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伊拉克戰爭與民族主義的消退

預測表達的是希望

不管是在政治、經濟及心理領域中，預測往往表達的是預測者希望的一種折射。預測儘管是根據過去的變化對於未來的趨勢的一種推測，但預測者在心智中組織有關變化的事實的過程中，時刻無法離開自己的觀念，作為一種先見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預測的方向。筆者與那些專家學者的預測之所以大為不同，恐怕並不是由於所獲得的信息不同－－因為我可以肯定地說，所有關心這場幾乎全透明的戰爭的人所能接觸到的信息幾乎是相同的，問題在於你如何認知這些信息，如何組織這些信息，如何從有關過去的信息中找到通往未來的方向。

我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我支持這場戰爭。因為不管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參戰國傢俱有什麼樣的利己考慮，戰爭本身都能夠使伊拉克有改進其政體的機會，而在薩達姆統治下，這種機會完全被鎖死了；戰爭一爆發，我則希望伊拉克軍隊放棄抵抗，聯軍迅速贏得這場戰爭，從而將伊拉克民眾的傷亡減少到最低限度，並使人民迅速享受到恢復正常社會合作交換秩序的好處。

而大多數的專家們則具有不同的觀念。他們的觀念是，這是美國等國家對於一個主權國家的侵略，伊拉克人民仍然支持薩達姆政權，因為這是伊拉克人民自己選擇的政權，因此，他們希望看到伊拉克男女老少一起拿起武器抵抗，最後使聯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泥潭。這些人士認為，只有這樣，伊拉克人民才維護了這些人士所珍愛的價值：國家主權的神聖不可侵犯性。

回想起來，薩達姆、薩達姆的軍隊、尤其是伊拉克人民，讓這些專家學者及網路憤青、憤中們屢屢地大失所望。伊拉克軍隊沒有組織起有效的反擊，沒有打游擊戰，沒有勇敢地保衛城市（城市中的抵抗者基本上是復興社會黨黨員之類的非軍事人員或薩達姆敢死隊之類的准軍事人員），也沒有大量殺傷聯軍；而伊拉克人民，也竟然沒有發動人民戰爭，沒有全民皆兵，沒有奮勇保衛自己的家園；相反，在戰爭的後期，當伊拉克民眾不再恐懼薩達姆的報復的時候，他們竟然列隊歡迎「入侵者」，竟然幫助聯軍清剿那些抵抗者。

我們的這些專家學者們不能不大為失望。因為，當今的中國，正是民族主義者的樂園。90年代以來，在原來的基於某種烏托邦的意識形態陷入崩潰的情況下，民族主義正在顯眼地成長為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凝聚官民一致的差不多是唯一的紐帶。於是，在他們的想像和觀念中，民族、民族利益、民族國家的主權，已經成為神聖的東西。他們將自己的這種想像和觀念投射到薩達姆、伊拉克軍隊和伊拉克人民身上，彷彿是他們自己正在進行一場民族主義的聖戰。某些專家學者簡直就是薩達姆的高級參謀。

由於自由民主觀念的普及和勝利，由於極權主義思潮已經徹底在觀念的戰場上失敗，為極權主義暴政塗脂抹粉、並充當其盾牌的民族主義觀念，也在這個世界上消退。這股潮流當然也衝擊到了伊拉克及其它地區。

正當性內外有別？

在南斯拉夫、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拉克，我們看到的，都是民族主義與極權主義結合而成的一種暴政。那裡的統治者都是訴諸民族主義及主權國家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來捍衛其實行極權暴政的正當性，他們的一致說法是：一國的政府可以以任何方式治理其人民，這是民族自由的應有之意。而他們又辯稱，他們的統治是獲得人民同意的，因而外部任何改變其統治的行為，都是對於本國人民自主權的冒犯。

民族主義者鼓吹這套說辭不難理解，中國的有些自由主義竟然也被這樣的論證迷惑了。我不能完全肯定，民族主義在近代歐洲的崛起，是否與社會契約論有密切關係。但起碼在有關伊拉克戰爭的激烈爭論中，民族主義與被濫用、誤用的社會契約論相結合，被一些自稱的自由主義者轉換成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現存的政權，之所以能夠掌握政權，因為其合乎歷史的必然性，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因而，他們的統治明確地或隱含地獲得了人民的同意，因而其統治權就是神聖的，不容置疑的，尤其是不容外部來置疑。

這些人士再三辯稱，他們並不想為薩達姆辯護，他們也承認薩達姆的統治是一種赤裸裸的暴政，這種暴政是可惡的；但他們卻立刻補充說，即使他實行的確實是暴政，也只能由伊拉克人民自己來決定是否更換他。任何外部的力量，都沒有任何正當性來推翻薩達姆政權。據說，外部力量的這種介入，乃是對於伊拉克人民的民族自由的侵犯。

這種說辭頗具有誘惑力和說服力。然而，我們如果要看清問題的關鍵所在，只需要撥開這些語詞的迷霧，就面對著一個最簡單、最基本、然而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學問題：人們，普普通通的人們，為什麼心悅誠服地順從政府？是因為某種抽象的原則？為了某種美妙的烏托邦？為了抽象的民族神話和國家利益？還是為了自己的自由和便利？一個政權的正當性究竟來自何處？這些問題，我們下面將予以回答。

此處，我們則集中討論這樣一個問題：一個在國內政治中已經失去正當性的政權，是否僅僅因為轉換了一個參照系，面對干預它的外部力量，就轉瞬又能在民眾中恢復正當性？我們常常聽人談論一種最為粗鄙的理論，什麼階級矛盾讓位給民族矛盾之類。而當權者也經常靠挑釁來製造外部的敵人，或通過宣傳來虛構外部的敵人，以此給自己的統治增加正當性。而民族主義的論證也確實讓統治者達到了這樣的目的。在國家危難之時，取消人民全部自由的做法，獲得了正當性，而人民並且天然地肩負起了為這個政權獻身的道德、政治與法律義務。

然而，政權的正當性難道可以僅僅因為情景的轉移而在有無兩可之間隨意變換？外部的敵人就可以賦予一個失去正當性的政權以充分的正當性？稍加分析，我們也許會看到，在這裡，經過了幾層巧妙的邏輯轉換：首先，論者關注的是民族或國家的自由，而不是個人的自由，而且，民族或國家的自由優先於個人自由，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其次，民族、國家的獨立性，被等同於現政權行使統治的權利。該政權繼續擁有統治權，就意味著民族、國家仍然保持著獨立性和自由，該政權被推翻，就意味著該民族、國家失去獨立性與自由。第三，因此，該政權在面對外部敵人的時候，可以以民族、國家的名義，要求每個公民為捍衛它的統治權而戰鬥到最後一滴血，否則就是對民族、國家的背叛。

這是一個典型的民族主義的論證。這種論證是否有效？我們只要看科索沃、塔利班、伊拉克戰爭的情形就知道了：這裡沒有什麼人民戰爭。政權正當性的喪失，並不會因為外部勢力的干預而突然復活過來。這也許是因為，民族主義本來已有的一點點提供正當性的力量，已經完全被極權主義耗盡了。

民族主義的合法性論證的失敗

近年來的幾次戰爭中，一種極端的政治實踐－－即極權主義暴政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政體、尤其是該政體在「腐敗」之後的變體（見下文分析）－－被輕鬆拋棄的歷史中，戲劇性地揭示了附著在民族主義之上的社會契約論的政權正當性論證的失敗。相反，我們看到了一個普遍的政治科學結論：構成一個政權之正當性的，不是民族國家，不是人民的同意，而是政體安排本身及其所產生的效果，不管這個安排是來自內部還是外部，都可以因其安排本身及其所帶來（或被預期可以帶來的）結果而獲得其正當性。

如上所述，大多數人根據民族主義理論相信，薩達姆的統治具有合法性，儘管他的政體是惡劣的。然而，對於薩達姆統治下的人民來說，薩達姆的統治，從來就沒有徵求過他們的同意。事實上，不管他們是否同意，薩達姆都是統治者。在薩達姆上臺的過程中，人民根本就不是參與者。但人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統治者。而在民族主義者看來，薩達姆站到了巴格達的至尊位置，他就獲得了代表人民的天然資格，而人民則必須承擔起保衛他的道德和政治義務。專家學者們據此認為，人民必然會發動奮勇抵抗入侵者，因此，聯軍必將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薩達姆本人也抱有這種希望，號召人民起來殺死「侵略者」。而善良的自由主義者則說，用武力推翻薩達姆，是違背了人民的意願，是踐踏了伊拉克的民族、國家自由。

然而，伊拉克人民雖然不知道是自己怎樣同意薩達姆上臺的，但在薩達姆被推翻的時候，他們卻表示了他們的同意。他們歡迎、起碼接受了聯軍推翻薩達姆政權的事實。因為他們已經受夠了那種暴政的統治。他們沒有心思去追究薩達姆是怎樣上臺的，但他們卻切身地感受到，薩達姆在台上，帶給他們的只有災難和痛苦。聯軍的行為是如何獲得其正當性的，他們從來就沒有思考過；但他們不用思考也知道，薩達姆早就失去了正當性。倒是那些善于思考的專家和自由主義者卻認為，即使薩達姆實行的暴政，也依然具有統治的合法性。

這些地方的戰後重建過程，更加清楚地證明了我們上面提到的普遍的政治科學結論。我們看到，在這些地方，新建立的政府，並不是經過人民同意的結果，相反，多少帶有偶然的因素。最典型的是阿富汗，卡爾扎伊政府不是人民同意的，伊拉克臨時政府，也不是人民所同意的；再放遠眼光，土耳其的世俗政府，不是人民所同意的，甚至可能是作為人民的伊斯蘭教徒的民意所反對的；戰後日本佔領軍下的政府，當然也不可能是日本人民所同意的。日本的憲法整個就是麥克阿瑟用槍管簽署的。

但人民卻接受了統治他們的這個政府。該政府也獲得了其長遠的、甚至是永久的正當性。在我看來，這種正當性，來自明智的政體設計，和審慎地權力運用。通過這兩者，新政府消除了舊政體帶給人民的不便和痛苦，而賦予了人民以更大幅度的自由（儘管也許一開始並不是一個自由國家），讓人民感受到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