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青梅煮酒論《英雄》：暴力美學的盛宴

　　《英雄》，這部以皇帝所謂「天下」信念打擊趙國恐怖主義者的「反恐史詩」(為迎合好萊塢和美國市場的所謂「媚美」)、過分炫耀製作技術的「視覺大餐」(媚俗)、被幾個蒼白的人物符號弄得「毫無人性」的道德說教(媚政)的 「三媚」作品，在電影院卻演成了一場搞笑晚會，人們紛紛捧著肚子走出觀眾席，被它的「硬傷」製造出的「大話笑料」搞得樂不可支。另一方面，用「天下」來要求人自動放棄個人的自由、平等、信念、尊嚴、情感以及全部的生命慾望。這在整個知識界引發了一片嚴肅的斥責。知識份子推銷了二十幾年的
「人性論」和「人文主義精神」，好不容易初見成效，竟被張藝謀的一個片子弄得煙消雲散，張導不幸因此而淪為電影界的「反動派」。這和當年《中國可以說不》的下場幾乎如出一轍：贏得了「市場」，卻徹底輸掉了「思想」。

　　在我看來，媒體記者有關「打架」的詰難真是一針見膿。《英雄》其實就是皇帝和流氓打了一場好看的架。它和坊間潑皮行為的差異在於它更加「美學」。在《英雄》裡，由於秦始皇和「荊軻」們的合作，一種電影的暴力美學 被推到了極致：刺客(流氓)之劍與獨裁者之箭的對決，在拙劣的半文言對話和「羅生門」式的推理中，轉換成了一場溫情脈脈的「美學交易」。「想不到最瞭解我的人是我通緝的頭號要犯，而不是滿朝文武。」這段秦始皇和刺客「無名」的對白，刻畫了極權主義和流氓主義之間的精神默契。他們是暴力的雙贏
者，也是一個錢幣的兩面，在所謂「和平」的言辭中無恥地瓜分了「天下」的正義，雙雙升格為社會道義與「和平」的代言人。那些華麗的工業塑料和中國絲綢，掩蓋了兩千年前大屠殺的血腥歷史。過去人們一直強調革命暴力之好(即 暴力的道德合理性)，如今風向一轉，又開始張揚起了暴力之美。好萊塢的技術美學贊助了這場暴力美學的盛宴。

　　張藝謀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一再用商業主義和票房期望來掩飾他的反人性立場。不錯，《英雄》的好萊塢式的技術展示打破了票房記錄，成為疲軟的電影市場「救市主」，並由此引發了一片可笑的歡呼。但這反而觸發了一個更加尖銳的問題：在資本的時代，暴力為什麼如此商業，而且還會無恥地上升到美學的高度？

　　中國電影和電視的暴力指數，正在達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回溯這個過程是件很有必要的事情。從香港愛國武俠劇《霍元甲》(1981)、黑幫流氓劇《上海灘》(1982)和日本武士片《姿三四郎》(1983)開始，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就開始了與暴力結伴而行的歷程。傳統江湖的流氓英雄主義，成為支撐中國影視業收 視率的支柱，形成了與好萊塢迥然不同的東方式暴力趣味。它的核心就是所謂「中國功夫」、一種拳擊和鬥毆器械的傳統技巧。如果我沒有弄錯，這就是文化貧血的影視業摟錢的至尊法寶。這種毫無節制的流氓功夫遊戲正在愈演愈
烈。與「色情」的命運截然不同，在中國文化市場，暴力從來就沒有遭到過任 何非難和圍堵。更令人費解的是，中國影視都至今都未能形成自己的分級制 度，以阻止未成年人過早地接受暴力的洗禮。

　　不僅如此，李安的《臥虎藏龍》在好萊塢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包括張藝謀在內的中國導演，同時也推進了暴力美學的進程。一方面電影院暴力「看起來很美」，另一方面社會暴力指數卻日益膨脹，謀殺、爆炸、蓄意製造空難…… 其數量和規模都已達到空前的地步。這種荒謬的景象，描繪了中國社會的病態 圖景。是的，暴力也是一種「人性」，但那是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無論是刺客的暴力還是皇帝的暴力，無論它看起來多美，最終都只能是人類社會的公敵。

《中國新聞週刊》(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