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見國共最後破裂的一幕

中共的目的，原來就是要藉抗戰以求生存，以求擴大實力，以至做到水到渠成，能夠代國民黨而起，以掌握中國的政權。他們的出發點及其最後的企圖既是如此，因此在八年的抗戰期間，雖然在表面上好像是要做到對外一致，但精神上卻終於沒有融洽無間的可能，而且曾不斷的發生過若干或大或小的磨擦。在抗戰中，國共兩黨即正式破裂，這無異給予敵人一個更好的機會；在勝利後，國共無法協調，也必然召致國家分裂而且有使蘇俄坐收漁人之利的可能；這個形勢是當時一部分留心中國政情的人所看得非常明瞭的。為了要避免這樣一個不祥的趨勢，於是有不少的中外人士，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奔走調停於國共之間，其目的無非想為戰後的中國，求得一個小康之局，以消弭世界的隱患。可是這一切的努力都歸於失敗，尤其以馬歇爾特使於三十四年十二月來到中國，專為此事在中國滯留一年以上，迄三十六年一月返美而一無成就，所受的刺激為最大，而影響於此後美國對華政策者也最深。

為了對日受降的問題，國共間所發生的爭執，已幾於無法妥協，可是三十四年的八月底，毛澤東居然接受了蔣先生的電邀而有重慶之行，卻曾給予人們一度新的希望。當其迎毛的飛機已在重慶出發以後，我接到雷儆寰（震）一個電話：

「怎幺樣？你的提議已實行了啊？」
「什幺提議？」
「就是約毛澤東到重慶來當面談談，你看到底來不來？」
「什幺人去接他的？」
「赫爾利大使和張治中。」
「他對我說是可以來的，既加上美國的保護，我想更無不來之理吧！」

當毛澤東抵達重慶的這一天（我記得是八月二十八日），我和其它的五位參政員，因為在延安受過他熱烈的歡迎，也趕到機場去接他，這一天，他穿了一身新衣，連帽子也是新的，下機以後，分別與歡迎者一一握手，國民黨的要人們，除邵力子外，似乎沒有其它可注意的人到場，我已感到空氣並不怎樣良好；而且覺得國民黨要在這些不重要的地方表示優越感，也大可不必。

毛初到重慶的一星期，我除參加過兩度公式的宴會以外，完全不知道國共直接交涉的內容是什幺，大概到了第八天或第九天，邵力子乃把中共所提的要求種種，全盤告訴了我們的朋友周謙沖，我們才知道中共的具體條件是保留四十八師軍隊，要取得五省主席，四省副主席，四個副市長，再加上一個北平綏靖主任。而國民黨一方面的方針卻是「中樞可讓，地方不讓，政治可讓，軍事不讓。」我知道兩方面的距離大遠，決不能有所成就，因此在去延安的六參政員請毛周吃飯的那一晚，我便向周恩來說明，要他勸毛早回延安，久留也決無結果，而且難保不夜長夢多。可是毛在重慶依然留了四十幾天，一直到十月十一日才回到延安去。

這次國共會談的結果，依然發表了一個「會談記錄」，此即後來「政治協商會議」之所由來。我因為覺得毛直接來談且談不好，再協商也無多大意義，因此對「政協」謝絕參加，到了三十五年的一月，我便攜帶家小回到上海去了。我之所以急於要回上海，主要的原因是為青年黨籌備復員，在京滬一帶不能不事先有一番佈置，經我和周謙沖劉東岩三人在上海南京一帶奔走接洽半年的結果，總算找好了十來處房子，創辦了一個「中華時報」，一個「人文研究所」，抗戰以後的青年黨還能略具規模，與這一幕是有相當關係的。其時青年黨的中央黨部還留在重慶。關於出席政協會議，參加第四屆第二次參政會，以及決定參加政府的人選種種，我大抵都沒有直接與聞，連把我擺在政府裡面參加一名部長，也是由黨的中央決定的。

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終於無法妥協，最後一定要以兵戎相見，打一個你死我活，這在我看來，幾乎是命定的，聽憑你如何熱心團結、統一，如何苦口婆心調停奔走於兩者之間，如何以公平合理的態度去爭取兩方的互讓，其結果總是徒勞無益。這樣一個趨勢，我在抗戰一開始，即早已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有一次，我和梁漱溟還有其它的幾位，在重慶一個朋友的家裡談天，漱溟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態度，強調他平日一貫如何如何求得和平統一的種種說法，我實在有些忍耐不住，記得我當時曾說過：『希望國共兩黨坐在一張桌子上來共同處理國家的政治，這實在是我所不能想像的事！我們越是怕內戰，內戰便越是不能避免也不一定，我們要爭取戰後的和平統一，似乎應該別求所以自立之道，單從「怕內戰」這一點出發，是不會有什幺用處的。』漱溟這個人很認真，在他的立場上，也確實有一種誠意，因此他極不以我的話為然，甚至於他誤會了我的話，以為所謂不怕內戰，即無異於提倡內戰。其實我的看法從理論上說來似乎很簡單，從事實上說來卻不是不正確：第一，國共兩黨間積怨太深，到底無法消釋；第二，兩方面對政權都有一種獨佔心理，有國無共，有共無國，彼此所見是沒有區別的；第三，雙方都迷信武力萬能，而各有其優越感，但國民黨發揮優越感是陽性的，共產黨發揮優越感是陰性的，因此共產黨更容易博得一般淺薄者的同情，而國民黨更容易上共產黨的當；第四，共產黨是一個國際性的黨，不能不受國際共產集團的拘束，演變到某一階段，它便只能以共集團的利害為利害，決不能以國家民族的利害為利害，如此而希望國共合作到底，豈非笑話？在這樣的一種情勢之下，以我的理想，最好是除國共以外，能更有一個像樣子的大黨產生，俾於國共兩黨之間，能發生一種制衡作用，對於防止該兩黨之各走極端，未嘗不可以有相當作用。當時的青年黨與民社黨之不足以勝此重任，是我所知道的，因此乃不能不寄其希望於『民主同盟』。國民黨對『民盟』的態度是始而懷疑，繼而冷淡；中共則表面加以敷衍，而內心則希望其逐漸演變，完全成為他們的一種工具；其不願意真正有一個制衡力量可以左右於二者之間，可以說國共兩方是大體一致。不久因為救國會的分子逐漸加進了民盟，偽裝的中共分子混進來的也有少數，其傾向中共的意味既已加強，青民兩黨便當然只好退出。後來張表方梁漱溟章伯鈞張東蓀等雖依然想以第三者自居，但精神上已經不是那末一回事了。

運用『民盟』以防止國共之各走極端，這一幕我算是失敗了，但在抗戰未結束以前，總還要保持一個表面的一致，不要即刻鬧出笑話，我卻依然隨時隨地加以注意。例如：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聯合國第一次大會決定在舊金山開會，事前由美、英、中、蘇四國，向四十六個會員國家發出請柬。關於外交活動，國民黨非萬不得已，自來是不樂意有黨外的人參加的，但這一次卻相當的難處：因為抗戰是各黨各派一致執行的，現在勝利已快要接近，中國在國際上已取得了一個四強之一的崇高地位，忽然說把各黨各派一律拋開，不論對內對外，總有點講不過去，因此乃有青民兩黨和中共各派代表一人的傳說。不久，我們果然得到政府的通知，即決定以李璜當代表，謝澄平任秘書。其時張君勱原已在美國，大概在三月底，我接了他一個電報，說他已得了政府的通知，請他擔任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之一。可是中共方面究竟如何，卻沒有看見下文。有一天，熊天翼（式輝，其時他任設計局局長）為這件事約我去談，我才知道政府對於派中共代表出席一點，還沒有作最後決定，其時已是四月初，隔代表出發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據熊對我說，政府方面總覺得中共的代表出去以後，一定要向國際作種種歪曲事實的宣傳，對政府實在不利。我說：『不錯，他們要宣傳是一定的，可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要他們去了，他們宣傳的作用小，不要他們去，他們宣傳的作用大，而且在這個勝利快要接近的時候，因為這樣一個問題，把我們內部不能統一的情形，提前向世界公告，實在太不值得。』熊聽了我的話，仍然表示猶豫。我覺得我的話已經說完，便拿者帽子告辭，站著對他說：「假定政府一定不許中共的代表出席，請將我們所提的李璜撤銷，同時我準備把這次的經過電告君勱，請他自決！」熊看見我表示得這樣決絕，又拉著我再談，我便把我的理由，重複申述了一遍，不到兩天，以董必武為中共代表的明令，才隨同其他各代表作一次發表了。這件事，我只是斟酌當時的情勢，本著團結抗日一貫的立場，覺得應該如此做，便如此做了，原沒有絲毫要見好於中共的意思，可是不到兩天，在某處有一次集會，王若飛卻把這件事提出，特別恭維了我一番，我聽了反而好笑。中共的代表是有了，但他們覺得與青民兩黨同樣只有一名，不足以示優異，還要繼續爭取名額，一直到四月六日，即臨走的前一晚十二點以後，王若飛還拉著沉鈞儒到我所住的信義街三十九號來，一定要我陪同他們去找李璜，想把李拉住不放，以便和他們一道以去就力爭，我知道這是中共又在發揮他們這種得步進步的劣根性，更難保不是『民盟』也想參加一份，我內心實在厭惡已極，只好斷然加以拒絕。四月七日，宋子文以首席代表的資格，偕代表團由重慶飛美，董必武畢竟沒有同去，聽說後來還是多爭了一名秘書一名醫生才坐下一班的飛機走的。

上面已提到我之拒絕參加政協，便是因為我已知道和中共交涉斷然無望，內戰終於無可避免。可是等到三十五年的十月，其時馬歇爾的調停工作已完全失敗。（他是三十六年一月八日回國的）國民大會的召開已無法久延，而國共的武力衝突已如箭在弦上，於是第三方面的人士，包括青年黨，民社黨，民主同盟和社會賢達，又在上海有所集議，我的基本觀念雖然沒有改變，但這一幕我卻是參加了的。其時梁漱溟任『民盟』的秘書長，他對這一幕的最後努力，更異常熱心，而且他也似乎覺得他的地位非常重要，其實漱溟的頭腦長於分析而短於綜合，他於一件件孤立的事實看得很仔細，而對於一個大體的趨勢卻看不明白。當時的大勢是：一、國共終無妥協的可能；二、中共根本不要民主；三、中共根本討厭如國民大會的這樣一個組織；四、即令中共勉強參加了國大，參加了政府，國共的武力衝突也還是遲早要爆發；五、其時的『民盟』除極少數人還想保持一個中立的態度以外，大體上卻早已偏向中共，喪失了第三者的資格，這些都是漱溟所不能完全理解的。我的看法如此，但何以我對這一幕又終於參加了呢？老實說：我並不相信國大召開憲法公布就可實現民主，但我相信要使民主有逐漸進步的可能，必須把黨治從法律上與事實上告一結束；初步實行民主，其幼稚也許比專制還要可怕，還要更沒有效率，但我們無法避免這樣一個階段；依照當時的情勢，也許第一步的所謂民主，根本便是假的，但只要大家知道對假民主有所指摘，便不怕真民主不會降臨。照中共當時所提出的一切一切，包括毛澤東在重慶的要求，三人小組之所規定，以及政協的五項結果，實際無非是為中共奪取整個政權預留地步，所爭的只是武裝衝突爆發的遲早，絕對無法得著一個永久和平。我深深的感到，與其讓中共永遠是這樣糾纏不清，還不如操刀一割，讓中共代表撤回延安，未來軍事衝突的結果如何，自然是不可知，但政治的做法卻確實已經到了水盡山窮，不能不冒齲責行竺著．

要敘述三十五年十月最後調停的這一幕，有幾個日子我們必須特別提出。

第一、政府規定國大召集的日期為十一月十二日，中共認為這是由國民黨片面決定的，曾提過書面的抗議。

第二、其時在關外並沒有停止用兵，政府且於十月十一日攻下了中共所佔據的張家口。

第三、第三方面的人到達南京，是十月二十一日，蔣先生除當我們到達的時候見過一面以外，便於同日飛往臺灣去了。政府軍且於二十五日攻下了安東。

政府要想把國大開成，但各黨派的名單並未提出，假定各黨派都不來，而由國民黨一黨唱獨腳戲，在政治上不能不說是一種失敗；中共對國大是斷然不參加的，但它如果不多爭取同路者，它也將完全陷於孤立；就基於這兩方面都有爭取第三者的必要，因此所謂第三方面才取得了作最後一次調停的資格。

在我們未到南京以前，吳鐵城、邵力子、雷震三位，原在上海做過許多的工夫，我們談話的地點，一處是海格路吳鐵城的住宅，一處是馬斯南路周恩來的辦事處。經過種種的說法，好容易才決定於二十一日約同周恩來同去南京。

我們在南京集合的地點是交通銀行，與中共接洽在梅園新村，與政府接洽則在孫科的住宅。我們經過多度的商討，決定了三條解決的辦法，其內容大致是這樣的：

一、雙方各就現地即日停戰，關於停戰之執行，及恢復交通，由軍調部及其執行小組，依照軍事三人小組已有之協議處理之。雙方軍隊應依軍隊整編統編方案辦理。其駐地分配問題，由三人小組協議定之。

二、全國地方政權問題，由改組後之國民政府委員會，依據政協決議和平建國綱領之規定解決之。其有爭執之地方，並依軍民分治之原則，儘先解決。

三、依據政協決議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綜合小組，商決政府改組問題，一致參加政府；並商決關於國大問題，一致參加國大。同時，盡速召開憲草審議委員會，完成憲草修正案。

我們為什幺要這樣決定，如果要就已住交涉經過及當時事實加以充分說明，便非再耗費三五千字不可，只好省略。據我看，就是這樣三條，已經不是中共所能接受，即令當時不即刻破裂，等到在三人小組討論駐地分配問題，國民政府委員會討論地方政權問題，或政協綜合小組討論政府改組和國大問題的時候，他們要我一個破裂的口實，那是太容易也沒有了。梁漱溟覺得在東北關於軍隊駐地的分配以及地方政權的解決，更容易引起爭論，與其把這個責任讓給三人小組和國府委員會去負，反不如把前面三條辦法改得更具體一點的好。大家覺得他的話也對，又以為莫德惠是東北人，對東北情形特別熟習，黃炎培平日對這類技術問題他頗能考慮，因此便推定莫梁黃三位先加以研究，再提交大家來解決。他們三位商量的結果，得了兩點具體的意見：一、指定齊齊哈爾，北安，佳木斯三處為中共駐軍地點；二、沿東北鐵路四十一縣，當時有二十縣在中共手裡，請他們和平交出，由政府派縣長隨帶警察前往接收。大家無異議的贊成把這兩點歸併到前舉的三條辦法以內，由大家一致簽名，煞後繕清三份，以一份交政府，一份交中共，一份交馬歇爾特使，他們兩方面能接受自然很好，不能接受，也只好聽便，我們決不再管了。當這個文件簽好了名還未送出以前，沉鈞儒張申府等忽然又要求把他們的名字塗去，這當然是因為他們把辦法的內容事前通知了中共，中共不贊成，而且他們受了中共的責備，因此才鬧出這樣一幕出爾反爾的醜劇。可是我們並沒有因為少數人退出變更我們的進行程序，這三份繕清的文件，依然推人分別照送。

中共這一份，是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三位送去的。周恩來本來早已知道了這三條辦法的內容，因此他事前便已編好了一幕戲，準備演給他們這三位老實人看。當梁漱溟拿著這份文件在手裡向周解釋到第二條的時候，周即以手阻梁，大哭大鬧的對他們說：「不用再往下講了！我的心都碎了！怎幺國民黨壓迫我們不算，你們第三方面也一同壓迫我們？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對你們破裂。十年交情，從此算完，今天你們就是我們的敵人！」（這完全像在舞台上背誦念熟了的臺辭。）這樣一來，弄得他們三位手足無措，於是由莫李提議，把這三份文件一律收回，而且即刻由莫季黃羅四位，〈黃炎培羅隆基最初原不在場，因為周表演了這一幕才臨時找來圓場的。）分別向孫科和馬歇爾處將另外兩份取到，交周過目，聲明作廢，於是周才收淚息怒，一幕滑稽戲也才算是閉幕了。據說周青年時在南開中學演話劇的時候，他原是扮旦角的，這若干年來，他隨時隨地都能保持一種戲劇性的作風，做工確實不壞，扮相也不太差，所可惜者，整個的國家，便在他們這種兒戲的方式下毀滅無餘，周也不能不算是應負責任的一人啊！

自經過了這一幕以後，我便決定使青年黨參加國大，名單也隨即送出，因為我們既根本無法與共產黨合作，便只剩下這一條路可走，走得通固然要走，走不通也還是不能不走的。國大開會以後，馬歇爾是三十六年一月回國的，中共卻延到三月八日才正式撤退，從此以後，國共關係便完全進入一種戰爭狀態，截至今天為止，究竟最後的勝敗誰屬，依然還是一個未定的問題，大概只好隨著整個國際問題的解決以永得最後的結論了。

錄自左舜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１９５０年，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浴火鳳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