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朱鎔基的民望，一方面來自他本身的從政風格--果斷、廉潔、親民、有能力和有責任感，另一方面來自他執掌經濟大權十年來的政績--抑止高通脹、實現軟著陸、安渡亞洲金融危機、維持七上八下的高增長、堅決反腐敗、精簡機構和推動中國加入WTO。而實際上，朱鎔基之所以贏得較高的民望，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的畸形制度和民智未開的國情的產物。
一，壟斷傳媒的報喜不報憂的輿論導向幫忙。在大陸，百姓每天在新聞聯播中看到的朱鎔基，全部是個性凸出的正面形象，至於朱鎔基形象的負面因素，統統在黑幕之後。在大陸媒體上，他主持下的中國經濟，除了高增長和國力大增，就是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和中國國際地位超常加強，而且定語都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而處於警戒線的金融黑洞化、財政赤字化、債務社會化、國企空殼化、腐敗制度化、社會兩極化、生態污染化、農村凋敝化、城市失業化、道德真空化……他為政風格的另一面--鐵碗霸道、剛愎自用、好大喜功、權力狂妄、集權嗜好和經濟觀念陳舊（計畫色彩極濃）……等等，只有一些小罵大幫忙的點綴性報導，百姓自然無法瞭解真相。
二，強人政治的集權時代結束之後，後集權時代的中共第三代普遍趨於平庸化，反襯出有點棱角的朱鎔基不那麼平庸，特別是與其他兩巨頭相比--江澤民的輕浮作秀和李鵬的僵化愚蠢--朱鎔基就顯得有個性、有智慧且務實負責。同時，中共權貴集團的腐敗揮霍和官老爺作風的普遍化，也從反面凸出了朱鎔基的勤政廉潔親民。正是這樣的對比，才使朱鎔基給國內外留下了有能力有氣魄的良好印象。即便在朱鎔基任期結束、他上任時的承諾大都沒有真正兌現的情況下，由於他那擲地有聲的個性化語言，在中共高官中過於罕見，所以他那種指天發毒誓的絕決態度，至今仍然是百姓的美好記憶，並變成對他無奈地告別政壇時的一片惋惜之聲。
三，獨裁體制賦予了高官們以超常的權力，使之能夠在沒有民意的監督和制約之下，動用巨額國家財政來實現一黨及其高官個人的政治偏好，而不必對政策的後果向百姓及民意代表負責。所以，朱鎔基能夠實施揮霍納稅人財富和透支國家未來的積極財政政策，能夠毫無顧忌用歧視性的股市和老百姓的巨額存款挽救國企，能夠力排眾議地重新壟斷糧食流通，能夠罔顧中國經濟的整體水平而大搞"錦上添花"的政績工程，比如，他利用總理大權而花巨資在上海建造世界第一條磁懸浮。同時，他也可以大把地花納稅人的錢去賄賂百姓--去為政權穩定滅火、去訪貧問苦、去做親民秀--以購買自己的政績和美譽。
四，正處於轉型之中的中國，其民智也呈現出新舊混雜的局面，被陳舊的"救世主意識"浸泡多年的百姓，還缺乏自主的個人意識、納稅人的權利意識和民眾乃政府的"衣食父母"的主人意識，仍然無法擺脫期盼"青天"的政治偏好。近年來，帝王戲在大陸的風靡，正是期盼明君賢臣和等待自上而下恩賜的奴性的最好註腳："聖上英明"和"奴才該死"、"皇恩浩蕩"和"謝主龍恩"的跪姿，充斥著螢屏，吸引著百姓。這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詐取，一種全面的剝奪：先是在物質上詐取民脂民膏，然後再通過施舍在精神上詐取民眾的感恩、依賴和馴順，以保證本末倒置的官民關係之長存--被供養者變成了仁慈的恩人，而供養者卻變成了被拯救的群盲。獨裁製度的根本特徵是"公權力"的私有化，無論是傳統的"家天下"，還是現代的"黨天下"，公權力皆由社會公器變成了特權者的牟利私具。"朱青天"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姿態所動用的財政開支，雖然全部自下而上地來自納稅人，卻表現為自上而下的政權恩賜，納稅人對政府財政沒有與義務對等的權利--質疑權、監督權和否決權。政權開恩，絕非為了社會公益，而是出於一黨私利；官員的"青天"情懷，不是公僕服務於衣食父母，而是用衣食父母的稅款服務於政權利益，至多是基於"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工具主義牧羊術。收買和腐敗的基因，在官僚、大款和知識精英以及普通民眾中的社會性循環複製，使賄賂和收買成為一種生存技術（政權生存和個人生存）和改革的路徑依賴。
從這種制度大背景看朱鎔基的政治生涯，他至多是這個沒落制度的有意而無力的補天者，甚至就是又一個"成功"的犧牲品，其未來的歷史地位，將遠不如胡耀邦和趙紫陽這樣的"失敗"的犧牲者。引渡賴昌興的僵局就更加意味深長：作為朱鎔基式承諾的象徵性事件，賴昌興案所標誌的，非但不是一諾千金的總理信用或政府信譽，反而標誌著鐵碗人物的無可奈何的失敗。曾幾何時，朱鎔基為了顯示反腐敗的決心，發誓一定要將中國頭號走私案的主犯賴昌興引渡回國，讓其接受審判，甚至不惜動用國家財政和許諾不殺。但，言猶在耳的承諾，到今天也已經黯然失色。朱鎔基即將無奈地告別政壇，而賴昌興仍然逍遙在大洋彼岸。朱鎔基之敗，非個人的品格和能力之累，而是獨裁製度之罪。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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