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30年的法律精英的淒涼晚景

這是一本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460多萬字，所收詞條已達到4.5萬多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3倍。

詞典的最後校樣已經完成。在沒有政府支持，沒有經濟資助，沒有鮮花和掌聲，甚至連正規辦公室都沒有的情況下，兩代學人在默默無聞中歷經九載寒暑的嘔心瀝血之作，終於接近了尾聲。

國家司法部一位司長評價說：「這是個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國家權威的詞典，卻由一群無職無權無錢的學人和老人編撰，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行政教育系統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這本書後面，有一群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老人。

這是一些響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為法學權威的前輩名宿－－－

盛振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前校長兼法學院院長；

周木丹，比利時魯汶大學1934年法學博士；

盧峻，美國哈佛大學1933年法學博士；

王名揚，法國巴黎大學1953年法學博士；

蔡晉，東吳大學1933年法學士；

許之森，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盧繩祖，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徐開墅，東吳大學1940年法學士；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49年法學博士；

俞偉奕，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郭念祖，東吳大學1946年法學士；

陳忠誠，東吳大學1947年法學士；

周承文，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高文彬，東吳大學1945年法學士；

……

這行名單還可以開列很長，他們幾乎全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生。

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成立於上海，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惟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解放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

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

該校校史上最值得誇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急了，最後，蔣介石點名從東吳大學要人，其結果是－－－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該校。

然而，這些20世紀上半葉中國法學界所能奉獻出來的最優秀人物，「1949年後，他們中留在大陸的，卻幾乎都做著與法律無關的事：英語教師，或者勞改犯－－－對師生而言，與東吳法學院的關係成了一種罪過。在1957年『反右運動』，以及『文革』期間，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養中國的近代法律家－－－東吳法學院》，第293頁，康雅信著）

這些卓有學識的才智之士，他們後半生是怎樣的？他們以及家人怎麼度過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他們的晚年

由於編撰詞典的緣故，中國政法大學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訪這些老人。

周木丹，年過九旬，被當今法學界喻為「羅馬法活詞典」。1929年受胡適推薦，留學比利時，成為1949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5個中國人之一。不久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百年中國學術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叢書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學大家，薛波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上海南昌路282號，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樓道陰暗，木質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牆角到處是蜘蛛網。

周木丹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內。一臺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錢家當。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範學院圖書館。從此，在距離故鄉上海數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過20多年近乎青燈黃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進入安徽大學。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後，由於沒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現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兒家，由於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而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只是實現了在戶內晒晒太陽的願望。

在哈佛大學博士盧峻先生家裡，惟一的電器是部巴掌大的電扇，12元錢買的。90多歲的盧峻一目失明，戴著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蜷縮在被子裡。有病了，不敢去醫院，也吃不起藥。誰能想到，這位早已臥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

面對另一位1944年獲得東吳大學法學士的老人時，薛波發現：他上衣的五個釦子，竟然都不一樣。

也許，1930年代曾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法院法官，1957年後執教於上海向陽中學的蔡晉先生，是晚景最為淒涼的一個。他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一個小房間，竹屏風後面，一張床板，很薄的被子，這就是他的臥室，裡屋住孫子和孫媳婦。一個破舊奶粉罐，裝著蔡晉的全部「貴重」物品。

病重後的蔡晉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區醫院裡。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負責人為其疏通，是難以入住的。即便這樣，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陽臺裡。

彌留之際，薛波去醫院看他，目睹了難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獨地躺在陽臺一角，而另一角，恰是護工的休息處。

當《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蔡晉溘然長逝。陪伴蔡先生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東吳大學法學士證書之外，還有他親自審訂的《英美法詞典》稿件，49頁，輕輕地放入他的靈柩內。

被改變的命運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訪了數十位東吳學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過去。

盛振為，東吳大學首任華人教務長及後來的法學院長，曾著有《證據法學》、《英美法的審判制》等。後被打成「反革命」，被判處在甘肅勞改10年，後因宋慶齡說情，6年後才被釋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歲，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秘書，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1952年後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1980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最後他沒要。

俞偉奕，日寇侵佔上海期間，他埋頭治學，繼續攻讀獲碩士學位，抗戰勝利後從事律師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後，因有參加東京審判的同學留在日本美軍基地工作，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鬥，一度連生命都無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後回老家湖州鄉下做村文書。1980年代末，被聘到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書，成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專家，「寫的英文，就像報紙上印出來的一樣。」曾長期住在團結戶裡，共用廚房衛生間，每間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法學博士，在街道副食門市部工作了許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學任教。

徐開墅，抗戰後的東吳大學教授，1979年後，他以上海社科院無編製的特約研究人員身份，為上海的法制重建殫精竭慮。1999年去世時，一些人才知道－－－他當了30年的中學教師。

「他們是無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國政法大學那間小小的詞典編輯部裡，《君主論》等名著的中譯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他今年81歲了，也是東吳大學畢業生中不多的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他因接觸蘇聯法律較早，幸而躲過了那場災難。

潘先生談到動情處，他甚至落淚了，為他那些受難的師長和系友。

附文：他們被忽視的代價

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但這些東吳遺老平均年齡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30年後，我國在這方面後繼乏人。今後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先生深為憂慮。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1993年，薛波正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某天在查資料時，他和同學突然發現：國內居然沒有一本適用的英漢《英美法詞典》。

這實際上擊中了一個要害：我國當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著上千年歷史的英美法，是與大陸法並行世界的兩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說，「它被廣泛應用於美、英及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目前，聯合國國際法院運用的司法程序依據英美法；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同樣依照英美法。」

「正因中國沒有英美法詞典，我們誤譯了很多東西。」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用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個完備權威的英漢法律詞典的重要性：

Asylum－－－政治庇護權－－－一個世界通用的法律術語，卻被我們譯成居留權，而且寫進憲法，一錯30年，從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後到1982年，三次修憲，錯譯均沒有被發現。到1985年修憲時才得以改正。

據介紹，中美入世談判多次陷入僵局，與雙方是用兩種概念說話有很大關係。而在實踐中，因沒有嚴謹的英美法律詞彙漢語對譯詞導致的教訓，同樣不在少數。

1990年代中期曾發生過一件事，國內某銀行給美國方面開了十幾張匯票，因具名問題，美方最多可以領取100億美金。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國律師在哪裡？最後，高宗澤律師（時任中國律師協會會長）臨危出征，最終不辱使命，為中方挽回了損失。但辦案經費也高達人民幣九位數。

薛波們的工作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詞典該怎麼編？誰也沒經驗，就摸著石頭過河。最初，在中國政法大學某間宿舍內，從早上8時到深夜，幾十名年輕的法學者奮戰了兩年，一些初步成果，終於辛辛苦苦做了出來，但拿給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學養的前輩學者們一看－－－幾乎都過不了關。

這不是他們的個人問題，在把英美法教育傳統人為割斷幾十年後，要想重新接上這條法律文化的血脈，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從一個偶然的機會瞭解到：一批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前輩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適的審稿人找到了！

嚴謹和精神的力量

5年過去了，薛波仍清晰丶塹玫諞淮偉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