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記者魏城－－ 透視中國：改革與革命

還好，幸虧了這個路障，我們沒有隨車栽下路旁的大坑，否則性命多半難保，但車子算是報廢了，老同學頭部、腿部挂彩，坐在後面的我雖然沒有大傷，但肌肉挫傷的右臂至今還時時以陰鬱的酸痛，提醒我近一個月前的那次車禍。

迅速"趕超"

車禍發生在探親假快結束之時。除了這場車禍，這次探親之旅總的來說還算平順，想看的地方都看了，想見的熟人都見了，日子過得也可謂是"欲飛似飄"。當然也生出了許多感慨，引出了諸多聯想。

此行我的最大感慨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又極不平衡，出現了沿海與內地、都市與鄉村、暴富者與赤貧者的驚人的差距，中國最近這十多年來經濟發展的受益者們，正在以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速度，迅速"趕超"西方的生活水平。

且不說豪門、巨富雲集的北京、上海，就拿並不那麼"顯山露水"的山東省來說吧。

這次乘坐特快空調列車從北京到山東省會濟南，一出了摩登、氣派的濟南火車站站口，就認出了在站口門外等我的另外一位老同學。自從坐上他那輛豪華的奔馳牌轎車，我就半帶驚訝、半帶懷疑地問了他一系列問題：

"你們機關也配備了這種豪華轎車？"

"我早就離開那兒了。這是我自己的車。"

"行啊，你小子！你幹什麼賺了這麼多錢？"

"利用原機關的老關係，先炒了一段時間地皮，現在搞點兒融資。"

"兒子上高中了吧？在國內上高中，功課一定特別緊張吧？"

"在紐西蘭讀高中呢。估計他在國內考不上大學，花了點兒錢送出去了。"

"噢？！現在中國出國熱都熱到中學生這一撥了？"

"都想出去鍍鍍金。不過和你們那時候出國不一樣，現在的家長都想讓孩子鍍完金後再回國發展，畢竟中國賺錢的機會多。"

"晚上我請你吃飯，咱們好好敘敘舊。"

"還是我請吧。我知道你們在國外掙點兒錢不容易。先到我家坐坐，然後叫上其他幾個老同學，咱們去城裡新開的一家豪華飯莊吃飯聊天。"

"還和你父母住在一起嗎？"

"早搬出去了。如今我們在生活上，比不了你們移居國外的，可能唯一的就是住房了。你現在一定一家住著一棟小洋樓吧？"

"兩家分住一棟樓。"

"噢，中國把那叫做連體別墅。幾層樓？你自己家有多大的居住面積？"

"兩層樓，面積，我也不太清楚，大概一百多平方米吧。你現在單獨住一套公寓？"

"我在濟南近郊買了一棟獨體別墅，三層樓，四百多平方米。"

"噢......"我吃了一驚，沒話找話地說："經常聽人說，如今移居國外的人根本不敢和國內富起來的熟人比，唯一能比的，就是可以不受中國一胎化政策限制，多生幾個孩子。現在看來，此話不假。"

"哈哈哈......現在這一點也比不了啦。現在國內大款時興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甚至換本護照，到國外包洋奶，願生幾個私生子，你也管不著。"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但我離開中國僅僅十年，中國新富階層與十年前備受國人羨慕的出國留洋者的生活水平就發生了河東、河西的大易位。

來錢"容易"

辭別飯莊，回到家中，一時睡不著，從書架上找到一本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躺在床上隨便翻翻。

根據這位中國女經濟學家的說法，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已有三代富翁：第一代是由無業人員、刑滿釋放人員等無緣吃"官糧"的人構成的"個體戶"；第二代是80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科技知識份子和技術工人；第三代則是1985年推行價格雙軌制以後的"下海"者。

何清漣分析說，第三代富翁中有不少人是和權力圈人物沾親帶故者，有的本人原就是政府官員。他們憑藉權力資本，迅速致富：僅1988年，價格雙軌制所產生的差價就達1000億元人民幣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到1991年之後，這些人又憑藉權力和已積累起來的資本，在席捲中國的"股票熱"和"房地產熱"中，以世界罕見的速度積累了巨額財富。

讀到這裡，我似乎明白了那位到車站接我的老同學為什麼買得起那棟"獨體別墅"。

這次回山東探親，最常聽人說的話就是："你請客？別了，我知道你們在國外掙點兒錢不容易。"

如果說這話的是上述的三代富翁也不奇怪，但我的一些在機關當官的熟人也這麼說。難道他們在中國掙錢也那麼容易？

不過，我注意到，當這些官員作東請客時，每次散席，他們都不忘說上一句："小姐，開個發票。"

記得在另外一次中學同學聚會吃飯的場合，當最後酒足飯飽、服務員過來收賬時，大家爭著付錢，我也搶著買單，但一位最近提升為處長的同學用骼膊擋著我說："別浪費你的辛苦錢了。我能報銷。"

原來中國官員掙錢容易是這麼個"容易"法。

中國大陸有一首名為"幹部新四項基本原則"的順口溜，形象地解釋了箇中原因："喝酒基本靠送，抽煙基本靠貢，工資基本不動，老婆基本不用。"

"盛世"危言？

與這些為商、為官的熟人交往久了，往往會有一種"到處鶯歌燕舞"的錯覺。所以，當我後來回到英國後，看到網上一些中國的體制內學者對中國出現社會危機或發生社會動盪的可能性發出的警告時，一種"真有那麼嚴重嗎"的疑惑竟然油然而生。

最近，上海學者肖功秦在中國國內出版的最新一期《戰略與管理》雜誌上發表文章，警告中國必須謹防部分地區產生"蘇丹式政權"。

肖功秦對"蘇丹式政權"的解釋是：當權者"運用自己長期累積的裙帶人脈關係網，通過任人唯親來從事腐敗活動。"他認為，導致這種趨勢的原因是：意識形態的弱化和權威政治下的低政治參與，使體制對地方官員的約束力逐漸弱化。

值得指出的是，肖功秦本人曾經是"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積極提倡者。如今，他也認識到，權威主義體制存在著對內生的矛盾缺乏自我調節能力的弊端。

另一位體制內的學者、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說得更直言不諱，他指出，中國經濟改革所導致的貧富懸殊現象越來越突出，他引述一名經濟學界朋友的話，警告中共新領導層："改革千萬別改出革命來！"

許多人認為，在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媒體宣傳歌舞昇平、知識份子日益保守、商賈官宦夜夜笙簫的"太平盛世"中談論"革命"的可能性，即使不是匪夷所思，至少也是危言聳聽。

但胡鞍鋼認為，他今天發出這種"盛世危言"，也並非是"空穴來風"，他有大量的、實實在在的調查數據來佐證他的"革命"警告。他和王紹光、丁元竹合寫的文章《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也發表在《戰略與管理》雜誌上。

為了增強他們結論──"中國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期"的說服力，他們在這篇文章中排列了"六個最"："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基尼係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其最大的經濟損失；世界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

前車之鑒

的確，如果說"社會不穩定期"就像橫穿公路的坎坷鐵軌的話，那麼，要想安全地度過這個不穩期，就應該早早地採取諸如"換檔"、 "減速"這樣的應對措施，要想避免如同"撞車"或"翻車"一般的革命的發生，就應該及早對社會的弊端進行改革。

改革往往能夠起到消除引發革命的因素的作用，但為什麼又存在著"改革改出革命來"的可能性呢？

在我看來，單獨的經濟改革是跛腿改革，雖然一國的經濟可能會因此高速發展，但這種發展卻可能會因為貧富懸殊、不公正和腐敗嘎然而止，甚至因民怨沸騰而引發革命，就像汽車前輪之一爆胎必然導致車子失去平衡一樣，一個社會的平穩發展也需要改善民生的經濟改革和消除腐敗的政治改革這兩個改革之輪協調運轉。(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