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繁榮的背後和可能的未來（四）

在中國，農民問題已經不是什麼新問題了。按照中國學者秦暉先生的說法，中國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即是中國問題。這個意思是說，佔中國人口70%的中國農民的命運必然深刻的影響著中國的未來。這顯然是一個常識性的知識。然而，不幸的事實是，1997年後，中國農民收入的增長率正在持續下滑。如果我們以為這僅僅是暫時的現象，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

在我看來，這僅僅是中國農民問題滑入深淵的開始。理解中國的問題，必須首先理解的中國的權力，同理，理解中國的農民問題，也必須從理解中國的權力體制開始。中國是一個以權力為軸心的分配體制。佔有的政治權力越大，控制的經濟資源也就越大，在分配體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無疑，中國農民處於這種分配體制的邊緣之邊緣，底層之底層。在這種體制下，中國農民不僅受到力量強大的城市利益集團的排斥，也同時受到深入農村的行政體系的剝奪。中國農民人口雖然數量龐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們很難凝聚成有力的壓力集團。這決定了，一旦遇到經濟緊縮，中國農民將成為最早和最大的犧牲品。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實際上是測試中國經濟景氣程度最靈敏的指針。因為，以政治權力為軸心的分配體制會以最快的速度將這種分配壓力轉嫁給處於最底層的農民和農村。

1997年之後，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的顯著惡化反映的其實是中國城市經濟的危機。它只是城市經濟不景氣的一個結果，而決不是原因。這種轉嫁通常通過兩種途徑來釋放，一種是城市對農民的進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種則是通過農村基層官員傳遞的行政權力體系的分配壓力。這被中國農村社會形象的比喻為「幹部資本主義」。

注意，從總體上說，中國農村的基層官員只是這種壓力的傳遞者，而不是壓力的製造者。這與中國主流媒體所塑造農村基層官員的妖魔化形象並不符合。雖然，在這個傳遞的過程中，他們可能放大了這種壓力。

中國城市媒體之所以將農村問題歸咎於農村的基層官員，一方面是出於無知，另一方面則是在有意掩蓋強勢權力集團的貪婪和無恥。公平的說，中國農村基層官員的惡行並不比他們的城市上級更過分，只不過由於他們剝奪的對象更加赤貧而顯得格外刺眼罷了。他們只是強勢的城市官僚集團透過基層政權向最弱勢的農民轉嫁城市壓力的合法工具。

農村基層政權只是官僚體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輸出而不能向上反饋的封閉性決定了這種盤剝具有強烈的對抗性和殘酷性。在也許是中國最著名的鄉官李昌平先生的書《我向總理說實話》中，我們已經看到，中國農村的「權力私有化」進程已經走得何等之遠。當然，這種迅猛的事態並不僅僅發生在中國農村。很明顯，將中國農民置於絕對受剝奪地位的是一種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機制。隨著發言權越來越大的權力資本的加入，以及臃腫的政治官僚體系的膨脹（這完全是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這種機制將變得越來越具有壓迫性。

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領導人不斷強調農民問題的危險性，不斷呼籲舒緩農民的困苦的同時，農民問題卻不斷惡化的根本原因。盤據在城市的權力資本或許會對城市貧困階級的訴求作出妥協，但很難對農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響應。這麼多年的經驗表明，中國權力資本對中國問題的判斷力和前瞻性相當令人失望。除非大難臨頭，農民問題可能已經永遠在他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通過中國農民日益嚴峻的生存困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判斷，中國的危機已經開始，它正在以一種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國的城市蔓延。目前這種局面，1949年以前蔣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樣面對過。許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國人對中國農民的悲慘景況已經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農村同樣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80%農村人口的收入在農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國相當一部分農民實際的生活狀況恐怕遠遠惡劣於我們的想像。

可悲的是，中國的主流知識份子對這種情況相當麻木。沒有革命性的改革，就會有比改革更加混亂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難以治癒的犯罪浪潮在等待著我們。給予中國自由市場改革以公正的起點，就首先要給予中國農民的市場參與以公正的起點。

從80年代中期中國城市改革停滯後，中國農民就一直在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價。如果我們對中國經濟將來較長一個時期的悲觀預期準確（我以為，只有這樣的態度才是嚴肅的。因為即便我們聰明絕頂，我們也不可能永遠順風順水），未來幾年，中國農民問題就極有可能達到一個臨界狀態。從這個角度出發，捍衛農民的權利，就是捍衛中國的自由市場改革。隨著權力資本的日長夜大，以及權力資本所支配的掠奪體制的高速運轉，與農民同時被拋入困境的是中國的城市貧困階層。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層的隊伍正在不斷擴大。能夠清晰揭示這種趨勢的是，中國的失業率一直在不斷攀升。雖然官方一再以玩數字遊戲的輕浮態度來對待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一般的估計，中國的城市失業率已經高達20%以上。走進中國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們就會發現，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成員在遭遇失業的困擾。已經有很多家庭出現了老人們用退休金供養下一代的反常情形。在這裡，我們看到中國強有力的傳統家庭紐帶正在成為中國社會秩序最後的避難所。

在中國，城市下層階級喜歡用那些明顯具有寓言結構的故事來表達他們對現狀的絕望，但的確，這種聳人聽聞的悲慘故事正越來越具有真實性。許多中國人都讀過一篇關於城市貧困情況的報導。在這篇報導中，中國瀋陽的鐵西區－－一個在計畫經濟時代令人自豪工業區，現在已經變成中國城市貧困的代名詞。其蕭條與困苦的情形讓人沉默無語。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這種在道德上讓人難以接受的苦難，並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不自由不公正競爭的結果；它不是中國社會轉軌的正常代價，而是完全失控的貪污和腐敗的代價，是完全缺乏規制的偽市場的代價。這正是中國城市失業和貧困問題特別具有爆炸性的地方。因為，我們不能想像，一個正常的社會能夠一邊長期承受高失業率的折磨，另一邊卻安然接納大規模的腐敗。

在中國，我們更傾向於相信，這兩者本身就互為因果。令人憂慮的是，中國的權力階級正在用可怕的虛妄來壓抑這些人的正當訴求。退一步說，如果一部分人的貧困是中國轉型的必然代價，那麼政府和社會各階層就應該勇敢的承擔起維護他們尊嚴和基本生活保障的責任。然而，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道德上，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都沒有對此做好準備。而財政的困窘所導致的社會保障資金的匱乏無疑會使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雪上加霜。

換句話說，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們看不到這個問題有實質性好轉的希望。中國貧困人口的比率將會進一步上升。我們判斷，從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之後，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即從對增量財富的爭奪轉移到對存量財富的爭奪，這是一場秘而不宣的戰爭。

這一方面是因為經濟總量增長開始遇到瓶頸，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極端不公平的分配所造成的改革失速。許多對中國現實生活比較敏銳的人們，早就感受到了這種不祥的氣氛。如果這個時候，中國政府將改革的重心轉移到大幅矯正中國改革極度扭曲的分配機制，從而重塑中國的改革動力，中國的漸進改革或許真的能夠成為一個成功經典。

但很明顯，中國政府對這種信號缺乏應有的警覺。這與中國漸進改革一路走來的機會主義路線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1989年之後，中國領導人將其統治的合法性完全與經濟增長速度等同起來，這被通俗的叫做：發展就是硬道理。

在中國領導人眼裡，沒有增長速度就沒有合法性，這甚至被滑稽地量化為：沒有7%或8%以上的速度就沒有合法性。90年代中期之後，這種幼稚的執政思路幾乎成了中國領導人唯一的政治智能。但人們現在看得很清楚，這明顯與中國社會的真實脈動不相吻合。

基於上述判斷，我們推測，在下一個階段的存量財富的爭奪中，還會不斷有人成為權力資本的犧牲品。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那個沒有任何制度保障的中產階級。一個以壟斷權力為基礎的掠奪體制是很難自我約束的。對此，所有人都不能抱有僥倖心理。

明乎此，我們就明白了中國下一階段改革的關鍵。如果將現在的中國嵌入一個更加久遠的歷史背景中來觀照，我們就會發現，當今的中國與1949年之前的中國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一個數量龐大但困苦不堪的農民分布在中國廣袤的內陸，幾個以外國資本為主但卻佔據了GDP絕大部分的沿海城市，大量離開了土地而又無法在城市棲身的流動人口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來回游動，一個僅僅代表官僚和官僚資本利益的政治權力結構，一個被深入骨髓的腐敗掏空了的脆弱的金融財政體系。

這個奇特的組合又一次出現在了我們正在發生的歷史中。而這個組合之間無法化解的緊張和衝突，正是中國上一個世紀屢屢導致悲劇的根本原因。每一個時代的大眾都總是以為自己在開創全新的未來，但經常，我們不過是在重複歷史。想要掙脫歷史的宿命，人們就必須首先洞悉面前的陷阱。

（待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