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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天乙:王丹與胡錦濤,都是「團派」?

 2003-01-27 16:53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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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這波中國地方諸侯大調整,河南的書記李克強,江蘇的書記李源朝,北京市長孟學農,廣東省長黃華華,以及可能「轉正」的上海副市長韓正,都曾經是共青團的領導幹部。其中,李克強李源潮更與胡錦濤一樣,有在團中央工作的經歷。

此外,做過共青團安徽省委書記的楊永良,剛剛當選湖北省的人大主任;原共青團四川省委書記楊崇匯,也得以連任雲南省政協主席。

於是海外的中國政治觀察家敏銳感覺到,中國政壇迅速崛起了一群有類似共青團背景的人。這些人有的還公開以當年的共青團經歷為榮,比如新任北京市長孟學農。一時之間,彷彿真有「團派」這麼回事兒了。

不過孟學農同時還大唱讚歌,說當年的共青團老領導胡錦濤「公道正派、不徇私情」。如果在這回地方諸侯大調整過程中,胡錦濤因為有共同的共青團經歷才出力提拔一些人,恰恰徇了私情,不夠「公道正派」,那麼孟學農的這番話豈不是對胡錦濤的公開諷刺,本想拍馬屁卻偏偏拍到了馬蹄上?查孟學農曆史,是從北京小胡同的社會最底層摸爬滾打出來的,當過工人,類似李瑞環,並非得天獨厚不學無術的「太子黨」,應該多少有點真功夫,斷不至如此不識深淺。

再者說,如果真有所謂「團派」,孟學農一方面大聲疾呼學習胡錦濤「公道正派、不徇私情」,另一方面又公然為這個「團派」拉拉扯扯搖旗吶喊,就成了自己打自己嘴巴子,自己出自己洋相,自己跟自己過不去,親手把新市長與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劃上了等號。完全不像精明的政治行家,倒有幾分像是自虐狂。

依在下猜想,按照中國官場現象常常要從反面解讀的規律,孟學農之所以敢於肆無忌憚高舉共青團大旗,倒有可能正是因為胡錦濤一貫「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沒有拉幫結夥搞「團派」的絲毫把柄可抓,從而根本用不著小心翼翼躲避嫌疑的緣故。

從胡錦濤的角度看,姑且不論大張旗鼓拉幫結派不合他一貫「韜光養晦」風格。才當總書記不久,國家主席、軍委主席「轉正」的嚴峻考驗還在後頭,正是特別需要「公道正派、不徇私情」一碗水端平的時候,以便讓該走的人儘管放心地走,想團結在自己周圍者不分五湖四海,心無芥蒂投奔而來。放著「真龍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光明大道不走,偏要踏上村野小民的羊腸小徑,甘心把自己侷限埋沒在小團體小幫派裡頭,提拔一小撮打擊一大片,實在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自貶身份,自廢前程。以胡錦濤的聰明才智,未必肯出此下策。

漢高祖劉邦經過儒生開導,醒悟到「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經過毛澤東時代經濟「窮過渡」,政治上「不斷革命」不斷動盪的折磨,中國共產黨也總算領悟到,能依靠「窮棒子」奪天下,不能再指望僅僅靠「窮棒子」治天下。拓展政治基礎,對鞏固政權繼續掌權有利,幾乎已經是今天中共上層多數人的共識,所以才有了從公開標榜「無產階級政黨」,到企圖「代表」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的全民政黨的偷偷轉變。胡錦濤當然是決策擴大中共政治基礎的參與者,不可能不明白,廣大的政治基礎無論對於國家、政黨還是個人的平穩執政,掌握並鞏固權力,都至關重要。他已經官居全黨的總書記,眼看就要當上國家主席,正是登泰山一覽眾山小,視野空前開闊的時候,沒有理由反而要退守到某一個小圈子裡,壓縮自己的政治基礎。

劃分「團派」的主要依據是,是否當過團幹部。既然如此,那麼著名的海外民運領袖王丹也理應是胡錦濤「團派」的一員。據王丹本人自述,他在中學裡就比較關心政治,是班級的團支部書記,學校的團委委員,區共青團代表大會的代表,甚至參加過團中央的懇談會。一直到高考的時候,還被評為北京市的優秀團幹部。

可是當真把王丹與胡錦濤拉扯在一起,幾乎誰都能看出是個政治大笑話,其政治幼稚程度,恐怕連幼兒園的小朋友都要望塵莫及。很明顯,共同的共青團背景並不足以抹煞他們在其它方面的對立和分歧,團結成一家一派。換句話說,有比共青團背景更重要的東西決定著胡與王關係的親疏遠近。這種更重要的東東,是在過去共產黨教科書裡大寫著的理想、信念、主義、志向、路線的不同,而在我輩凡夫俗子的心目中,則寧願歸結為利害考量的差異。改革開放了,資本家入黨了,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們似乎也不再在乎理想、信念、主義、志向、路線的一致了,共產黨終於腐化墮落到我輩凡夫俗子的同等水平了,於是利害關係的考量在中國大地普遍地變得非同小可起來。胡錦濤要為中國共產黨繼續掌權勤奮工作,王丹要為海外民運的奪權事業努力奮鬥,這就注定了他們老哥倆無論如何坐不到一條板凳上,雖然他們確實擁有相同的共青團背景。

實際上,在火線入黨成為歷史之後、大力吸收知識份子和資本家入黨之前的中國,團員作為黨員的後備軍,團幹部是黨政幹部的後備軍。因為這個緣故,後來在黨政機關發達發跡的團員和團幹部自然就多到海裡去了,在胡錦濤及其稍後的年代,他們堪稱是中國黨政幹部的主要來源。而人類商品社會的法則通常是這樣的:物以稀為貴,大路貨不值錢。黨政機關的團員團幹部既然多得比比皆是,他們相互之間的共同之處或者一體歸屬感也就變得十分稀薄起來,稀薄得幾乎沒什麼實用價值。在僧多粥少的向權力高峰攀登過程中,互相競爭很可能多於相互合作。

簡而言之,胡錦濤要麼如同孟學農稱讚的那樣「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根本不曾拉幫結派,要麼也應當是圍繞共同利害關係形成某種派別。至於所謂「團派」,一方面範圍大而無當,沒邊沒沿,人物形形色色,關係錯綜複雜,共同利害目標不明朗,內在一體感和凝聚力極其稀薄極其勉強,因而缺乏戰鬥力,另一方面又勢必激起圈外人的反感,在胡錦濤身邊築起一道妨礙廣泛團結全黨全國各方各面的圍牆。結果顯然是作繭自縛,得不償失。

退一萬步講,胡錦濤一定要撇開利害關係去拉幫結派,那也應該以「我」為中心,多拉幾個幫,多結幾個派,才是正理。比如「團派」之外,還應有「清華派」(在清華讀書,工作,8或9年),「安徽派」(祖籍安徽),「江蘇派」(在江蘇出生,成長,十幾年),「青海甘肅派」(工作14年),「貴州派」(省委書記,3年),「西藏派」(自治區委書記,4年),以及「水利派」(在水利系統學習工作十幾年),「建築派」(在甘肅省建委工作7年),等等。可是迄今為止,僅僅聽說有「團派」。而實際上胡錦濤做共青團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從1982年9月成為共青團甘肅省委書記開始,到1985年離開團中央第一書記職務,去貴州當省委書記,滿打滿算不過3年時間,期間也並無突出事跡特別值得留戀,倒是在貴州訪貧問苦,在西藏平定動亂,多見記錄。胡錦濤憑什麼唯獨珍惜這短短3年的經歷和交往?實在令人大惑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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