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永遠沒有原諒她 一枝永遠帶罪的玫瑰

作為導演，她一生中只導演了7部影片；作為演員，她出演的影片數目大約是前面那個數字的2倍───但讓她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恰恰是前者。如果再細細計算，她輝煌的時代加起來只有短短几個月。在這幾個月裡，她創造出來的美，超過了此前一切時代電影記錄片的總和。然而就是因為這幾個月，世界永遠沒有原諒她。

萊妮雷芬斯塔爾，1902年出生於德國一個商人家庭，起初是一個跳芭蕾舞的演員。然而有一天，她在地鐵裡看到了阿諾德範克博士導演的《命運山峰》海報，電影鏡頭中的山峰彷彿具有一種異常的美，她在這種美裡沉醉了。不久，她向範克毛遂自薦，要求在他的下一部影片中扮演角色───她成功了。短短几年後，萊妮雷芬斯塔爾已經成為德國最著名的影星之一。曾經執導過《藍天使》的馮施登堡甚至說：「我可以把你塑造成第二個瑪琳黛德麗。」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納粹黨上臺了，萊妮雷芬斯塔爾的命運要改寫了。 1932年，雷芬斯塔爾在德國電影前輩的指導下，導演了自己第一部影片《藍光》。次年她為納粹黨大會拍攝了一部記錄片，這部影片的拷貝從未問世，但雷芬斯塔爾在拍攝記錄片方面的天才卻已嶄露頭角。於是1934年，當希特勒和他的黨羽們在紐倫堡舉行閱兵典禮時，32歲的萊妮雷芬斯塔爾被理所當然地選中，指揮全部電影拍攝工作。

納粹黨為她提供了任何一個導演都會為之咋舌的工作條件：無限制的經費，一百多人的攝製組，36架以上的攝影機同時開工，再加上無數的聚光燈隨時聽候調遣──希特勒投下這麼多的馬克，為的就是要把納粹黨變成銀幕上最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

雷芬斯塔爾做到了這一點。 這部記錄片後來被命名為《意志的勝利》。《意志的勝利》具有一種宗教意味。 它以希特勒的專機從茫茫大霧中顯現為開端，充滿了遊行、集會、震耳欲聾的吶喊以及如林的舉手禮，最後在瓦格納恢宏的史詩音樂裡告終。

雷芬斯塔爾在影片中創造性地使用了多種表現手法，在希特勒驅車檢閱遊行隊伍的場景中，雷芬斯塔爾打破了一直被奉為金科玉律的完整構圖原則，希特勒的頭部在畫面中被切去三分之一，這樣就使他的背影佔據了整個畫面的一大半，而遊行隊伍則變得相對渺小，而且彷彿是從希特勒舉起的手臂下面魚貫而過。

曾經有人評價《意志的勝利》具有一種宗教般的意味，希特勒宛如《出埃及記》中的摩西，率領他的子民度過紅海，前往流淌著蜜與奶的地方。

此後的幾年裡，無數德國人坐在電影院裡，觀看這部影片一直熱淚盈眶。當他們離席起身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篤信希特勒是一個英雄，是上天派來的彌賽亞。他們決心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願望實現了。

在未來的10年之內，這個蓄著小鬍子的人將指揮他們前往世界各地，然後死在北非，死在諾曼底，死在斯大林格勒。

《奧林匹亞》成了體育記錄片的聖經

無論雷芬斯塔爾願意與否，從1934年開始，她已經被公認為是納粹黨最有力量的宣傳機器了。

1936年柏林奧運會舉辦之際，她受國際奧委會之托為奧運會拍攝記錄片。這部後來被命名為《奧林匹亞》的記錄片，幾乎成了所有體育記錄片的聖經。雷芬斯塔爾在其中創造的許多拍攝技法被無數後人所效仿，例如使用同步器拍攝百米賽跑場面，在地上挖深坑，以低機位拍攝跳遠運動等。

與此同時，這部影片在畫面審美方面同樣達到了極致，影片開頭的古希臘奧運會賽場廢墟，讓人感覺每一塊石頭都具有著驚人的美；繼而，幾個裸體男女手持各種運動器械的鏡頭和「擲鐵餅者」等著名雕塑交替出現。戈培爾把這組鏡頭闡釋為「優等種族」理論的圖解，但是它所記錄的人體之美和儀式之美，又的確讓以後的電影人嘆為觀止。

但這已經是戰爭的前夜了。1938年，雷芬斯塔爾出訪美國，為她的《奧林匹亞》進行宣傳，但是好萊塢卻給了她這樣的歡迎詞：「萊妮，滾回家去！」───製片商們都不敢見她，怕從此影響公司的聲譽。最後她竭盡所能主持了一場《奧林匹亞》的非公開放映，好萊塢不少圈內人在黑暗中偷偷溜進影院。

美國評論界畢竟無法忽視《奧林匹亞》的成就，《洛杉機時報》曾這樣評論道：「這部影片是攝影機的勝利，是銀幕的史詩。」

一枝永遠帶罪的玫瑰

一年後，戰爭爆發了。整個戰爭期間，雷芬斯塔爾匪夷所思地沒有參與任何納粹宣傳片的拍攝───或許她此時已經刻意地與希特勒拉開距離。

40年代初，她拍攝了自己最後一部故事片《蒂芬蘭》，這部直到1953年才得以公映的影片成了她最後的罪狀。因為影片中使用了一群來自集中營的吉普賽人，戰後再沒有人相信她關於自己對種族滅絕計畫一無所知的辯解。

希特勒垮臺之後，雷芬斯塔爾成為第一批被逮捕的電影人之一。此後的幾年裡她數度被送進監獄，直到1949年才重獲自由。然而她的電影生命已經被處以死刑了，戰後50多年的時間裏她再沒有執導或演出過任何影片。在各種文獻記載中，她被說成是納粹的宣傳工具、希特勒的女人。

中年以後的雷芬斯塔爾曾經前往非洲大陸，出版過一本有關土著生活的攝影集，72歲時她又開始學習潛水和海洋攝影───熱帶魚和珊瑚，也許它們畢竟不像人類那樣危險吧？然而這個世界仍然沒有放過她。

1997年，德國漢堡舉行了一次「雷芬斯塔爾劇照和攝影展」，立即有抗議者打出了「納粹展覽！」、「不許兜售法西斯美學！」的標語。為此，雷芬斯塔爾憤怒地說：「不要因為我為希特勒工作了7個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雷芬斯塔爾直到今天仍然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生活在曾經給了她巨大榮譽然後又將她唾棄的人群中間。如果不出現意外的話，幾個月後她將度過自己的100歲生日。這個世界上的很多東西都已經改變了，當年曾經同樣為納粹充當宣傳工具的許多藝術大師們，包括羅貝爾多-羅西裡尼，薩爾瓦多達利，馮卡拉揚都在戰後獲得了重新工作的機會，而且名聲依舊顯赫。《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在經過長時間的禁止後，重新發行了DVD並在電視上公映。

她在這兩部記錄片中創始的技法，被無數後人或巧妙或拙劣地反覆模仿著。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和喬治盧卡斯都曾公開地向她表示過同行的敬意。在這個意識形態對立逐漸淡化的時代裡，人們再一次感受到了這兩部作品中強大的力量、秩序和美。

中國的學院教授們甚至不敢把《意志的勝利》在課堂上全部放完，他們說：「它的力量太強大了，我擔心我的學生如果把片子看完，就會變成真正的納粹。」

然而這一切對於雷芬斯塔爾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她在經歷了60年的流放之後，已經步入人類生命的極限，接下來的時光不再屬於藝術而屬於上帝。一種恨竟然能夠長達60年，或許是因為其中摻雜了恐懼的因素。影評人裡查德考利斯就此說得很坦率：
「那是因為《意志的勝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風格；加上，她是個女人，一個美麗的女人。」

雷芬斯塔爾的故事為人類藝術提出了一個永遠無法解答的命題：美與非美，罪與非罪。當它們糾纏在一起的時候，到底應該如何去定義和評價？從有毒的荊棘中生長出來的花朵，有沒有權利具備獨立的香氣和色彩？對於它，可不可以單純地從美學的角度來加以欣賞和闡述。或者說，那永遠是一枝帶罪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