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當中介變成了掮客

在農村中發現，有些敢干敢鬧的人，他們也很容易從外界獲取幫助，但有些人就利用這種優勢作為一種資本，有的將外界送來的信息壟斷，和村幹部無異，有的則作為一種炫耀的資本。經常會發現他們在村中有些時候只是一個小的集體，還有很多村民並不支持他們，雖然也不反對他們。這個圈子雖然經常和政府的非法行為作鬥爭，但他們將自己孤立起來，勢必會削弱自己的力量。我們在幫助他們時，發現我們本來是希望通過他們來送給所有村民的資料被他們自己藏起來，記者秘密下去調查時，他們到處先宣傳一通，有時也讓我們心寒。不過，沒有這些人，農村中的人又沒有別的與外界接觸的地方了。我確實很困惑。

這讓我極為不安。我知道這位朋友是有理想的，熱血的，有正義感的，而且他確實付諸了實踐，結果他遇到了如此黑暗的現象而無從著手。我當時匆匆忙忙地回信，只是簡單地告訴他這是正常的，是人性固有的黑暗，我甚至把我正在研究的應對專制體制的經驗模式告訴了他，我說，「你能發現這一現象已經大有收穫，這一問題我也是最近才考慮應該從知識份子的角度來揭露論述。只要簡單地告訴你一點就行，專制社會裏都有它的兄弟，即反體制的體制派，他們最初的出發點可能是要反抗體制，但後來都跟體制調情，最後與體制相適應。今天許多在民間在年青學人那裡有影響的知識份子都是如此。」

但是，我這麼回覆後更為不安。我們常說專制是落後的原因，但在中國常見的卻是，專製成為了落後的結果。要改變落後的生活，我們首先面對的是專制，是搖身一變成為專制的人物。我們還能信任人嗎？一個人要做好事，他信任的中介對象卻只是為了一己之私，中介變成了掮客。我卻告訴他這是正常的。我好幾天看我的回信，對這種敷衍了事的回答很是羞愧，我不應該把我們成年的虛無和黑暗暴露給正做著好夢的青年朋友的；更進一步說，我不應該把這種專制的生活方式只是歸咎於人性，而不訴諸於實踐理性的制度規避。

我知道，這種體制外的力量逐利最大化衝動不僅讓年輕人困惑，更讓他們寒心。那些人對於資源的壟斷，對於信息的封鎖其實也是一種貪污腐化。他們利用了人們的善良和關愛之情，他們把這種生活的希望貪污掉了，而這種對生命的關愛正是貧困落後地區的人民最為寶貴的財富，他們把這種財富化公為私據為己有。我曾經聽說過，有人想給國內的人資助一二，希望他們能專心地投入到增進社會福祉的工作事業中去，但這些人知道有「不要白不要」的錢後紛紛開出價來，有的窮困的理由卻在於「單位買房缺錢」、「孩子入學需要贊助費」，這一情況讓人大為失望。我還聽說，在國內有不少專家學者「近水樓臺」地跟洋人拉上了關係，他們從洋人的基金會裡申請了不少錢，名目都是感人的，對弱勢群體的調查，對法治化的研究，但實際上，他們只是投人所好而已，他們壟斷了這些信息，搖身一變成為中國弱勢群體方面的專家，成了法治本土化的權威發言人，但他們對於社會進程並無多少助益。可以說，這些落後國家和弱勢群體的信息中介和知識中介對極為寶貴的信息和知識資源的肆意踐踏和獨佔現像在當下中國是大量地存在著，它們是一種腐化行為，是一種投機行為，那些中介真正成了掮客，他們掠取了人民的希望，戲弄了理想、正義、知識和良心，他們貌似反專制的體制，卻成了專制的又一種化身。今天在網站上可以看到，眾多的網友和青年人已經看透了這種人的「把戲」，他們甚至本能地反感那些知識的持有者們所熱烈討論的話題，因為那些話題跟民眾跟中國社會無關。

我知道，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投身到志願者活動、社會調查活動、民間力量的救援活動中去，他們是極為真誠的，是純潔的，是不能容忍塵渣污染的；他們在關心社會以盡公民的責任義務的同時，也更多地觸及到不少黑暗的現象，不少人性的弱點。他們為自己的工作成效困惑，他們也最容易像我一樣歸咎於人心，從而絕望。

我知道，甚至聯合國的官員也為他們的捐助活動成效不大傷透腦筋，他們資助貧困人群的錢往往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款項到達後者手中。

但我要說的是，我們不能只是停留在困惑階段，我們不能只是歸罪於人心人性了事，這些社會現象仍是可以消除的，正像聯合國的官員從未放棄改變落後地區面貌的努力和希望一樣，落後地區壟斷知識和信息的政府和個人行為仍是可以制約的。因為那些獨吞信息的人跟專制政府對信息的壟斷一樣，永遠不能持久，只要信息和知識的流布輸送打破封鎖，貪污腐化就可能被減低到最小程度。因此，只要這些對於落後貧困地區的救助活動儘可能地公開透明，掮客們就得按規矩辦事，就只能盡一種中介的本分。

掮客們的信息封鎖是一種自私行為，是一種個人利益最大化行為，當民眾們紛紛參與公共活動時，掮客們的徇私機會就極為有限，因此，對於弱勢群體的救援也是發動民眾的過程，援助是一種公共行為，當被救援的對象被包容進這種公共事務裡時，當這種公共事務制度化時，掮客們就會日益失去存在的土壤。

原載《觀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