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之後的中國

11月26日,《多維時報》邀請了不同立場、不同背景的旅美學者在紐約曼哈頓舉行研討會。會上,專家就中共十六大和江澤民"三個代表"理論等問題發表了不同意見,並在此基礎上對十六大後中國發展前景進行了評估。會議得到憲政協進會的支持。

看影響長期趨勢的因素

張 鋼

判斷十六大這樣一件事情好壞,需要跳出誰接班這件事,要看影響長期趨勢的因素。

第一,應當看這十三年的發展及趨勢。我的觀點是,這十三年中問題這麼多,許多問題還非常嚴重,但大陸能夠維持穩定,而且在穩定中居然還保持這樣高的發展速度,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們觀察中國,首先應當考慮這一點。

第二,現在,對中央一級的人事議論較多,我們還應當看看地方一級,我更注意他們。這些地方大員有知識,有進取心,有能力,對中國國情熟悉,對國外也不陌生,他們將來對中國發展的作用是極有份量的,尤其是政治局成員有三分之一兼地方諸侯,這些力量和作用在中央的影響是絕不能低估的。我不認為這些新生力量是改革進步的反向力量,恰恰相反,這次大批新人登上中國政治舞臺,我相信新的
氣象會隋著時間的推移而一步步展現。我寄希望於他們中的一批有能力,有智慧,有決斷的改革推進者。

第三,中國老百姓生活普遍不錯。確實有吃不上飯的,如家裡有長期病號拖累的,沒有勞動力的,以及極少數好吃懶作的;但多數百姓的生活在十三年中有很大改善。尤其是城裡人,普遍基本滿意,並對未來抱希望。當然,所有人也都看到並意識到了現階段出現的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的極為嚴重問題,這是必須迫切並要實實在在加以解決的問題;否則極易引發社會的大動盪,從而斷送中國的改革發展大
好勢頭。我想,無論老的還是新的執政者不可能不注意這一點。

綜合考慮上述因素,我認為,過去十三年的發展勢頭會繼續保持下去,至少還能有十年。十六大會有利於保持這一趨勢。當然,高層人事安排,確實也會為今後黨的「人事交替」,「決策程序」遺留很深的後患問題。通常都是「當選者」組閣,但中國總是「退位者」組閣,這不能不說是「封建的烙印」何其頑固。不過,即使如此,也可以從另外的「形式」角度看這些問題。比如「年齡」限制,相對過去
「干到去見馬克思」就是一個進步。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形式」也同樣作用於「內容」。

此外,不能總是用「現在的幹部都是既得利益者」去看待,這樣過於簡單化。目前各級政府的幹部隊伍主流是還是想做些事,留點業績。特別是各級新提拔的年輕人,包袱少,思想實際,更想有所作為。在相對和緩的大環境情況下,十六大前後,如此大面積在領導中換屆是從沒有過的。這樣的舉措,是有新意的,對中國謀求發展有好處。

最後,就是常委中「幾個人」的問題,如黃菊和賈慶林,官聲不佳,黨內外,國內外都確實有爭議。在有如此非議的情況下,他們還硬是被安排進常委,繼續向上走,我想,這就叫「共產黨人就是不信邪」,這是江澤民就想再次展示自己的權威不可動搖。但是,是不是還有另外一方面?我們是不是過於依賴坊間流傳的消息,因而過多地看這兩人的問題?這兩人是否也有優點和長處?這些優點和長處會有
助於「今後安排工作?當然,這樣明顯的,連「老外」都「跌破眼鏡」的任人唯親和派系黑箱運作,對今後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內部規則運作,會造成惡例及隱患。

討論:
何頻:毛鄧時期確實有派系,但江時期沒有什麼能與江抗衡的派系,也沒有能清楚看到的派系,太子黨、上海幫都不是派,只是對其出身的形象說法而己,江不需要搞什麼五湖四海,只有官僚內部的利益分配,但主要由江來分配。
張鋼:派系從外面看是看不清的。但至少工作中肯定會有不同派別,因為對問題會有不同看法。

埋下對中國未來造成很大風險的伏筆

高伐林

中共十六大期間,我正在國內,能感受到民眾的一般感覺──我這裡所說的民眾,不光是普通百姓,還包括媒體的負責人、大學和研究部門的學者,以及處、局級官員。十六大期間,他們普遍並不關心具體日程,甚至也並不認真地去解答新班子名單的排列組合智力題。因為他們心裏有數:人事安排都是事先「黑箱作業」決定了的,會議不過是過場戲表演──雖然也猜測在最後投票時說不定會爆點冷門,
但根據長時期的政治經驗,知道這不太可能。

儘管如此,到十六大結果出來時,大家還是感到憤怒、感到被愚弄了,認為這個「新世紀中共新舊交替的盛會」,在吊人胃口上實在是玩過了頭。江澤民說下吧,實際上沒下;說不下吧,但又似乎下了。人們對交班的江澤民最為反感的是兩點:第一,在政治局及其常委中安插了這麼多自己的人,並且為達到全面掌控的目的,將常委人數擴大到九人;第二,不退軍委主席。

我認為,兩相比較,江澤民不退軍委主席對中國來講要更為嚴重。江如果不肯交出總書記,是他個人政治生涯最後的一大敗筆;他交出了總書記,卻不退軍委主席,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敗筆,說不定會引發國家、民族的又一場悲劇。

五、六年前,我在《中國時代》雜誌上撰文說,江澤民面臨的挑戰實際上是三大層面上的挑戰:一是他個人(以及他代表的黨內派系)面臨的挑戰,二是他率領的這個黨面臨的挑戰,三是他掌控的這個國家面臨的挑戰。三大層面的挑戰處於複雜的關係,有時某一層面佔得上風,是以另一層面的大為失分為代價。現在看,他不交軍委主席的兵符,正是這樣。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了,任何官銜都可以不要,卻依然要牢牢把住槍桿子,這對黨/槍關係開了一個影響極壞的先例。本來「黨指揮槍」已經不符合現代國家的管理體制,軍隊應該國家化,而這次更倒退到「槍指揮黨」。有人說這是因為他還是國家軍委主席,到明年三月他會卸任交出兵權,我看未必,至少他還會把持相當長一段時間。這種畸型結構,從長期看,會埋下對中國未來造成很大風險的伏筆。

在常委安插這麼多「國王人馬」,讓人嘆為觀止。我在北京時,百姓傳說的版本是常委七人中有四人是江家班鐵桿,他們對此很反感,特別是黃菊和賈慶林,政績談不上,劣跡一大把,北京的朋友對我嘆氣:骼膊擰不過大腿,民眾輿論擰不過「核心」意志。

我當時與他們討論時還說,這樣一種由退位者組閣的人事安排,對接任者胡錦濤造成如此強勁的掣肘,民主程序、合理結構之類自然談不上,但是畢竟沿襲了黨內不同派系互相制衡的局面,多少體現了不同利益集團代表者之間的競爭與妥協。統治集團內部如果有不同派系的路線之爭、權力之爭,才可能產生統治的空隙,給新的社會力量造成機會,孕育改革的動力──所以未必全從負面去評價這麼一種安
排。我這個想法一直保持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九人名單的揭曉。然而,到緊接著公布江澤民仍擔任軍委主席時,我突然意識到了我這種「從積極方面評價」的虛妄:就算常委是不同派系的互相制衡,凌駕於常委之上的太上皇,卻只有一人!

更糟糕的是,如果照國內民眾比喻,這次十六大就像一個公司的「股東大會」的話,那麼新產生了政治局常委,相當於管理層一撥人,他們來自公司的不同部門和派系,但是十六大新的董事會,只留了一個江澤民董事長。合理的公司結構應當是:董事會內有派系平衡,然後制約總經理,總經理則是全權負責,也就是一個總經理對一群董事。現在十六大之後產生的這個高層結構卻是:董事會變成只有江澤民一個人,而總經理副經理一撥人重重制約掣肘,向他負責。經理層似乎分了權,在董事會層卻是高度集權,根本就沒有別的董事了,李鵬、朱鎔基、李瑞環……統統下去,只有董事長江澤民一人大權獨攬。

大家都關注人事安排,對十六大的政治藍圖就沒有怎麼關心。「三個代表」學說雖然通過宣傳機器高分貝大音量強攻硬灌,但是從思想上看,是「硬著陸」,理論界、文宣界,都沒法與過去的中共的意識形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相銜接,沒法在人們頭腦中從過去的教條轉彎子;從實踐中看,「三個代表」學說就根本沒著陸,懸在空中,如何落實、體現在各地區和各方面的政治、組織、文化等工作中去?沒有頭緒。

中國民眾在十六大前後對中國未來的信心到底如何?表現為很奇特的矛盾:人們憑直覺感到中國的問題很嚴重,說不定哪一天就越過了臨界點,但是又並沒有悲觀到認為中國崩潰迫在眉睫、人人都死無葬身之地;我感到,他們甚至不去考慮「對中國未來抱不抱信心」這類問題,只盤算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儘可能比別人佔得先機。這就像那個笑話:一隻熊在追兩個人,有個人拚命逃跑,另一個人躺下來裝
死,熊聞聞他以為真是死人,就放過他走了。他問那個逃跑的人,你幹嗎要跑,跑得過熊嗎?那個逃跑的人說:「我跑不過熊不要緊,能跑過你就行了!」──熊先吃了你,它飽了就不會追我了。這正是國內相當多數人的普遍心理:他們並不幻想跑得過災難,只想跑得過別人。他們感覺到中國的危機一天比一天深重嚴峻,但又知道,這災難並不像房屋塌下來,人人不能倖免;而是像一場洪水扑來,低處的人就完了,高處的人就還有活路。因此,人人都拚命往上爬,拚命找後路,以便災難到來時自己能「跑過別人」。越是下層大眾,越沒有機會,越不去想這個問題;越有權力,越有財富,就越沒信心、沒有安全感,越要繼續攫取權力和財富。精英心態就是這樣在忙;忙,不是因為有信心,而是因為沒信心。

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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