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底層寫真

可是他們的買賣是不被允許的，他們見到城管時須用最快的速度逃跑，如果不幸被堵截，其結果就是：城管們會請這個農民自己將他親手、或許是全家人親手製作的燈籠踩爛......而這些燈籠曾被寄予多少希望？它們可能是大年三十的年夜飯、娃娃的新衣和學費、一年的肥皂和火柴......然而，他卻要在監督之下親自將這些凝結的汗水和希望一一踩爛，他可以反抗嗎？不能，他所能做的只是一腳一腳地朝著這些凝結著汗水的希望踩下去......

鏡頭二：從公司回住處要過一處人行隧道，這裡距離深圳布吉農產品批發市場很近，每天上下班時間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個小批量的蔬菜交易點，離這個隧道50米的地方則是一個自行車交易點，車很便宜，50塊錢一輛，100%的贓車。後來曾經在凌晨的兩點經過那條隧道，那兒竟然很熱鬧！原來那些菜販在凌晨兩點就開始準備當天的生意了：從批發市場把批發商扔掉的不大新鮮的菜運到隧道周圍的路燈下，趕在天亮之前把裡邊還能吃的菜挑出來。原來這是純粹的無本生意，我明白了這裡的菜難看但便宜的原因。毋庸置疑，他們的存在使隧道附近變得非常骯髒，上下班時的交通也受到影響，他們是深圳城管當然的嚴打對象。

1999年高交會前，一次下班正走到隧道中間，突然前方一陣大亂，菜販紛紛推著他們的平板車朝我這邊衝來，我明白這又是城管在掃蕩了，為防止被這些慌不擇路的菜販撞到，我忙往旁邊讓--另外：我也希望他們能成功地逃走。可是與平常不同的是，這次還有警方參與，菜販們被兩麵包抄了。大多蔬菜販看到這種情形明白不是鬧著玩，很聰明地拋下平板車逃之夭夭了，但有一個小夥子或許是太緊張了吧，硬是想推著車逃掉，我騎車跟在他後邊出了隧道，他隨即被一個顯然沒有他強壯的城管抓住，然後在一分鐘之內，他被叫著"跑！跑！看你往哪兒跑？！"的城管打得滿臉是血倒在路邊，而那個城管還在繼續地用軍靴不斷地朝他身上踢著。十分滑稽而諷刺的是：那些二三十米開外的販賣贓車的人此時卻是安然無恙的圍觀者。

鏡頭三：鏡頭二中的菜販通常將菜賣給對原料質量要求不那麼高的小吃店，尤其是附近工業區內以經營快餐為主的小吃店，在我所住的居民區，還存在另一種菜販，我稱他們為游擊隊，他們以低於自由市場一半甚至更多的價格兜售質量可能更好的蔬菜，而且態度友善。我是看著這支"賣菜游擊隊"成長起來的，剛到深圳時，我所居住的居民區還沒有這樣的菜販，他們從無到有，發展到一百來人，大概用了半年的時間。

我估計他們所能賺到的錢每天最多二三十塊--一斤菜賺幾毛錢，一天賣掉幾十斤菜就是大豐收；他們以我們無法想像的低成本使自己活著--一碟素炒荳芽，可以是兩個成年男子一餐的全部菜餚；除了刮颱風的日子，他們是全天候的，風吹日晒雨淋是再正常不過的家常便飯。然而他們的小本生意並不能做得很安生，不到半平米的地攤隨時有可能被保安或者冷不防從身後店舖裡竄出來的老闆掀到馬路上，而他們所能做的只是用最快的速度從輪胎下搶救那些只值十幾塊錢的貨物，但這仍然算不得什麼，最令人心寒的是這些：一個玉米攤被掀翻了，一根飛出的玉米碰到了一個路過的婦人，她撿起就走，當菜販索要時，那女人說：你的玉米打到了我，算賠償！說罷便揚長而去，滿臉佔到便宜的得意洋洋。

一個中年漢子的兩籮水果被保安踢翻之後，周圍那些看上去普普通的路人在一瞬間儼然變成了非洲草原上發現了死屍的兀鷲與鬣狗，四處滾動的水果被一搶而光，那漢子看看亂亂哄哄的人群，再看看身邊的保安，那是怎樣的一種無奈？！但畢竟，希望還是有的，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也搶到兩個水果，然而他沒有像其他成年人那樣跑掉，而是將它們還給了那個中年農民，漢子拉住少年，要把水果送他，那孩子笑著擺手，然後笑著跑開，漢子猶自站在大街上淚流滿面......

鏡頭四：漸漸地，保安們對付菜販的手段開始升級，他們不再滿足於將地攤掀翻了事，而是將整個地攤拎起來，然後在水泥電線桿上摔打。如果菜販膽敢反抗--目前，這只是及其個別的情形--便會招致老拳的伺候。

一個用水桶裝豆腐來賣的菜販被逮到了，兩桶豆腐被潑到馬路上，當那菜販索要塑料桶時，保安便掄起水桶砸向他的頭，隨著一聲悶響，一隻桶完了，菜販則捂著頭倒在地上。而那些賣報紙、熟肉和燒烤的車攤一旦被"相中"，一樣難逃被掀翻的厄運，我想我們對這種鏡頭都不會感到陌生，現實生活中，我每天都要欣賞這活生生的暴力畫面以及無助的城市邊緣人的鏡頭。

前文提到的所有生意，在暴力之後，無一例外地繼續著他們的存在：人行隧道在該擁堵時依然擁堵，該骯髒時依然骯髒；居民區的菜販們無非在交易時添上十二分的小心，保安來了，四散奔逃，保安一撤，重新聚攏--貓鼠遊戲而已，只是這貓鼠遊戲玩得並不有趣。

我們不難猜測這些被驅趕、被欺侮的人們的身世，他們無非是想通過自己的勞動到城市換口飯吃的，不要埋怨他們一定要往這擁擠的城市裡來，在他們的家鄉，他們為各種稅賦和孩子的學費求助無門。然而他們卻不被城市所接受，我找來找去，所能找到的將暴力加諸其身的理由只能是因為他們不繳稅，他們使城市變得髒亂。

但是不論怎樣，他們有權活著，而且比那些無時不刻存在於在我們身邊的衣著光鮮的不勞而獲者有更多應該活著的理由--因為他們出賣自己的勞動，這是天經地義的。

或許會有人說，城市給這些進城的農民提供了交易的場所，他們應當去的是那些地方，說得不錯，但是他們往往窮到根本繳不起在自由市場立租一個攤位的第一筆押金--我想誰都不喜歡像狗一樣被人驅逐的感覺，如果他們有可能得到安安穩穩地做買賣的機會，他們會拒絕嗎？

如果自由市場的攤位租金不那麼高，或許一切問題都將迎刃而解：租金低，則跨進自由市場的門檻就比較容易；跨進門檻容易，自由市場內的菜價就不會與外邊游擊隊的菜價有一半以上的懸殊差價--可是為什麼要受那麼高的租呢？有一次我在市場裡買了半條不到一斤的魚，到公平秤上一秤，發現足足少了二兩，便折回去理論，結果那潑婦想以其大嗓門取勝，於是我找到市場管理辦公室--發現裡邊坐著六個人，他們的主要工作大約是聊天，副業則是喝茶和看報。而這個市場所有攤位的總和不足一百個--這六個人都是不折不扣的不勞而獲者--因為他們要麼根本不搭理我，要麼乾脆告訴我：這事我們不管，你自己去解決。是啊，他們的工資或許正從這些短斤少量上來，他們怎麼可能會管這碼子事兒？有了這群不勞而獲者，降低租金只能是空談--小到一個市場是如此，大到一個國家亦是同樣道理。

電影《侏羅紀公園》裡信奉不確定論的數學家說過一句經典台詞：生命是奔放的，它們總能找到出路。是的，總能找到出路，那幻想中的恐龍如此，對這些在城市各個角落忍辱偷生的卑微者也是一樣，他們總能找到出路--與生的慾望相比，任何的暴力都是孱弱的。

有些事情即使發生在昨天，可能也會如過眼雲煙。然而有些事情過去經年，卻竟牢牢佔據著自己大腦的一隅。這恐怕還不僅是我一個人的單獨體驗吧。那一年的春節前夕為著返家團聚，與妻子隨著擁塞不堪的人流摩肩接踵地步入了廣州火車站候車大廳。大概距上車時間還有半個多小時吧，我們分別提著不算擁腫的行李準備隨便找一個座位歇息片刻，於是在滿地橫七豎八睡著的、躺著的人堆之中尋覓。

忽然，一雙皺皺巴巴的、瘦骨嶙峋的男人手掌直直地伸到我倆的眼前，我倆本能地往後挪了一下。"行行好，老闆！請賞幾個零鈔吧。"老漢走近來衝我倆一疊連聲地說道。"可憐可憐吧！"一邊說一邊還深深地把頭埋得低低的。"不要給！"我壓低嗓門告訴妻子道。因為以前在各種報章上看到的有關叫丐幫一族如何玩弄欺騙公眾善良的醜惡勾當此刻就在我的心裏發生了強烈的效應。

稍傾，老漢見良久都無動靜就駐著枴杖轉過身去一腐一拐地走開。忽然，妻子好像發現了什麼指著不遠處的老漢背影對我說："你看，他的一條腿是打了鋼釘的呀！這是真正的乞丐啊！"我順著妻的指向看去，的確從襤褸成步條狀的褲腿間隙看到了閃著不鏽鋼光澤的金屬板。也許那是一次工傷事故或交通意外造成的不幸後果。一種莫可名狀的同情心自然而然而在心中悄然生長。眼睛幾次從那條殘腿上移開又迅即聚焦回去。"他是真的（乞丐）呢！"妻子抬眼望了一下我，我明白妻子在徵詢我的意見。"隨便給他點吧。"我示意道。"你等一等！看著行李別走開！"妻子沒等我回答就放下手中的行李一陣風似地飛跑著遠去，小巧玲瓏的身影很快就淹沒在川流不息的人海中。我能想像得到她去幹什麼了。

不一會兒，就看見妻子已拎著大包小盒的食品氣喘吁吁地跑回來。"哇！買了這麼多！"我驚異道。大約有五、六個麵包還有幾瓶礦泉水、餅乾盒等均用透明塑料袋盛著提在手中。"噫，不見了！他人呢？"妻焦急地問道。"應該在那邊。"我答道，一邊用目光向候車室的一角極速地掃瞄。"看，在那裡！"遠處，老漢單薄而佝僂的身影在黑壓壓的人群中緩緩蠕動著。我趕緊衝過去想把他叫來，老漢的眼神裡明顯藏著一絲疑惑。這時，妻已趕過來，把手中的物品不有分說地悉數交到他手上："大叔，給您留在路上吃吧。"老漢在接過的同時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兩隻手明顯在微微發顫。我們都無心聽他說"謝謝"之類的廢話，只是語氣鄭重地勸告他："您最好不要在這個城市多呆了，沒用的。還是回家鄉去吧！"我看了看表，離上車還有點時間，就請他趕快說一說他的腿是怎麼弄斷的。他告訴我們是兩年前在大隊開山炸石時被炸斷的。他是趁農閑時出來想討點錢再裝個假肢以換掉現在這個殘舊的，他一邊說著一邊掀開破褲角給我們看，是真的，那塑鋼上的螺絲釘已經鬆動得沒法擰緊，夾板上也裂開了一條窄窄的口。的確是不能不換了！他一來就直接去找到了廣州假肢廠，醫生告訴他說換一條最便宜的假肢也要交八百元錢，而他身攜的盤纏已所剩無幾。到現在出來已經有差不多兩個月了，還是遠遠討不夠裝最一般假肢的費用。只好打消換假肢的念頭，到火車站來討些路費回家。

我看著這條已經有鏽跡的假肢，心裏很無奈，只能勸說他不要這樣呆下去了，這是一座雖然繁華如花園卻人情薄如紙的城市，您不要抱有太多的幻想。"走吧，回去吧！您的妻子和孩子還在家等著您哪！"我只能這樣重複地說著對他起不了多大幫助的話。我還能說什麼呢？就像我和妻子此時對著眼前這位老漢所不得不面對的生存苦境而感到言語的乏力一樣。

如果他是在城市，如果他是企業的工人，至少能得到些許補助，更走運的興許還有百分之幾十的醫療費報銷吧。不幸的是，他是一個山區的農民！這就注定了他生來只能做二等甚至三等"公民"。人的命運真是如此不可思議：在這塊廣袤的大地上連自己的出生地點也能決定一生的命運。這雖說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和體制問題，但我卻認為這並非是無法改變的現實。

在89年過後不久的一天，我從收音機裡面聽到一條這樣的消息：俄羅斯已經徹底取消了戶口制度，這也即意味著俄羅斯國土上的任何一位公民可以自由地遷徙到國內任何一座城市或鄉村居住而不必因此遭受制度所帶來的歧視。後來又聽說俄羅斯接著又取消了"檔案"制度。我相信這一天遲早會來到在中國人身上。如果是這樣的話，許多居住在世俗眼光中令人羨慕的城市如深圳、上海等地的、因擁有中國特色的綠卡居民也就會在瞬間失去了可以引以為傲的身份資本，從而為人才的平等競爭創設了一個公正的平臺。我想這對國家的興旺發達只會有百利而無一害。

我坐在列車上，回想著那個乞丐述說時淒苦的神情，還有駐著枴杖一腐一拐漸漸遠去的、佝僂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