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共新領導層與農民

「三農問題」由來已久，也不能說從前領導層對「三農問題」沒有關注。實際上，朱鎔基多次表示要重視「三農問題」。不過，眾所周知，「三農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為什麼？「三農問題」的解決有諸多客觀上的困難。幾乎所有國家，在現代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有關農民的問題是最難解決的。但是，除了一些客觀因素，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即中共高層是站在一個什麼樣的立場上來看待農民問題？是真正為了代表農民這個最大社會階層的利益，還是為了共產黨自己的生存利益？

十六大一結束，新的領導層就來重視農民。為什麼？最流行的說法就是不解決農民問題就實現不了小康社會的目標。十六大提出要建設小康社會，「三農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就意謂著農民這個社會的最大多數不能達到小康水平。

當然，這裡也有一個新領導層顯示其政策意向的問題。從中共高層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和容許資本家入黨起，中共被外界認為是越來越傾向新生私人企業家的利益，而工人農民的利益則被忽視。「小康社會」概念本身就是要從意識形態層面平衡各個社會階級的利益，達到一個較為平衡的發展。既然過去數年，高層過於重視新興富裕階層，要達到平衡發展，新領導層必須顯示出對傳統階級的重視。所以，就有胡錦濤帶領政治局成員訪問西柏坡村，講艱苦奮鬥的傳統，就有上面開頭所說的政治局關於「三農問題」的提法。要指出的是，這些是十六大政治報告中看不到的。

從這些方面來看，高層似乎有意思要代表農民的利益，至少沒有忘記農民這個最大多數的利益。但是，更為重要的是，黨內高層的一些人已經開始認識到，只有農民才能救共產黨的道理。共產黨往往把自己視為是農民的救星，認為解放了農民，就有統治農民的合法基礎。但實際上，這個話反過來說才是真的。是農民救了共產黨。且不說共產黨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是農民。在毛澤東時代，支持共產黨的工業化的是農民；在鄧小平時代，也是農民邁出了改革的第一步，為其它方面的改革創造了基礎。在九十年代，高層的政策不斷向新興有產階級傾斜，很多人的確致富了，共產黨也不得不與時俱進，調整自身來容納這些新興階級，但這些並沒有給共產黨帶來多少安全感。黨內很多人意識到天下大治的前提是農村的太平。如果農村不太平，縱然共產黨能夠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和最先進的文化，領導者也難以睡一個安穩覺。

近年來，「三農問題」的發展已經使得農村的穩定成了問題。各種改革舉措如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和農村的費改稅，沒有一個是有成效的和成功的。農村改革不能深入，但農民的抗議運動卻很快崛起了。農民抗議運動的頻繁性、多樣性和複雜性已經對執政黨在農村的統治構成了莫大的威脅。

不能說，執政黨已經失去對農村的控制。各地農村的抗議儘管發展了多年，但還是地方化的和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農民抗議並沒有形成大規模的組織。這些抗議運動對執政黨的威脅並不在於這些抗議運動本身，因為農民並沒有意圖要推翻共產黨，他們的要求並不很高，大多數都是經濟要求。對執政黨的真正威脅在於執政黨處理集體抗議運動的方式。除了政治高壓甚至鎮壓外，領導層似乎沒有其他的解決辦法了。對工人運動和學潮，如果出了底線，共產黨也一樣不能容忍，但對工人和學生的「正當」要求，共產黨能夠顯示其願意妥協的一面。對農民則不一樣了。因為農民抗議運動的無組織性，共產黨的基層幹部經常是用高壓手段「簡單」處理。儘管朱鎔基等領導人曾經警告對農民的正當要求不能施以高壓手段，但除了高壓，還能有什麼樣的方法呢？

高壓當然是執政黨「實」的一面，但也有「虛」的一面，即很多人意識到農民運動的強大能量。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農民一直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但是這並不是說，農民在政治上無可要救了。中國歷史顯示，一旦農民的力量聚合起來，可足以推翻任何一個政權。鑒於中國的農民仍然是人口的絕大多數，這個基本常識誰都明白。

如果中共新一代領導人認識到了這一點，那是中國農民的大幸，更是共產黨本身的大幸。歸根結底，中共政權的基礎畢竟還是農民。但是如果真正要代表農民的利益，領導層就不能只是表達意向，而是要從制度入手。農民迄今還沒有利益表達和聚合的機制。比起中國社會的任何一個階層，農民不僅是最大的經濟弱勢群體，更是最大的政治弱勢群體。有錢者可以買權買官，知識份子會說話，工人會組織起來，農民則被分隔。只要農民被排除在國家政治過程之外，領導層無論有怎樣良好的意願都將難以解決「三農問題」。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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