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人的背向

構建理性而和平的民主進程是大部分中國精英分子的普遍願望，但歷史不一定遵循理性規範而運行，尤其是中國歷史一直處於非理性的宿命論規律當中，近百年來跌跌撞撞的國運就證明了這一事實。儘管如此，中國知識份子的種種努力無疑推進了中國民主思想的進程，從五四到六四的失敗，說明瞭中國知識份子是一個不成熟的群體。然而，在當前世界大氣候下，民主政體已不限於國家和種族，中國也無法置於這一氣候之外，最關鍵的是，中國老百姓不再是十五年前的老百姓，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覺醒以及對社會不公的認知，都是空前的，尤其廣大農民對社會不公的普遍不滿，其人心向背決定了「共產黨」的最終歸宿，以及社會尋求公正和民主的源泉。

中國現階段還勉強能適應政治獨裁，原因也在於農民缺乏有效的政治組織，所以他們的不滿情緒轉化為行為時，便是社會性災難來臨了。這一土壤原是共產黨強權統治所毒化的，它最終成為埋葬共產政權的墓地。

中國共產黨在本質上沒有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封建政權，它今日所作所為無不是自掘墳墓。十五年前，由於農民的沉默或冷淡，使得「六四」槍聲堂而皇之，那時農民沒有任何態度和聲音，這合乎他們的歷史習性。當中國農民對一個政權產生惡感，這個王朝已岌岌可危。如果中共堅持只侷限於經濟發展，不加緊進行有效的政治改革，任憑一個權力資本主義的現代政治怪胎膨脹，社會不公和兩極分化必將導致社會全面動盪，整個國家將為此付出巨大而長久的代價，印尼和俄羅斯都是前鑒之車。

民主中國

　　那麼，誰是當前中共政權的最大支持者？除了統治集團之外，還有部分城市工
薪階層，包括那些從現有體制中受益的知識份子和商人，形成了一個整體的既得利
益集團。如果在發達國家，政治上得到市民中產階級的支持便是合法，可在中國則
不然。八九這場運動的最大支持者是知識份子以及市民社會，一種典型的「秀才造
反」，而農民是那場運動不折不扣的局外旁觀者，由於他們的的侷限性和對現實的
滿意程度；而當時學生就排斥進城民工加入遊行隊伍，甚至手挽手地起來防範「閑
雜人員」和「社會渣子」混入學生隊伍，這可能是民運史上罕見的恥辱景觀。中共
領導人最終鎮壓示威學生時所表現出來的肆無忌憚，其野蠻的底氣就在於農民們的
旁觀態度，學生再鬧也不構成對政權的直接威脅，廣大農村社會才是共產政權的根
基。鄧小平之所以說「殺二十萬就保二十年平安」，就在於他深知學生知識份子的
孤立性。

　　今日，農民終於開始威脅中共政權，其次是城市失業工人，工人的最大危險是
具有組織性、影響力，更是引起社會動盪的火種。但農村社會目前也處於一種非常
時期，農民圍攻縣級以下政府已不是新鮮事。農民不滿情緒來自多方面，除了城鄉
兩極分化、農村生存壓力、政策性歧視之外，更重要的是農民的覺醒，開始具有自
身利益的認識和公正意識；特別是年輕一代農民對社會不滿情緒來源於認知經驗，
他們到過大城市，遭受了不公待遇。

　　還有一些通常被忽略的因素。筆者到過偏遠的廣西龍勝縣的一個村子，全村竟
然沒有一個１５歲以上健康未婚女青年留下來，她們全到廣東以及本省大城市打工
謀生；按照當地風俗，２５歲未成家的年輕男子便進入光棍行列，他們天天在村上
幾家雜貨店、肉鋪裡打桌球，酗酒打架；由於少數民族青年在教育和技能方面處於
弱勢，他們也不願外出謀生。農村原有傳統結構因社會突變而遭到全面性破壞，這
一現像在任何落後村鄉都不例外，筆者在安徽和河南農村都看到同樣的情形。由於
農村重男輕女觀念造成男多女少的普遍局面，現在女青年又大批量進軍城市，充塞
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從打工到當「三陪」。筆者老家那個村子，從前少有未婚過
的單身光棍，如今大齡光棍二十多條，漂泊在全國各地，由於婚姻和生活的絕望，
近年裡五名男青年自殺身亡。廣大農村變得毫無前景可言。落後貧困和兩性結構失
衡，都加劇了年輕一代農民的不滿情緒，即使他們進城打工掙錢，同樣面臨戶口、
地位、身份、收益諸多實際性歧視和排斥，城市居民也把越來越壞的治安問題歸結
為外來民工；民工是任何一個都市的最大貢獻者，可他們得到是最劣等的待遇，在
物質和精神都受到雙重的壓迫。長期戶籍制度無疑是城鄉兩極化的政策因素，中共
政權因此失去了其原有的政治資源。

　　中國政府由過去擁有全國土地的一個大地主，變成今天擁有槍桿和外匯的權力
資本家。但中國至今仍是個半農奴制帝國，過去農民無償上繳的「皇糧」和「公糧
」，成為政府經濟運作和上層建築的籌碼，包括對農產品價格的壟斷權。國家財政
上長期依賴農業稅收，使得「農業稅」越來越具有含糊性和抽象性，變相為名副其
實「人頭稅」。只要是農民，即使不種田也得交稅，而中國農民被徵稅而毫無福利
性返饋，在教育、醫療、福利和身份上，依然被這個國家歧視。筆者老家在皖南一
個村子裡，原有人口五百多人，現在村子常住人口不足一半，而且主要是老幼病殘
，青壯年人口流向大城市，水田荒廢三成，旱地荒廢七成，實際農產品總量銳減一
大半以上，可稅費卻年年加碼，那些外出打工而不務農的農民在家鄉仍舊上繳「農
業稅」，因為他們的戶籍在鄉下，這意味著他們被多重徵稅－－一個在北京打工的
農民要向北京市繳納多少費稅，如治安管理費和暫住費等等？

　　另一方面，國門啟開和傳媒工具的日益發展，從黑白電影到彩色電視機，也成
為封閉和專制政體的屠具。民眾視野開闊，觀念變化，從封閉狀態中解放出來，又
被商品經濟誘惑、被社會不公刺激，使得獨裁政體在中國越來越沒有土壤和氣候。
儘管共產黨用現代媒體技術為自己歌功頌德和粉刷太平，但商品廣告、海外星雲、
異國情調，以及西方現代化生活和物質文明，則更吸引民眾的視力和意欲，逐漸地
在消解共產黨的專制力量。這是共產黨單向發展經濟所必須付出的政治代價，使得
兩千年封建帝王式的統治在中國越來越難，今天的農民，也與他們的祖祖輩輩不能
同日而語了，他們作為「農民」僅僅是抽象意義上的，因為土地不僅無法滿足他們
生存需要，同時也無法控制他們對自由、公平和富裕的渴望，他們的行為道德和思
想觀念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他們被都市繁榮所誘惑出來的意願和慾望，則是
中共政權無法滿足的，這些矛盾都演變成一場政治變革或社會動盪的質料。

　　一個政權的綱領精神與其執政行為的分裂是非常危險的，後果就是制度失效和
社會墮落，何況中國本來是個欠缺憲政法制的人治社會，這些都是造成今日官員集
體腐敗和瘋狂掠奪的成因。一個國家８０％人口成了被壓迫和宰割的弱勢群體，
２０％的人控制著８０％財富，一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是典型現代式的奴
役制社會和權力資本主義制度。中國官方從來不敢直面農民問題或農村問題，其敏
感度和危險度到了不能上台面的地步，官方忌諱和淡漠使那些維護現狀的言論大行
其道，並在市民社會具有一定的支持率，這都促使農民問題的社會矛盾不可扭轉地
蔓延。

　　「穩定壓倒一切」成為治國法寶，在既得利益集團內取得一致共識，無論爭權
奪利如何激烈，面對「翻船」的危機都表現出「團結一致」的政治覺悟。庸人江澤
民的「三個代表」是自欺欺人，其虛偽性就是絲毫不代表代作為國家主體和廣大勞
動階級的農民。在基層鄉鎮幹部的眼裡，今日農民已是十足的「刁民」，因為他們
不再像以前那樣聽話乖順。

　　再也無人代表的龐大農民階層，能決定共產黨的變數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