛醫生也成中共傀儡喉舌
在世界各國，SARS的病源大多是清清楚楚地，比如前面提到新加坡，加拿大都可以準確地追溯到幾個遊客身上，只有在中國，至今5個多月了，真正的病源卻搞不清，不要說像國外那樣精確到一個酒店，哪怕是精確到一個地區都做不到。
在中國，省府轄地市政府，地市級下轄數個市縣。而中共連現在病源是起於河源地區，還是佛山地區，都說不清楚！熟讀中文媒體的，都看到最早的起源是廣東河源地區，但是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通告與各國的英文媒體報導，卻多次指向佛山。佛山在廣州的西面，轄有佛山市，順德市等2區2市，河源在廣東東北面，轄有源城，連平等數縣，2個地級市中間還隔著廣州，惠州兩個大城市，相距數百裡，根本就沒有接壤，可謂是風馬牛不相及。
廣東省行政區劃地圖：
http://www.palmsoft.com.cn/RoadFinder/cs/docs/html/GuangDong_cs.htm
世衛專家專程到廣東就是查病源的，可是在廣東呆了一個多星期，他們到底查到了什麼？！他們雖然傻乎乎地被騙到佛山去，但恐怕連佛山與河源2個相距數百裡的地區都沒有區分清楚，看幾張拼湊的醫院簡報，見到一個中共安排的所謂第一個病人，就匆匆飛回北京，開始宣傳廣東的治療非常有效了。而實際上真正查找病源的任務根本在這幾個白痴醫生手上毫無進展！難怪上海市政府一邊欺騙世界說一個外籍病人都沒有，一邊主動地，迫不及待要請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也去上海看看，幫助上海圓謊。
中共欺騙幾個洋人不過是小菜一碟：圖為世界衛生組織官員的新聞發布會
四、改進輿論控制，消除蔣大夫影響，中共巧推鐘南山
紐約時報記者JOSEPH KAHN 4月13日發自中國廣州的報導(標題為China Discovers Medical Secrecy Is Expensive)，文中提到：有一些徵兆可以看出中國開始吸取這次的教訓。 北京，在延宕多時之後，上週終於允許世衛醫生訪問廣州。 世衛醫生接觸到了廣州有關SARS的醫療記錄， 這些記錄在這之前被列為國家機密。 他們也拜訪了醫院，以測試廣州統計疾病傳播的可靠度。
其實自江澤民執政以來，外界這種對中共的善良但是錯誤的政治推測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但是無情的事實總是要給予這種善意以猛烈打擊。
中共在SARS病源地這一最基本問題上持續掩蓋，在廣交會等重大經濟新聞上持續播報假新聞，證明了這個制度的本質，無論是宣傳制度，醫療制度，統計制度，從來就沒有本質的改進。
人們將會看到的，只是技巧更為高超的掩蓋。比如當第一個中國軍醫蔣諺永大夫出來證實了衛生部長張文康撒謊後，中共立即也推出自已的御用醫生，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假意將控制疫情改成有效抑制，結果就將海外媒體的注意力從蔣諺永轉到鐘南山身上，以為鐘也是一個勇敢站出來說真話的專家，媒體紛紛打電話給鐘，鐘就可以藉此機會，作出有利於中共的誤導宣傳了。其實如果大家去看2月11日廣東省的唯一一次記者會，正是這個鐘南山代表官方欺騙全國人民，說這個瘟疫無足輕重，不必擔心的。
鐘南山為中共巧妙宣傳
中共這種控制輿論的技倆，對於熟悉中共政情的人，應是屢見不鮮的了。
五、中共大陸疫情被動跟隨香港疫情數字
如果認真地看中共方面的疫情公告，我們會看到一個現象，大陸的數字，永遠是比香港高一點，因為香港是一個媒體較為自由的地區，無法控制疫情數字，所以大陸不得不隨著香港的數字，而被迫公開增加一點點疫情數字，中共仍希望保住香港這只會下金蛋的雞，不希望香港成為世界最大的疫區。可以說，如果沒有香港自由媒體的帶動，中共的官方數字，可能永遠就停在2月11月的305例上。
而即使有香港媒體的拱動，中共對大陸真實數字的掩牽(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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