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一個新的社會正在形成

　　對社會進行準確的定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無論是一個社會的基本政策取向，還是思想的基調，都往往要以此為基礎。
　　強調關注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新變化，是想用一種鮮明的方式提請人們關注這樣一個事實：一個與1980年代有著很大不同的新社會正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這個新的社會不僅在重塑著我們社會生活的新的框架，而且在向我們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戰。但目前我們的思想理論界對這個正在到來的新的社會似乎缺乏應有的敏感，在面對和分析當今中國社會的某些重要問題的時候，人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襲著1980年代形成的那些概念、範疇和理論框架。
　　20多年來，我們定位我們社會的，有一個最基本的框架，即以「改革」為坐標，將之前的稱為「改革前」，將之後的稱為「改革以來」。這個定位當然是重要的。因為改革開啟了中國社會的歷史性巨變。但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問題往往被人們忽視了，這就是，這樣的定位方式導致了人們對「改革以來」一些重要的轉折的不敏感。
　　事實上，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變化。這些變化有的可以看作是1980年代的延續，而另外的一些則意味著重要的轉折。正是這些變化使得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一個與1980年代非常不同的社會。
　　我認為，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的新的趨勢和提出的新的問題，有許多並不是暫時的、邊緣性的，其中的許多因素會對我們這個社會的長遠走勢產生重要的影響，甚至其中的一些趨勢已經開始處於定型化的過程中。也就是說，這並不僅僅是一些過渡中的現象。

　　新的社會運行邏輯隱約可見

　　許多變化是散射性地但又非常明顯地發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裡，發生在普通老百姓的身邊，只是由於人們（特別是有些學者）仍然使用的是一些缺乏敏感性的概念，因而經常對這些變化熟視無睹，或者將其看作是某些過程的「副產品」。
　　在1990年代中後期，每年的GDP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7％以上。從理論上說，在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之下，人們感受到的應該是明顯的繁榮。但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很多人感到的卻並非如此。無論是從企業的生產和經營的情況來看，還是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來看，都是如此。在這個現象背後的，是經濟生活中一種新的邏輯的形成。
　　如果從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關係來看，1990年代和1980年代相比大大不同了。在1980年代，經濟增長一般會帶來社會狀況的自然改善。但到了1990年代，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能導致社會狀況的自然改善。這一點，在2000年這一年表現得尤為有象徵性。2000年，是中國經濟初步復甦的一年，經濟增長的速度達到8％。但在這一年裡，貧富狀況沒有發生明顯的改善，就業的狀況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各種社會問題的狀況也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
　　如果再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一種新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邏輯正在出現，這種邏輯突出地表現為經濟增長在現實層面上一種耐人尋味的悖論：即使經濟有一個較為快速的增長，但社會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並不能從中受益；但如果沒有一個較為快速的經濟增長，社會中的大部分人卻會從經濟停滯中受害。

　　耐用消費品時代和全球化

　　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發生的新的演變趨勢，與兩個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內，是從生活必需品的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在外，是全球化的趨勢以及中國更深地加入全球化的過程。
　　在1990年代之前，特別是在1980年代之前，中國處於典型的生活必需品階段。在那個時候，幾十元的工資，幾乎有著非常固定的用途。購買完糧食、布料、火柴等東西之後，每個月的收入也就所剩無幾了。
　　但在1990年代之後，中國大陸正在開始進入耐用消費品生產和消費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耐用消費品的生產和消費，開始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主要內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消費則退居次要的地位。
　　在近些年來，這一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而且對整個社會生活有重大影響的變化，幾乎完全被思想理論界所忽視。其實，一個社會從生活必需品階段轉向耐用消費品階段，整個經濟和社會生活會發生一系列的重大變化，如果不能妥善地處理這個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就會釀成某種危機。發生在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就和這個轉型有著密切的關係。
　　從生活必需品階段轉向耐用消費品階段，對一個社會提出的挑戰是多方面的。近些年來，我國經濟一直被內需不足的問題所困擾。需求已經開始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對此，學術界已經有許多討論。但在這些討論中，一個最基本的背景幾乎完全被忽略了，這就是生活必需品階段向耐用消費品階段的轉型。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個因素，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個社會要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必須形成一種與耐用消費品的消費相適應的消費模式，而耐用消費品時代的消費模式是需要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結構因素支撐的。如果不能創造這樣的制度和結構條件，就無法形成與耐用消費品時代相適應的消費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內需不足和市場疲軟幾乎是必然的。
　　隨著捲入全球化進程程度的加深，特別是加入世貿，原有的社會結構受到了明顯的衝擊。首先，是社會結構的進一步分化。全球化的過程意味著一些新的遊戲規則的採用，而新的遊戲規則，則會為一些新的經濟和社會力量提供新的發展空間。同時，在這些新的空間和機會結構中成長出來的新的社會組織及職業群體也必然參與到利益分配過程中，迫使原有的利益群體和利益分配格局進一步分化和重組。

　　現在的趨勢是資源重新積聚

　　1980年代資源擴散對社會結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首先，社會中的困難群眾和邊緣群體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會中最貧困群體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當時的情況下，除了極少數成功的個體戶之外，社會中並不存在過於富裕的群體。可以說，在1980年代，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所謂「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是社會中的邊緣地帶出現了興旺的氣象和發展的生機。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得人民公社時期缺少勞動積極性的社員成為自主經營的農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勵農民實行多種經營，農村經濟出現了明顯的增長。與此同時，在鄉鎮企業的推動之下，小城鎮迅速發展起來。
　　再次，隨著放權讓利式改革的推進，基層政府和企業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權和可供支配的資源。基層政府和企業掌握資源的增加，為基層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了活力。
　　1990年代資源重新積聚的趨勢則對社會結構產生另外方向的影響，首先，群體間的收入和財富差距越拉越大。在1990年代，由於資源配置機制的變化，社會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來，而原來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邊緣和困難群體日益成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
　　其次，是社會的邊緣地帶，出現明顯的困境。這特別是表現在農村和小城鎮。在這種現象背後的，是過去十幾年的時間中，農業已經基本成為一個無利可圖的產業。在這一段時間裏，儘管國民經濟以
　　7％－8％的速度在增長，但農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滯不前。在1997年後，儘管農民收入的平均水平還在以緩慢的速度上升，但實際上，就大多數以農業為主的農民來說，收入實際上是下降的。
　　再次，近些年來，基層政府的財政能力越來越弱。特別是一些農村的鄉鎮政府負債纍纍。據正式公布，目前鄉鎮政府負債已達2000多億元。

　　中等收入者緩慢發育

　　許多人將中間群體的形成作為對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預期。但實際上，除了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還可以看到中等收入者群體的緩慢發展之外，在其他的中小城市和農村，則很難看到這個群體的蹤影。事實上，由於總體性精英壟斷了社會資源，因而，它侵犯了社會眾多群體的利益。中等收入者群體之所以難以形成，部分原因在於，原本應被社會中等收入者群體佔有的資源，現在被總體性資本壟斷去了。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呈現出明顯的分化趨向。在這個分化的社會中，一端是以擁有大量資源為特徵的社會強勢群體。近些年來，這些力量對各級政府制定政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種影響是通過許多不同的形式進行的，在微觀的層面上，這主要是通過「關係」和腐敗的形式進行的。一個地區怎樣規劃，怎樣發展？哪些項目要上，哪些項目不要上？這些事情現在已經越來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而在宏觀層面上，因為這些社會力量有經濟實力，可以通過對輿論工具和學術活動提供支持和贊助的方式讓傳媒和學者為他們的利益說話。
　　而在另一端的，則是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困難群體。近些年來我國的困難群體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下面的幾個原因。第一，在貧富差距擴大的背景下，這個群體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第二，原來的困難群體主要在農村，而現在作為中心的城市本身就出現了一個城市貧困群體；第三，進入1990年代中期之後，在困難群體中，絕對貧困的現象開始出現。這意味著，在經濟相對迅速增長的同時，有一些人的絕對生活狀況在下降；第四，如果撥開平均數字造成的迷霧，人們可以發現，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裏，這個困難群體的數量有所上升。

　　社會整合的難度逐漸加大

　　首先，是一部分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近些年來，我國失業下崗現象大量增加。對此人們有許多不同的解釋。由於新的技術革命的作用，一些傳統的職業正在被淘汰。當然也會有一些新的職業被創造出來。但如果我們看一下失業和下崗群體的狀況，再看一下新創造出來的職業的需求，就可以發現，新的工作位置並不會給失業或下崗者提供很多再就業的機會。對於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來說，第一，回到社會的主導產業中去，沒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體制之下，回到原來那種穩定的就業體制中去，沒有可能；第三，朝陽產業不會向他們提供多少就業機會。
　　社會斷裂的另外一種表現是在城鄉之間。人們經常將改革前中國的城鄉關係稱為二元結構。當時的二元結構主要是由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但在這些制度的背後，我們卻可以發現，由於當時是處於生活必需品時代，城市人所消費的主要是農村的產品，他們的收入主要用來購買農民的產品。儘管存在「剪刀差」，儘管工農業產品的比價是不合理的，但我們從這裡仍然可以看到一種城市對農村的依賴，以及城裡人的大部分收入通過購買生活必需品而流入農村的過程。
　　而到了耐用消費品時代，城裡人生活需要的大部分不再與農民和農村有關係。他們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賴的是城市而不是農村。事實上，就是原來許多由農村提供的食品，現在也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國際市場。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和農村之間一種新的形式的二元結構，這種二元結構主要不是由人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場造成的。但這同樣是一種二元結構，甚至是一種更為深刻的斷裂。
　　其實，斷裂的含義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根本上來說，這意味著多個時代的社會成分共存在一個社會之中。這樣的社會管理起來往往要更為困難。一般地說，在特定發展階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來解決某一方面的問題。這就要求斷裂社會中的政府和領導人，必須對來自不同群體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當性的要求，有一種明智的態度，並對其進行妥善的協調。

　　主動實行結構調整

　　概括地說，在整個90年代，由於新的制度和結構因素的出現，我們在面對著一些新的問題和挑戰。我們首先要客觀地、恰如其分地分析和評估這種挑戰的程度。缺乏對這些新的趨勢和問題的敏感，會使我們犯歷史性的錯誤。但如果過分誇張社會危機的程度，也會因過分的謹慎而貽誤解決這些問題的機會。危言聳聽者常預言中國的危機，甚至有所謂「中國崩潰論」，其實是沒有注意到問題的另一個方面。
　　這個方面就是中國社會的彈性。這種彈性的來源是多方面的。三七開的城鄉人口結構，使得這個社會有一個很大的處理社會代價的空間。個人化的追逐利益的方式，使得人們在追逐利益的時候，很少直接向整個社會挑戰。而政府掌握和運用資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會危機發生的時候，能夠使用這些資源來緩解社會矛盾。而且，在1990年代之後，中國社會結構進一步分化，不同社會群體的追求也呈現出更大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
　　更為現實的是，要防止某些看起來是過渡現象的因素定型化。
　　一般地說，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總會涉及到兩個相關的過程，一是體制的變革，也就是一套有關社會生活規則的改變。二是社會力量構成的變化。在1980年代的改革過程中，是體制的變革推動著社會結構的轉型，即新的社會力量的形成以及構成新的組合關係。而在整個1990年代，在體制的變革仍在繼續進行的同時，新形成的社會力量及其組合關係已經開始逐步定型下來了，至少說現在已經在開始形成依稀可辨的雛形。
　　在這種情況下，當一種改革措施或一項政策出臺前後，社會上特別是知識界往往出現很大的爭論，但在這項措施或政策實施之後，人們會發現，無論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麼，在利益結果上幾乎都沒有太大的差別。即使是那些在價值或意識形態上會有很大差別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後的利益結果也還是差不多。
　　因此，需要尋找一種力量，防止這些過渡現象的定型化，使朝向好的方向的變革能夠得以進行。（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摘自南方週末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