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多少窮人？

中國有多少窮人？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首先要問一問中國有多少富人？改革開放前，中國是一個平均主義的國家，在那一時代，中國既沒有富人，也沒有窮人。現在不同了，社會上冒出了一大批富人，僅劉曉慶公司偷稅漏稅額就達1900多萬元，估計她的個人資產至少要有上億元。最近北京拍賣劉曉慶的房產，全國幾十處共計可以拍賣500多萬元，僅僅是偷漏稅額的1/4。

　　在財富總量不變的情況下，一部分富起來，肯定就有另一部分人窮下去。一部分人聚斂了財富，另一部分人就要與財富無緣。目前，由於經濟發展、體制改革和社會腐敗，我國的富人數量已經不少了。根據這一現象進行判斷，我國的窮人肯定也已經擁有相當數量了。到2002年底，我國城鎮居民接受最低生活救濟的人數估計將達到2500萬人，約佔整個城鎮人口的1/10。至於說農村，還未脫貧的農民有3000多萬。這僅僅是按照某一貧困指標統計計算的數字，如果我們把貧窮的標準再往國際上靠一靠，那麼城鎮應接受最低貧困補助的人數就可能不是2500萬，而是9000萬人，農村的貧困人口就可能是幾個億。

　　國家計委宏觀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先生曾經計算過：「2000年，全國人均消費水平為3397元，而城市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年均消費僅有2540元，另有10%的人年均消費3275元。要使這20%的城市人口消費水平達到全國平均消費水平，每年需要國家財政撥款449億元。加上操作成本，財政每年估計要拿出500億元。這樣做全國城市的低保最底線可達到283元。實行這項政策後，我國中低收入人口隊伍可擴大9000多萬人，而不是現在的1000多萬。社會的穩定度也會相應增加，雖然僅增加直接消費500億元，但政策效應卻是幾倍甚至幾十倍的擴張。企業恢復正常生產，就業崗位就會增加，工商企業增加的稅收會超過500億元。這樣做比用國債直接投資生產領域見效快得多。」

　　對於我國的貧困人口，政府官員是動過腦子的。但中央財政能否拿出錢補貼貧困人口，那就需要再商量了。現在所需要研究的是，造成貧窮的原因是什麼？如果貧窮是時間性的問題，那麼我們趕快找出方案，一勞永逸地就可以把貧困消滅。但如果貧困是制度性的問題，解決起來就不那麼簡單了。

　　市場機制是柄雙刃劍

　　當前中國有個與過去不同的現象，即哭的哭，笑的笑，電視媒體一方面在歌舞昇平、大喜大慶，社會另一些部分人卻在悲傷憂愁。大同某煤礦的一位工人給我來信說：「變化是多方面的，真的是一言難盡！！最主要的就是生活沒有奔頭，對前途沒有信心。每天眼看著大小幹部損公肥私，什麼三講、三個代表，小隊長就扛不過去，只要每月能領到工資就滿足了。現在人們最擔心的是哪一天煤採空了，全局職工家屬將何去何從？前些年時興搞三產，金屬鎂廠、鐵廠、漆包線廠等等都有頭無尾，繞了一大圈還得回頭向煤討飯。現在又搞洗煤廠、水精煤，會不會又是虎頭蛇尾？官僚們永遠是對的，工人只有受苦的份兒，無條件承擔一切損失的義務，沒有任何發言權，也不敢發言，說了也沒用。 這就是現狀。」

　　這種現象說明：中國，天下同樂的時代過去了。這就是市場經濟。中國的貧富分化和社會分化，說到底是一種體制和制度造成的。既然我們拋棄了計畫經濟和共產主義，那就要忍受貧富差別的痛苦。目前中國的貧富差別，不僅表現在人際間，更表現在地區間。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拉開了天壤之別。在這種情況下，即使GDP增加了多少，又有何用？GDP的增加能換來絕大多數人的歡樂和幸福嗎？所以，中國目前的唯GDP論，是絕對有問題的。

　　另外一些情況也是造成新貧困的重要原因。在農村是生態破壞，水土流失後的環境災難。在城市卻可能是資源枯竭等因素造成的資源災難。前些天，社科院社會學所的研究員唐鈞先生傳來了一篇文章，內容是他們2002年8--9月間到遼寧阜新市朝陽市調查研究的報告，在為期10天的調研活動中，他們對兩市各250戶下崗職工家庭進行了問卷調查，報告中這樣寫道：

　　「阜新市和朝陽市都是典型的「以煤立市、以煤興市」的礦產資源型城市。但是，經過近百年的開採，目前煤礦資源已經枯竭或接近枯竭。2001--2002年，阜新市新邱礦、天河門礦、東梁礦、平安礦和朝陽市的北票礦等國有大型煤礦相繼破產關閉，使得阜新、朝陽兩市的經濟遭遇災難性的打擊。同時，阜新市和朝陽市原先建立的非煤產業，如紡織、電子、建材、輕工等也不很不景氣。因此，朝陽、阜新兩市的國內生產總值在遼寧省排在倒數一二位，都在100億元上下，僅佔遼寧省國內生產總值的1%左右。經濟不景氣造成了兩市大批企業職工下崗失業。

　　「阜新市人口193萬，城區人口178萬。到2001年底，阜新市共有下崗失業人員15.5萬人。其中，失業人員3.5萬人，登記失業率6.9%。下崗職工12萬人，為職工總數的36%。在下崗職工中，按所有制劃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59000人，集體企業下崗職工58000人，機關、事業及其他類型的單位3000人。按地區劃分，礦區下崗職工人數為49000人，佔下崗職工總數的41%；市屬地方企業下崗職工39000人，佔下崗職工總數的33%；縣、區下崗職工32000人，佔下崗職工總數的26%。」如此大比例的下崗失業，職工們的生活有何著落？

　　再看看唐先生他們的調查：「W女士今年70多了，有心臟病，高血壓，自忖活不了多久了。現在和W住在一起的這個孫子是三兒子的。W的三兒子是去年死的，兒媳婦早些年就因為家窮，再加上三兒子有精神病，拋棄了這個家。現在W家的收入全靠她的退休金229元。因為錢太少，無論怎麼節約，還是不夠用。其餘幾個兒子、兒媳、女兒、女婿大都處於下崗狀態，家家都困難，所以也沒法補貼母親。」

　　警惕貧困導致的社會不穩定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當前，中國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其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基尼係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其最大的經濟損失；世界上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

　　胡鞍鋼先生的調查發現，目前全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1-2億人，其佔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滿意者在3200-3600萬人，其比例在7-8%。這種大範圍的不滿情緒已經形成破壞中國社會穩定的催化劑，它的迅速積累甚至有可能演化為社會動盪的導火索。

　　統計數據表明，在過去的4年裡，中國城鎮居民出現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最低收入困難戶佔城鎮居民戶的5％，人數達到1850萬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187元，；到2000年，人數達到2290萬人，他們的人均月收入196元。最低收入戶佔城鎮居民戶的10％，人數達到359萬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204元；到2000年，人數達到4584萬人，他們的人均月收入223元。

　　在1996－2000年期間，城鎮對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群之間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對差距分別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擴大為2000年的5.70倍和3.99倍。若按這一增長趨勢，5年後他們之間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對差距分別擴大為8.53倍和5.74倍。

　　收入水平愈低，就業面愈低；反之，收入水平愈高，就業面愈高。城鎮最低收入困難戶平均每戶就業面只有42.81%，比全國城鎮平均數（53.60%）低10.79個百分點，比最高收入戶水平（60.04%）低17.23個百分點。

　　種種數據表明，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國家。但最令人擔憂的是，某些政府高層卻在否認中國已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的活生生的現實。長此下去，中國將付出沈重的社會代價和政治代價。

　　《走向全球倫理宣言》的導言中這樣說道：「世界正處於苦難中。這苦難是如此普遍、如此緊迫，因此我們不得不歷數其表現形式，以便明白這種痛苦的深度。和平正遠離我們而去……這個星球正在遭受毀滅……我們譴責對地球生態系統的濫用。我們譴責貧窮，它使生命的潛能遭到窒息；我們譴責飢餓，它使人類的身體受到削弱；我們譴責貧富懸殊，它正用毀滅威脅著千萬個家庭。我們譴責社會不公；我們譴責對正義的忽視，它正把一些公民推向邊緣……」

　　中國正處在巨大的矛盾之中，如果進一步的經濟發展不能解決貧富問題，矛盾早晚會爆發出來的。解決的辦法不是唯生產力論，而是民主政治。最近，整個世界的勞工接連舉行大罷工和抗議示威活動，從美國西海岸到德國和委內瑞拉，維權聲浪此起彼伏。這是一個社會減少貧富差別最好的手段。當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失去這一保護自身權益的手段時，他們的貧困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