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開宣布擁有核原料開始，極權國北韓接二連三放出駭人的消息：恢覆核計畫和啟動核設施，趕走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人員並中止合作，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和聲言要恢復試射導彈，併發出「經濟制裁就意味著宣戰」，「以超強硬對抗強硬」，「把……變成一片火海」和「將遭到一千倍的報復」等黷武叫囂。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金正日對世界的核訛詐遽然升級，國際社會在驚詫之餘，都猜不透這個無賴極權者想幹什麼。
難道僅僅是為了得到國際援助來緩解國內的危機嗎？我看未必──特別是在東方的極權國家。
北韓的經濟危機並不是近幾年才開始的，其人民在殘酷壓榨下，吃不飽和死於飢荒，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但在朝鮮這樣嚴控的極權國家，再嚴重的經濟危機也不能導致獨裁政權的傾覆，正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一樣，也發生過類似大飢荒，卻並沒有導致紅太陽的隕落，反而使之更為肆無忌憚地發動文革，直到極權者達到生理極限，社會危機才可能引發社會改革運動。換言之，在東方的極權國家，社會改革運動發生的前提，往往是「天助」，即政治強人自然死亡，而非「人為」。所以，只要極權國家對內奉行計畫經濟、殘酷鎮壓和輿論一律，對外奉行嚴格的全封閉和自外於國際社會，極權體制下的民眾很難對極權者構成挑戰，至多是在忍無可忍之時用腳投票，冒著巨大的人身風險逃離魔窟。那麼，在冷戰結束後，已經處於極端孤立狀態的金正日，為什麼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呢？
獨裁者不在乎人民生死
首先，是極權者的好戰本性使然，因為他根本不在乎人的生命，飢荒或迫害致死也好，在戰爭中充當炮灰也罷，在極權者的眼中，最寶貴的生命不過是供其驅使的群羊而已。回顧冷戰時期的歷史，無論是前蘇聯還是紅色中國，無一不對世界進行核訛詐和戰爭恫嚇：是共產極權者挑起了韓戰和越戰，是赫魯曉夫建造柏林牆，並與古巴獨裁者卡斯特羅一起，挑起了古巴導彈危機。赫魯曉夫不僅在聯合國上用皮鞋敲桌子，而且還曾經聲言：過不了多久，我們蘇聯就能像生產香腸一樣地製造火箭。赫魯曉夫居然可以不分場合地進行核訛詐，比如他在英國首相艾登家中作客，當賓主在暖烘烘的壁爐前入座後，赫魯曉夫突然恫嚇艾登：「你知道摧毀你們這幾個小島需要幾個核彈頭嗎？三個，只要三個。」
毛澤東更為狂妄，同時恫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他聲言「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他在蘇聯宣稱中國人不在乎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無非就是死人而已，如果全世界的人口死上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換來帝國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全球化，何樂而不為！毛澤東還對外賓說：為瞭解放臺灣，我們不怕與美國開戰，無非是死上三千萬，用三千萬的代價換來國人認清美帝國主義的紙老虎面目，值得！一九六四年，中國擁有了核武器之後，毛澤東動不動就提出準備打核大戰，其目標不僅針對美帝，更針對蘇修。這一切，顯然都是想通過核訛詐和戰爭恐嚇來壓倒世界。現在，金正日的核訛詐和恐怖組織不斷發出的襲擊威脅，與前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沒有實質性區別。
劫持整個國家和人民
其次，極權者利用獨裁權力劫持了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越是在國內危機加重的時刻，就越要煽動仇外情緒，越要在國內進行大規模群眾動員，以此轉移國內危機，對外顯示其政權的民意支持和決一死戰的勇氣。實際上是把人民當作鞏固政權的工具，用強迫和愚民偽造出萬眾一心的民意。在冷戰時期，共產極權國家無一例外地要大搞炫耀武力的閱兵式和大型群眾集會遊行，極權者都要發表聲嘶力竭的反美演講。冷戰後，面對節節勝利的自由世界，這類百萬人規模的集會遊行和大閱兵，主要發生在北韓、古巴、伊拉克等少數獨裁國家。薩達姆面對美國的強大壓力而無計可施之時，居然搞起了全民公投，用100%的贊成票來支撐其內在的虛弱。正在製造核危機的金正日政權，召開百萬人的反美集會和大遊行。也許，出生於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年輕人，對北韓的此類行為還會感到些許新奇，但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國人則再熟悉不過了。天安門廣場的宏大閱兵式和百萬人集會遊行──從五十年代初的聲援抗美援朝，到六、七十年代的支持北越、古巴、紅色高棉等獨裁政權，從反美帝到反蘇修──至今憶起仍然歷歷在目。但願這些豐富的記憶所帶來的，不止於荒謬感和嗤之以鼻，還能喚起國人的銘心刻骨的恥辱和沉痛深入的反省。
再次，金正日利用了倒薩之戰和國際社會的分歧，向國際社會叫板和向美國要價。一方面，大多數國際危機的解決，沒有美國的實際干預是很難奏效的，但美國正在全力對付伊拉克，無暇過多干預朝鮮半島的核危機。其他大國，既沒有美國的那種捍衛及推廣自由制度的決心，更沒有美國的強大實力，自然不願意為世界和平多付代價和多負責任，而只是站在一邊品頭論足。所以，對於金正日政權，目前的國際社會，除了發出譴責和呼籲和平解決之外，似乎無計可施。
國際社會的縱容
另一方面，隨著反恐戰爭的主要目標轉向伊拉克，某些大國對布希政府的「邪惡軸心論」和「先發制人戰略」的抱怨逐漸加強，甚至把核危機爆發主要原因歸結為美國的強硬態度和單邊主義：把北韓劃入「邪惡軸心」。當今世界，多邊主義和綏靖主義成為新的政治時髦。克林頓在第二任期內，其綏靖主義傾向日益加劇，不但稱中共為戰略夥伴，更對恐怖主義和北韓採取縱容態度。當時的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還訪問了平壤，使恐怖份子和極權者越發膽大妄為。同時，歐盟中的德、法兩大國也意欲取代美國而成為南北韓之間的斡旋者。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前極權國家，為了各自的戰略利益拉攏金正日政權，進行元首級互訪。加之韓國一廂情願地伸出「陽光政策」的橄欖枝，日本的小泉政府也主動到平壤去拜會極權者……國際社會的這一切舉動，無疑於對邪惡極權者的縱容。所以，金正日以為：我越是強硬，國際社會就越要買帳，布希政府也就越拿我無計可施。這就是北韓的《勞動新聞》所提出的「以超強硬對抗強硬」的策略。
金正日利用民族主義狂熱
最後，金正日充分利用了南韓人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冷戰後，共產極權的紅色惡魔早已失去了迷惑力，在東西之間的實力懸殊的對抗中，獨裁國家便從民族主義魔術中汲取合法性。特別是在大陸與臺灣、南韓與北韓這樣的分裂之地，民族主義呈現出走向極端和日益強化的趨勢。具體到南北韓，先是金大中提出了和平統一的「陽光政策」，並親赴平壤握住極權者金正日的手。接著是去年的漢城世界盃在南韓掀起前所未有的民族主義高潮。再接下來是南韓大選的前後，從政府、總統候選人到普通民眾，強烈的民族主義煽動起空前的反美運動，雖然也有政治人物和部分基督徒站在美國一邊，但是反美情緒佔據韓國的輿論主流則是不爭的事實，盧武鉉的當選便受益於民族主義狂熱。特別是沒有親歷韓戰的年輕一代，其民族主義和反美的狂熱已經發展到顛倒是非混淆善惡的程度：昔日恩人和南韓安全的保障者之美國，變成霸權的代名詞。歷史的反諷就是如此戲劇性：自由南韓和獨裁北韓的統治者，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居然閉口不談兩地之間的根本性制度差異，卻不約而同地打出了民族主義的旗幟。
南面的民族主義狂熱正好為金正日製造核危機提供了王牌。通過把制度之爭轉換為民族之爭來加強國內的思想操控和抗拒美國的壓力，已經成為冷戰後的所有獨裁者的慣用手段。金正日當然知道，現在的南韓領導人和主流民意，已經把朝鮮民族的和平統一置於南北之間的制度對抗之上，民族利益壓倒了一切其他分歧。半島的統一問題將決定著盧武鉉新政府和布希政府之間的關係。南韓政府的外交主軸是想兩頭討好，既害怕跟著美國強硬而得罪了流氓金正日和本土民意，所以對北韓的近於瘋狂的挑釁大都採取低調態度，但又不能完全得罪美國，使南韓安全失去保障，所以也要與美國協調並努力尋求妥協方案。故而，金正日才敢在被布希總統指控為「邪惡國家」之後，不斷地以民族主義者的姿態向南韓喊話，才刻意製造核危機，然後以前所未有的民族主義高調爭取南韓的民意認同。
向獨裁者訛詐妥協將自取其辱
如此局面的最大受益者，首先是金正日個人，其次是所有好戰的獨裁者們，已經陷於絕境的薩達姆，不是號召伊拉克人民和全體阿拉伯國家向北韓學習嗎！而最大的受害者，首先是苦不堪言的北韓百姓，其次是國際社會的防核擴展的努力與世界和平。金正日如此利用南韓的民族主義，維護極權和反美是真，而推動和平統一是假，因為半島的和平統一，很可能將意味著金家極權的崩潰。正如薩達姆不斷號召整個阿拉伯世界聯合反美一樣，絕非為了所有阿拉伯人的福祗，而僅僅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絕對權力。難道在獨裁製度的破產已成定局的新世紀，把自由制度作為世界未來的主流國際社會，還要以綏靖的笑臉迎合獨裁者們的好戰而無賴的猙獰嗎？難道在恐怖主義和獨裁國家不斷地利用極端民族主義來製造災難之時，還要讓獨裁者躲進民族主義避難所內作威作福，繼續對內實施暴政和對外進行敲詐、訛詐、威脅嗎？
誰向獨裁者的無恥訛詐妥協，誰就是威脅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祗的同謀。特別是自由國家向邪惡國家的核訛詐妥協，就更是自取其辱！
（爭鳴2003年2月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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