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溫家寶危險,我是有預感的。其他的我不管,政治、法輪功、「6.4」、臺灣、香港、伊拉克,那都不關我的事。我想說的是私有化的問題。
你可以不用這個名字。你可以改用「產權改革」或者「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但是,你不能迴避這個問題,不能對這個問題沒有高瞻遠矚的智慧。否則的話,那就不是危險,而是會完蛋。整個中國都會完蛋。朱鎔基在這一點上是有罪的。這個我們暫時不說。
把「私有化」理解為「權貴化」是片面的。王玨說過「勞者有其股」;吳敬璉也說過「改革的難關沒有過」;張五常說過「徹底私有化」--我不知道所有這些,當局者們聽到過沒有?如果聽到了,是怎麼理解的?如果聽到了但卻不肯付諸行動,那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他們並不真正理解這些經濟學家們所說的話--當權者們的經濟學智慧低下,所以私有化遲遲推動不了。
「私有化」並不等同於「權貴化」。我們在私有化的過程中防止權貴巧取豪奪,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因為害怕搞成「權貴私有化」而放棄私有化,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因噎廢食」的行為。
沒有「完善的私產制度」,那就什麼都不用說了。什麼都是空的、都是屁話。溫家寶5年下來,又是一個朱鎔基的翻版。不過,現在和朱鎔基時代已經不同了。朱鎔基苦苦撐了幾年,留下一個爛攤子,但還是全身而退,並由於不戀棧權利,起碼算是保住了人格。而如果溫家寶沒有「新政」登臺,繼續朱鎔基的衣缽,他還能全身而退嗎?如果請我來算上一卦的話,有8成、甚至9成的凶像。
關於「完善的私產制度」,其重要和微妙之處,我就不提了。聰明有悟性的人,去問問張五常,或者問問楊小凱。斯密、哈耶克等人也論述很多,去翻翻他們的文獻。政治家要有大智慧。朱鎔基這樣的人,剛愎自用,是不行的。他絕對不懂私產制度的極端重要性。沒有這個東西,經濟活力會徹底陽萎,搞什麼勞什子改革?國企改革這麼多年,有什麼成果?不是狗屎一堆嗎?比狗屎還不如!狗屎還可以肥田,價值起碼是大於零的。但朱鎔基的國企改革,耽誤了時機,損害了文化,削弱了國力,其直接和間接的損失,起碼在兩萬億人民幣以上。
其實,朱鎔基剛上臺的時候,我還是很感動的。1998年5月我寫了一篇《有感於惶恐》,寄去了《南方週末》,提出了「產權改革」比個別人的惶恐要更加重要,因為,前者是整個經濟主體的「惶恐」。當時處理這篇稿子的鄢烈山先生沒有採用,說是「話題太大」。後來我看到越來越不對勁,先後寫過《三年脫困,自欺欺人》、《朱總理,請慢一點自豪》、《改革需要大智慧》等文章,對朱鎔基的國企改革政策提出了猛烈的抨擊。不過那時候已經為時已晚,朱鎔基已經失去了推動改革的最好時機,說了也是白搭。
現在新總理剛上臺,我及早說,還是來得及的。新總理對「完善的私產制度」懂得也不是很多,說到企業改革的時候,態度不鮮明,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沒有意識到他所有的政績,最終都要靠這麼個東東來實現。道理太簡單了:財富是人創造的,沒有私產制度,財富成了無源之水,其它的東西談得再多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我現在不猛一點提出來,我猜,不用三個星期,我們的溫總理說不定就會摸不到頭緒了,或者不理解「企業改革」他應該幹一些什麼了。然後,真的就步朱鎔基的後塵了。
其實,政治家只要有智慧,抓住了私產制度,就什麼都有了。亂搞也亂髮財。如果源頭不活,你再操心,都是空的。限於具體事務,那就是作秀。我是鄙棄作秀的那種人的。儘管你可能很累,但沒有用,哪怕你累死了也是自討的。別人不會同情的。
我認為溫家寶危險,是有證據的。大家看一下他總結的那24個字:「城鄉協調、東西互動、內外交流、上下結合、遠近兼顧、鬆緊適度」,就可以知道他搞經濟的水平比二百五多不到哪裡去,頂多二百六吧。
經濟系統靠的是自組織、自發秩序、「看不見的手」、「人們在追逐私利的過程中,不自覺地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增長」。我請問一句,「城鄉協調」靠誰去協調?靠黃菊嗎?或者是白菊?你發多少工資給他?代價和成本?績效目標,有沒有去估算過?這都是幾十年的空話啦!這不是出洋相嗎?!
新總理危險,但並不是沒有機會。多向人學習,要有虛懷若谷的氣度,這只會增加總理的威嚴。不要學朱鎔基那一套,千萬!中國有的是人才,藏龍臥虎,剛愎自用只會誤事。多思考,少作秀,不陷入具體事務,把握宏觀戰略,還是有希望的。「6.4」、法輪功、臺灣等等,都並不構成對政權的威脅。個別人的去留也無法影響歷史的大局,只要以民生為本,誰也阻擋不住。
千萬記住,以民生為本,搞好了產權改革,什麼都好辦了。就此一件事,必將流芳千古。
話說得很直率,都是真誠的。希望我是杞人憂天:新總理大智若愚,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那是再好不過了。民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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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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