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朱鎔基現象與改革時代的終結

2003-03-04 15:10 2003年的中國人大會議即將召開，中國總理朱鎔基即將告別政壇，由於朱鎔基一直廣為爭議，或者由於他的個人風格而倍受媒體矚目，因此各家媒體都打算送他最後一程，或者說打算為他寫一篇"總結報告"。本文就是香港政論雜誌《開放》的編輯給我的"命題作文"，但坦率地說，對我來說，這的確是有點勉為其難。一方面這類話題不是我的長項。我對關於當政的領導人的政論文章一直缺乏興趣，在底層如此壓抑的時代天天講述這些大人物的"政治故事"，我總覺得是一種特別形式的權力崇拜。另一方面，由於在中國這個資訊如此封閉的國家裡，相關資料很難看到，而能看到的資料都是可疑的。因此對中共領導人進行評論都會受到缺乏資料的限制，由於缺乏資料，文章就不會很有價值，很多爭論就可能變成意氣之爭，或者感情之爭。

因此如果一定要我談論一下朱鎔基，我只能談論的是"朱鎔基現象"。所謂"朱鎔基現象"主要是指：為什麼朱鎔基獲得了如此之多的注意力，無論官方媒體還是民間輿論，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崇拜和批判、期望和否定都共同表達了一種特別關注之情。在我看來，這個現象比朱鎔基本人如何以及他的是非功過更值得人們研究，也更有"學術價值"。

理解朱鎔基現象首先必須理解我們的時代，理解改革時代。我們不能把改革時代僅僅視為後毛時代的某種經濟政策的轉型，而應該把它視為清末改政的一種接續。這個改革時代斷斷續續地進行了近150年，它的基本特點仍然沒有改變。什麼是中國的改革：第一、就是秦始皇主義的社會向市場主義的社會的轉向，其目標體系先後經歷了工業化和信息化兩個時代。第二、由於災民社會的權力自私，這種轉向的進程和方法必須被控制在"國家"或政治權力手中，或者說是漸進的和自上而下的。這兩個相互支持而又互相排斥的方面決定了中國改革的命運。歷史經驗和理論分析都將證明，改革僅僅是社會轉型的一個中間階段，它不可能建構一個理性社會或現代社會。它是地地道道的過渡時代，但它在中國的特點是它存在時間太長了，而把自身視為一個可以不斷自我調節的新時代。

朱鎔基現象是改革時代必然出現的政治現象。在一定時間內，無論是持哪種政治觀點的人，無論是海內外，人們在支持"改革派"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這種共識產生於這樣一些"改革觀念"：首先，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其次，改革必須由改革意志的強力人物主持。事實上即使那些批判朱鎔基的評論家，也僅僅批判他不是真正的或成功的改革家而已，但在中國需要一個葉利欽這個問題上，他們和他們的論敵（那些堅決為朱鎔基辯護的人們）是一致的。當然，中國的政治傳統的"清官崇拜"思想提供了文化背景，而朱鎔基之前的那個"政府"以及朱鎔基同時代政治人物的個人特點等等，都使人們更容易對朱鎔基產生好感或好奇心。在這種意義上，不是說朱鎔基有多出色，而是他的同僚們由於太暗淡無光而成了他的舞臺背景。

但問題的關鍵是，人們忽視了朱鎔基必須同時為改革的第二個規定性--即保證權力部門對改革的絕對監護權和利益最大化--而奮鬥，而這種努力造成了整個改革的內在矛盾，並導致了整個改革時代的終結。舉例來說，1998"兩會"出籠的"朱鎔基主義"基本內容是："一個確保"、"三個到位"和"五項改革"。但是我們看到，"一個確保"產生了"政治任務"和經濟目標之間的巨大張力，特別是當外在條件已經變化的時候，堅守這樣個經濟增長率使人看到了自上而下這種改革模式的政治缺陷。而"三個到位"和"五項改革"都出現了社會目標和權力目標之間的深刻衝突，結果在改革方案實施中，損害權力利益的改革基本上半途而廢了，而損害社會利益的改革方案（我不是說他們沒有改革的意義）則取得實效--但其中最使人垢病的就是中央集權主義的強化和城市工人、農民利益的受損（以糧食改革為代表）。這種改革成果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倒退，它的正面意義之一是使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中國的改革時代該結束了，改革在自身的邏輯之內已經無力完成中國社會的變遷。

作出這樣一種判斷不僅僅是認識到改革的體制內資源已經耗盡，而是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今天，權力主導的改革不僅不再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而是社會進步的新的阻力。因此，送別朱鎔基確實具有歷史性的意義。他的光彩奪目使他成為150年來最後一個改革人物，而中國政治的落後、農村人口的比例之居高不下則宣告了他的失敗--也宣告了整個改革的失敗。如果說現代化進程的標誌之一是政治的化和文明農村人口的城市化，那麼150年的中國改革是一場大失敗。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葬禮是由朱鎔基來剪綵的。

朱鎔基現象是一場悲劇，但改革本身注定是一場悲劇。它的內在矛盾是無法調節的，因為它不是建立權利和契約原則上的，而是建立在等級和身份原則之上的。在西方，希臘羅馬在前，而基督教和封建主義（歐洲意義上的封建主義）繼其後，形成了契約文明的傳統，它使得近代的早期、或中世紀後期的文明能在稅率談判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今天中國，就是要從改革時代進入權利時代或者談判時代。人們的注意力不再應該是幫助、期望或者支持體制內的"改革派"，而是捍衛自己的權利，並在有限的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日益形成壓力集團，形成契約制度產生的社會學前提。

2002年晚些時候，由於中共十六大人事安排結束，關於政治改革的呼聲重新浮出水面。如著名知識份子李銳先生在《炎黃春秋》、茅於軾先生《北京日報》發表了頗有力的文章呼籲推動政治改革。同時，官方和民間關於憲政問題的重申和研討正方興未艾。特別是網際網路的自由重新活躍起來，人們越來越對"布拉格之春"重歸表示樂觀。但問題是，人們似乎還沒有深刻認識到改革的侷限和對我們生活的傷害，因此告別改革還沒有成為思想的主流。事實上這也說明我們這個民族文化上的悲劇--儘管朱鎔基現象150多年來如煙雲過煙，而戊戌災難此起彼伏，但我們仍然打算站起來呼喚、迎接或抱怨一個新的朱鎔基。

朱鎔基走了，我希望這是最後的告別。

2003年2月15日星期六

（轉自《不寐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