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格局在變，中國的結構在變。在這種多變的政治形勢下，中國是否能在國際社會中站穩腳跟，已經成了人們共同關心的一個大問題。通過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觀察，我們看到的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呢？在中共的高度集中的政策領導下，在一切都必須時刻聽從黨召喚的思想原則下，她的國民已經面臨著官員嚴重腐敗、工人大批失業、子女大量失學、貧富極端分化、疾病無錢醫治、社會道德淪喪、百姓無處伸冤、黑霸有恃無恐等苦難環境，她的政府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等方面潛藏著諸多解不開又無法迴避的內部矛盾，她的國家存在著人權、台海、港澳、法輪功以及邊疆少數民族等一系列的重大問題。這些矛盾與問題，直接困擾著中國的國際關係，影響著中國的國際形象，制約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使中國正在漸漸地步入社會動盪、經濟崩潰、人心渙散、信仰與信任危機的混亂局面，在國際舞台上正在一步步地陷入外交困境。如此下去，整個中國將時刻面臨著戰爭的威脅，國家分裂、瓦解與人禍的災難極有可能降臨在中華大地上。然而，中國並非是無路可走，解決當今中國這些錯綜複雜矛盾的唯一辦法，就是必須廢除中共的「一黨專政」，在中國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制度（即中國民主制度）。啟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進程，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是未來中國的必由之路。
一、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對全面清除腐敗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毋庸置疑，中國的腐敗，完全是中國傳統式的制度性腐敗。對於這種傳統式的制度性腐敗，靠中共「一黨專政」的力量來自行反腐，顯然是解決不了根本性的問題的。
事實已反覆證明，中共「反腐敗」只是拍拍「蒼蠅」而已，對一個腐敗大案「反」到一定階層就「反」不下去了。而且，全國這麼大，有這麼多省、市、自治區、直轄市，有這麼多數不勝數的各類腐敗分子或腐敗集團，就那麼幾個紀檢、審計人員，累死也干不過來，如果再受各種因素干擾什麼的，就很難說都能夠盡職盡責了。就算中共的各級紀檢委員會都能盡職盡責地完成上級黨委所佈置的「反腐敗」任務，腐敗分子都能得到不同程度行政警告、記大過、降職、撤職等處分，甚至移交司法部門處理，那也僅僅是「治表」而已。
在資產國有黨國不分、權欲膨脹、貪慾十足、權法一體的社會主義制度下，舊的腐敗分子還沒來得及全部「查」出來呢，新的腐敗分子則會以新的形式像雨後春筍一樣「躥」出來，讓你反不勝反，防不勝防。況且，腐敗分子們個個都「狡猾」得很，以中共紀委目前「守株待兔」的反腐辦案形式來看，就很難說能揪出幾個重量級腐敗分子，恐怕連查幾次都查不到人家的點子上。因此，中國的腐敗分子才越反越多，中國的腐敗範圍才越反越廣，中國的腐敗金額才越反越大。
制度性腐敗的根基，在於中國的「黨領導一切」的集權體制。這種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具有「高度集中統一」的社會運行機制。讓你有權，你才有施展才幹的機會；不讓你有權，你就永遠沒有這個的機會。讓你發言，你才有發言的權利；不讓你發言，你就不能享有這個發言的權利。讓你監督，你才有監督的對象；不讓你監督，你就不許尋找被監督的對象。依次類推，讓你腐敗，你想不腐敗也不行；不讓你腐敗，你說你沒有腐敗也沒人相信。
在這個缺乏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的環境下，各地方、各領域的大小諸侯都能獨霸一方，完全可以做到「天馬行空，獨往獨來」。這些諸侯們，在政界是指揮一切的「巨頭」，在商界是控制一切的「老大」，在軍界也是少不了的「嘉賓」。這些諸侯（包括其子女）們，在百姓面前總是顯示出貴族的榮耀，在下屬眼裡總是放射出老爺的光芒，在記者筆下總是展現出形象的完美。這種「優越」的社會制度，這樣「良好」的土壤環境，不是貪污腐敗的樂園又是什麼？
由此可見，中國如不廢除「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就不能有效地根除全國範圍內的腐敗基因。只有建立起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才能有效限制中共各級官僚們的無邊權力，才能有效監督中共各路諸侯們的一言一行，才能有效保證新聞輿論發揮針砭時弊的作用，才能有效維護平民階層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這樣的一種民主制度，可以對腐敗分子造成巨大壓勢，以達到及時嚴懲和預防腐敗的目的。所以，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將對全面清除腐敗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將解決中共靠自身力量根本解決不了的腐敗問題。
二、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可以排除實現「統一」大業的種種障礙
臺灣問題，五十多年來一直懸而未決，已成了當今中國的一個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同時也成了整個國際社會都非常關心的一個棘手問題。這個問題，若能夠得到妥善解決，對國內國外都是一件「有益當代，福及子孫」的大事。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夠得到和平解決，那麼對中國（尤其是當代中國）將要造成一場重大的歷史性災難！
多年來，海峽兩岸一方面在尋求對話，另一方面又在擴軍備戰。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分別通過「海基會」和「陸委會」這兩個窗口，儘管進行了多年的反覆接觸或磋商，但是每次會談都沒有取得什麼大的進展。甭說什麼「統一」了，就連對兩岸通商都有利的「三通」，實現起來還有許多難題。「統一」的癥結究竟卡在何處？現實已經給了我們最準確的答案：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臺灣的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差別太大！目前，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仍是「一黨制」社會主義制度，而臺灣的中華民國已經建立起了「多黨制」的民主制度。
眾所周知，「一黨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全世界已經臭名昭著。這一點，就連中共黨內也不得不承認，「硬著頭皮撐著」的社會主義制度，早已是「只可會意，不可言傳」的內參內情了。所以，在萬般無耐的情況下，才用「一國兩制」的方式搞「回歸」。否則，以中共「宜將乘勇追窮寇」的個性，還能讓「資本主義殘餘勢力」共存？用「一國兩制」的方式統一中國，那是中共迫不得已才異想天開發明出來的「拙著」。誰人不曉，中共是一個獨斷專行的頭號政黨？對於這方面，臺灣朝野和灣區百姓是十分清楚的，現在港澳特區人民已經深有感觸了。就整個世界的民主潮流來分析，臺灣「多黨制」的民主制度不可能在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下共存，因為中共一系列「出爾反爾」的不守信行為，實在令世人望而生畏！
中共在臺灣問題上一再放話：「不放棄武力」統一臺灣。臺灣方面也一再強調：「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是『中華民國』。」這張皮扯來扯去，其結局不是「分裂」就是「戰爭」。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分裂」與「戰爭」的兩種結局都很悲慘，「分裂」是痛失國土，「戰爭」是人類災難。這樣的兩種結局，除了一些為了「一己之私」的中共獨裁者能夠一相情願，相信全中國以及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民都不願意看到。中國的統一問題，到了今天，已經別無選擇。那就是：以全新的民主制度統一中國。就是說，只有在一個全新的民主制度下，才能是各地區、各黨派、各階層的意見達成共識，才能讓「統一中國」這句喊了半個多世紀的口號變成現實。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全新的民主制度，可以排除實現「統一」大業的種種障礙。因為民主制度，能夠體現出全體國民的意志，能夠贏得國際社會對中國「統一」大業的全力支持。這樣，既可以對中國「兩岸三地」的制度實現統一，又可以順利地解決臺灣問題及有效地防止民族分裂，還可以遏止兩岸無休止地大搞軍備競賽，避免「台海戰爭」的發生。這種只需政治制度改變一下，就可以獲得巨大的政治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做法，不但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而且還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三、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是從「亡國論」轉向「強國論」的必由之路
當代中國，一個最大的討論焦點是「亡國」還是「強國」的問題，在政界與學界出現了「亡國論」與「強國論」之說。從表面上看，持「亡國論」觀點者，對中國時局的評判似乎有些悲觀。但是，對於那些熟悉中國社會內幕的人士，很可能會得出「國之將亡」的結論，進而大聲疾呼：「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是的，中華民族也確實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
當今的中國大陸，人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危機感」。我們這裡暫不討論近些年來中共為什麼反覆號召中國人樹立「危機感」，而著重分析一下中國人的「危機感」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通過對大陸近年來的社會現狀觀察，並綜合各個方面的因素分析，我們發現中國人的「危機感」主要體現在「三信危機」上，即「信仰危機」、「信任危機」和「信心危機」三個方面：
一是「信仰危機」。隨著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上一個個消失，共產主義在人們的心目中已經崩潰，在「無神論」的枷鎖束縛下大多數中國人出現了「信仰真空」。一個完全喪失了「信仰」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是完全無序的，其結果必定由「心態失衡」演變成「道德淪喪」。這是導致當今中國社會混亂的直接原因，其根源就在於「信仰危機」。
二是「信任危機」。這種危機的起因，與中共的「宣傳機器」有直接關係。中共壟斷著全國的各類報刊雜誌、新聞媒體，在各種形式的宣傳中靠「編造事跡」、「隱瞞真相」、「歪曲事實」、「斷章取義」等手法，一次次矇騙中國百姓。老百姓在這種「宣傳的欺騙」面前，自然產生一種被愚弄的感覺，中共的「宣傳教育」也就成了「弄虛作假」的代名詞了。久而久之，中國大陸的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企業與企業、政府與企業之間、政府與百姓之間、企業與工人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等等，都學會了製造騙局的手法，整個社會的「信任危機」也就從此開始了。
三是「信心危機」。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中共開始一改過去的「吹牛皮」的文風，讓中國人樹立了一種「自卑感」：什麼「中國人素質差」了，什麼「發展中國家」了，什麼「天然資源匱乏」了，什麼「中國貧窮落後」了，什麼「落後就要挨打」了，等等。也不知道讓中國人樹立了這種「自卑感」，中共官僚們的出發點是什麼，反正現在的中國人被誤導得對國家、對社會、對自己幾乎都沒什麼「信心」了。就是說，當今的中國人對什麼都不會有足夠的「信心」了。
上述所稱的「三信危機」，是構成中國出現「社會危機」的三大要素。由於中國大陸「三信危機」的存在，使這個具有悠久文明歷史的社會，今天才出現了惟利是圖、善惡不分、道德淪喪、相互欺詐、等炎涼世態，以至於面對官員非法施政和歹徒公開施暴的行為都持以麻木不仁的態度。這種歷史罕見的社會狀態，出現在當今的中國大陸，確實是一個「亡國」的信號。所以，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國家以及我們的國民就這樣沉淪下去，我們要打破現在的社會制度常規，在中國建立起一種全新的民主制度。
在這種全新的民主社會制度裡，每個人、每個社團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任何信仰都會受到法律保護，任何權力都不可以任何藉口加以限制和迫害；在這種全新的民主社會制度裡，任何組織、任何個人的任何謊言與欺騙都會及時地見諸於媒體或報端，任何企圖隱瞞事實、誆騙世人的做法都會受到無情地揭露乃至懲罰；在這種全新的民主社會制度裡，全體中國人而不僅是一些人，能夠盡快地融入國際社會，可以總攬世界形勢，把握時代脈搏，讓中國百姓毫無障礙地聽到全世界各國人民的聲音，同時也讓全世界各國人民傾聽中國百姓的聲音，使中國的老百姓體會到中國人在世界中所佔的份量。只有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我們才能改變目前這種無序的社會狀態，才能走出「亡國論」的困谷，才能使中國擺脫貧窮的困擾，從「病入膏肓」走向「強國之路」。只有到了那時，在中國的論著中，才有資格理直氣壯地寫上「強國論」三個大字。
四、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將打破第三大國「四面楚歌」的孤立怪圈
由於中共政府對外對內的政策出了偏差，使當今中國在國際領域裡的前景較為暗淡。中共政府的極端政策，不但使本國人民感到厭惡，而且讓世界上一切愛好民主、自由、和平的國家也很反感。他們對內大搞高壓政策，使老百姓對各種政令、法規、條例、文件等不敢說半個「不」字；對外大搞野蠻政策，與一些臭名昭著的「流氓國家」（如伊拉克、伊朗、北朝鮮、古巴、利比亞、敘利亞等）勾搭在一起，丟盡了這個號稱世界第三大國的臉面，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形象嚴重受損。
就目前的國際形勢看，中共之所以與那些「下三爛」的幾個邪惡元首一起鬼混，只不過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集團的利益，因而才不惜犧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共獨裁政權為了「一黨之私」，不顧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竟與世界上的所有的獨裁國家滾在一起，不惜一切代價與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相對抗，一有風吹草動，就跳出來喊打喊殺。正是中共獨裁政權一次次的妄為舉動，才使中國一步步地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
對於一個把統治權力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的專制集團來說，它們視國家機器為保護傘，視人民大眾為奴僕，根本不會把國家與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當今中國被這樣的一個國家政權所控制，注定要走上「內外交困」的道路，最終必將是「窮途末路」。因此，作為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和愛國同胞，都必須站在歷史的高度來矚望中國的未來，必須擔負起歷史變革的重任，把中國建成一個具有全新民主制度的開放國家。
中國陷入「四面楚歌」困境的原因，主要是中共與當今世界的思維方式格格不入。如果中國繼續掌控在中共的「一黨專政」手裡，不能建立起一個全新民主制度，那麼她的思維方式是難轉變的，中國必將墮入越來越孤立的深淵。反過來說，如果中國能夠變成一個民主國家，那麼她的決策就會完全遵從民意，執政者就不至於獨斷得敢與天下人為敵。
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她可以毫無阻礙地同西方民主國家進行各種合作，西方民主國家也會毫無顧忌地與中國交往，甚至可以作為盟友在各個領域進行通力合作。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人才能自豪地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五、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能夠踢開政治制度制約經濟活動的「絆腳石」
有人說，中國大陸目前出現了「經濟危機」，似乎沒有多少人相信。但是，如果留意觀察一些奇怪的現象，就會發現中國大陸已經發生了「財政危機」。十幾年來，中國大陸經過改革開放，在東南沿海、中心城市等地興建了許多高樓大廈，在一些中心城市之間架起了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航空通訊網，表面上看起來很「繁榮」，經濟好像即將「騰飛」了。不過，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大陸的財政資金非常緊張，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許多統計數據，是經不起核實的「泡沫型經濟」。
一個公有制的國家，一旦「經濟繁榮」了，國家應該「先富起來」，然後才是「一部分人」，最後才是大部分人。然而，在中國大陸工業生產中，有大批工人「下崗」、大批青年「待業」，有效益的企業大批員工「買斷」，大批國企廉價「變賣」，全國實際失業率達15%以上，等等，說明國家已拿不出那麼多資金來扶植國有工業的發展了。在中國大陸農業生產中，大批農民的農業投入與收入的比值失衡，紛紛背井離鄉外出「打工」；遇上洪澇災害之年，政府部門紛紛動員或指令各地群眾「為災區人民捐款捐物」，號召各地受災群眾「生產自救」；農村搞「包產到戶」，農民完全靠自食其力，政府非但不給予資金扶持貧困山區，反而還增收各種苛捐雜稅；農村這些問題的存在，說明國家無力投入大量資金解決農業問題，九億農民的吃飯問題只有靠農民的「笨重工具」來維持。所謂的「經濟繁榮」，到底體現在什麼地方了？
另外，從中國大陸靠借貸過日子，也能看出經濟已經出了大問題。國家興辦新型企業靠貸款，上大型工程項目靠貸款，購買先進設備靠貸款，就連從國外購進軍事武器裝備也得靠貸款。在萬般無奈的情急之下，大陸政府突然想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大受益者－－大陸富豪的納稅問題，靠查富豪們的漏稅還能解一解「近渴」嘛。這只不過是短期行為，以後嚴重的「經濟危機」還是要發生的。
追根尋源，中國大陸的「經濟危機」問題，與中共所控制的社會制度有直接的關係。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起初見到了一些成效，但改革到了經濟核心問題時，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阻力，這與前蘇聯的情形很相似。政治體制不改革，只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就會明顯滯後，就會嚴重阻礙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積累到一定程度必將導致「經濟危機」的發生。所以，中國要想真正地實現經濟騰飛，現在已經到了政治變革的最佳時機了。為什麼說是政治變革，而不是政治體制改革呢？這是因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步子邁得較快，而政治體制改革欠賬太多，中國已經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最佳時期。這個結論，從最近黨內的權力鬥爭加劇、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貧富兩極日益分化、國民大批失業和全國範圍內管理混亂等狀況，便可以「窺其全豹」。
在中國大陸這個關鍵時期，如果不痛下決心進行「民主變革」，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讓十三億中國人的民意作為主流，那麼「經濟危機」將導致中國大陸的徹底崩潰，中國社會將變成分崩離析、群雄割據、弱肉強食的混亂社會。只有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才能踢開政治制度制約經濟活動的這塊「絆腳石」，才能理順官與民之間的經濟工作關係，才能突出民眾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才能真正把中國經濟融入到國際社會，使中國經濟發展暢行無阻。
六、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徹底解決政治「顛倒顛」所造成的「冤假錯案」
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是一種憑藉於權力爭鬥來決定「雌雄」的政治制度。在一場又一場的權力爭鬥中，總是以「勝者為王敗者賊」的結局而告終。每次結束政治權力鬥爭之後，「人民內部矛盾」都必然轉化成「敵我矛盾」，獲勝的一方所採取的一切決策都是「偉大、光榮、正確」，而失敗的一方可就悲慘了，不是「坐監牢」就是「喪失人身自由」。這種「顛倒顛」政治制度，任由一個個的獨裁者殘酷地製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冤假錯案」，各種「冤假錯案」只等到下一個獨裁者或「翻案」、或「平反」、或「昭雪」，「平反」後的獨裁者再重新製造「冤假錯案」。
自中共建國五十多年來，全靠「政治運動」與「政治迫害」的「一黨專政」體制來鞏固自己的政權。在連續不斷的花樣翻新的「政治運動」中，許多無辜者都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監獄，進行所謂的「勞動改造」，有的竟含冤慘死在監獄裡。中共利用「冤假錯案」的製造，平反，再製造，再平反，再重新......，這種「死循環」的政治運動規律，對中國人人身權利與個人信仰進行了反覆摧殘。中共所搞的一次次「政治運動」與「政治迫害」，給中國大陸人民的身心造成了極大傷害。
中共製造「冤假錯案」的手段很簡單，就是用各種手段實施「政治迫害」。對所謂的「政治犯」採用秘密槍決、終身監禁、有期重刑、驅除出境、終身軟禁、勞動教養、停職停薪、降職降薪等迫害形式，讓他們付出生命、人身、精神、經濟上的代價。中共對異見者的「政治迫害」，是對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最大侮辱，是對當今世界文明的肆意踐踏，是人類發展史的一大倒退。然而，對於現在的中國大陸來說，要解決「政治迫害」的問題，就必須結束「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讓「顛倒顛」的政治循環不復存在，讓一切靠製造「冤假錯案」來維持權力的獨裁者銷聲匿跡。
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通過「多黨制」、「三權分立」、「兩院裁決」等議政方式，以及在自由、開放、龐大的新聞媒體和輿論監督等社會環境下，某個人或組織團體，若出於某種目的想別出心裁地製造一場「冤假錯案」是很難的，也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全新的民主制度裡，一個人或一個黨要獲得執政權力，不是憑藉把對手置之於死地的「階級鬥爭」手段來實現的，而是信靠民心、民意、民權的實力來爭取的。以這樣的民主制度選出的國家領導人，是決不會搞出什麼「政治迫害」之類的事件。否則，不是遭到彈劾甚至罷免，就是遭到人民大眾的公開譴責和抗議，這也是在民主國家見不到「政治迫害」事件的根本原因。
所以，在中國建立一個全新的民主制度，可以徹底解決「顛倒顛」的政治上翻「燒餅」、權力上見「生死」，人身上搞「迫害」等問題，防止在中國大陸一次次地出現政治上或刑事上的「冤假錯案」。要是有了一個全新的民主制度，中國是不會再輕易發生「冤假錯案」了，中國人再也不著一批批地跑外國去尋求政治庇護了。到那時，中共還有膽量通過各種」政治運動「對異己分子搞「政治迫害嗎？政府還有必要花巨資阻止「反華勢力」（實際是「反共勢力」或「反共獨勢力」）搞「和平演變」嗎？大陸還有必要把持不同政見的中國人流放人家國外去嗎？
y七、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讓中國人民從野蠻的社會中「解放」出來
中國大陸經過十年「文革洗禮」和二十年「腐敗侵蝕」，到如今幾乎已由一個近於文明的社會墮落成一個野蠻的社會。
從中共高級官員到普通幹部，一脫稿講話就時不時地冒出幾句「髒話」，有時甚至在大會小會上發瘋似的高聲「叫罵」。中共自「興邦定國」那天起，各級官員就養成了這種「痞子」習氣，「文革」時更是以「大老粗」的美稱自居。在大官們的「熏陶」下，小官們也不甘示弱，不管人前人後還是會前會後，他們總是「屁嗑」不斷，有些語言下流得簡直讓人不堪入耳，那句「他媽的」整天長在這幫人的嘴邊兒上。在這樣一個「領導集體」的帶動下，大家試想一下將會營造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呢？
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被中共選派的工農兵「大老粗」們管了好長一陣子，全國各個角落完全被折騰個底朝天，整個社會幾乎成了一個「野人世界」。到了八、九十年代，儘管一大批知識份子登上了歷史舞臺，但在「一黨專政」的制度下，中國大陸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腐敗」現象，其嚴重程度超過中國任何一個朝代。在全國鋪天蓋地的「腐敗」風潮影響下，各行業、各部門都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招術，變著法地把國家或人民的錢財聚之於「私囊」。大小官吏憑藉著高於百姓的「聰明智慧」，採取「公事私辦」、「私事公辦」的非常手段，貪婪地把人民的血汗錢以及納稅錢據為己有，真是「一個人得官道，全家族發大財」。請大家看一看，在這樣的一個「弱肉強食」的野蠻社會裏，中國的老百姓該如何度日呢？
毛澤東曾說：「在一個文盲的國家裡，是建不成社會主義的。」那麼，在一個倡導暴力加專政、文盲加流氓的專制國家裡，只能建成一個無賴橫行的野蠻社會。所以，中國大陸真正要想「經濟騰飛」，要想「社會進步」，要想「長治久安」，就必須進行一場全方位的社會文明變革。這種全方位的社會文明變革，就是要在中國大陸建立起全新的民主制度，只有如此，才能讓一個文明的世界真正降臨到中華大地。
流氓、無賴、野蠻、暴力，是一種醜惡或犯罪的社會現象。當這種醜惡或犯罪的社會現象被掩蓋、庇護、轉嫁時，這樣的國家就是一個踐踏世界文明成果的國家。當這種醜惡或犯罪的社會現象被及時揭發、披露、曝光、糾正或法辦時，這樣的國家就是一個保護世界文明成果的國家。無數事實告訴我們，在當今世界上，只有民主國家才能保證新聞、輿論、媒體的自由，才能對社會醜惡現象及時曝光並加以糾正，而一個獨裁專制的國家卻難以做到這一點。因此，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不但有益於當代中國的文明與發展，而且對世界文明也是個重大貢獻。
y八、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還中國百姓以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標誌之一，是世界文明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一個國家有沒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對這個國家的人權保護、社會文明、道德素養、文化繁榮等方面都是至關重要的。然而，中共掌管大陸政權後，一改中華民國統治時期中國公民享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寬鬆政策，對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人士或民族進行了大肆清剿、鎮壓乃至屠殺。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共政府人染不敢讓大陸百姓公開從事各種宗教活動，動不動就用下發各種「內部規定」的形式，限制、干預那些崇尚信仰自由與宗教自由的活動人士或團體。同時，中共政府迫於國際人權組織的壓力，對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問題大耍「兩面派」。在聯合國召開的國際人權會上及其他國際場合，中共政府一再表白中國人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可是回到國內就對異議人士和宗教人士「大打出手」，紛紛對那些異己分子進行監視、恫嚇、騷擾、遣散，直至逮入大牢。
儘管中共以中國政府的名義於一九九七年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力公約》，一九九八年又簽署了《國際民權和政治權力公約》，中國人大常委會經過長時間的審議後，於二○○一年批准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力公約》，只是不允許公民自行結社或成立工會組織，對其他權力條款並未作保留意見，但是中共政府從未向國內公民宣傳過任何有關人權公約內容，未能履行《國際人權公約》，並擅自撕毀自己所簽署的各項條款。
自中共政府簽署了《國際人權公約》後，對國內民間活動的限制更加變本加厲，對中國公民的鎮壓手段變得更加殘酷，其波及範圍之大，涉及人數之廣，已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之最。一九九八年全國各地異議人士被投入監獄，一九九九年對法輪功展開了全國範圍內的打壓行動，二○○○年限制公民使用網際網路的自由以及拘押家庭教會宗教領袖，二○○一年大規模拘留關押組織下崗工人抗議活動的工運領袖、鎮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穆斯林，二○○二年許多異議人士和宗教人士遭秘密綁架的現象更是層出不窮。大部分公民被秘密拘押或綁架，幾乎總是拖到很長時間才通知家屬探視，而且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便把他們送去勞改。
為了保證中國人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中國大陸急需建立一個全新的民主制度，以使具有不同信仰與宗教觀的公民能夠進行公開活動。全新的民主制度是一個以中國公民權力為權力，以中國公民意志為意志的開放制度，它完全可以解決許多靠集權制度根本解決不了的公民權力問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公民權力問題始終得不到妥善、合理地解決，不但會給全體公民帶造成信仰上的缺失，也會使這個國家始終處於一種不安定的狀態之中，從而給國民帶來永無休止的災難。因此，中國大陸必須要建立一個全新的民主制度，讓全體國民自由自在地公開從事各種宗教活動，以填補因「共產主義信念」崩潰而出現的信仰真空。
在中國大陸建立民主制度，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唯一可選擇的出路。否則，中國各個方面的嚴重問題將越來越多，各類錯綜複雜的矛盾將越來越難以解決，中國社會將長期陷於「動盪」狀態，中國政府肯定會被國內國際許多解不開的問題搞得「焦頭爛額」，中國民眾的心態會變得更加失落、失衡和失信，中國大陸必然會走向「崩潰」的邊緣。所以，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民主制度，不但對中國與世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更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待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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