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和平獎給了「張伯倫」

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加拿大的《國家郵報》等報紙也就此發表文
章，回顧卡特執政時的一個個「滑鐵廬」以及這位美國前總統對世界上那些獨裁者的諂媚，認為這個「獎」頒給卡特是「自貶身價」。

　　給北越獨裁者頒獎，挪威自討沒趣

　　「和平獎」是根據1895年諾貝爾的願望設立的，由挪威國會的五人委員會評定，宗旨是「獎勵那些促進兩個國家和平的人。」因此1901年給了「國際紅十字會」創辦人杜南特（Henri Dunant）；1906年給了美國總統老羅斯福，褒獎他促使「日俄戰爭」結束。

　　雖然諾貝爾和平獎常有爭議，但引起較大負面反應的有三次，一是1973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和北越領導人黎德壽共同獲獎。基辛格以玩計謀、不堅持原則著稱，他和北越簽署的結束越戰協議，並沒有給越南人帶來「和平」，只是把南越送給了共產統治和制度性的屠殺，放棄了美國抵抗邪惡的責任而已。因此當年基辛格沒有勇氣去領獎，而是由美國駐挪威大使代領的；而共產北越的「黎主席」乾脆拒絕接受這個獎，根本不認這套價值。挪威真是自討沒趣。

　　第二次較大爭議是由於1994年「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總理及外長三人共得。阿拉法特曾從事長達20年的恐怖主義活動，而且後來暗中縱容法塔赫烈士旅等恐怖襲擊，這樣的人竟帶上「和平獎」桂冠，簡直是對「和平」的污辱，可想而知非議之強烈。

　　諾貝爾和平獎走向「歧途」

　　第三次就是頒給卡特。挪威的「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主席特意對媒體解釋，這是為了傳遞對美國的伊拉克政策不滿，因為卡特一向對軍事打擊伊拉克的政策「唱反調」，卡特似乎成了自由世界的「異議人士」。

　　從六十年代開始，諾貝爾和平獎開始轉向給一個國家內的個人（而不只是傳統地獎給促進兩國和平的人）；而且主要獎勵那些爭取自由與平等權利的持不同政見者和民權領袖。例如，1964年給了美國的馬丁　路德　金；1975年給了蘇聯的薩哈羅夫；1983年給了波蘭的瓦文薩；1984年給了南非的大主教圖圖；1989年給了佛教領袖達賴喇嘛；1991年給了緬甸的昂山素姬。而且早在1935年，該獎就曾給過被希特勒關押的反納粹記者奧西埃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卡特和上述這些個人的情況完全不同，他在美國這樣言論自由的國家持什麼樣的「政治見解」，不僅毫無任何風險，更不需「反抗」什麼政權。而且作為前美國總統，他離職後成立了專門的基金會，有上百名工作人員，可以很容易做那些所謂「促進和平」的政治秀。諾貝爾和平獎今年的選擇，不僅表明這個獎已偏離了自己的「傳統」，而是走向「歧途」。

　　卡特是美國最無能的總統之一

　　卡特是美國政績最差的總統之一已是不爭的事實，他在任時把美國經濟弄得一塌糊塗；所以在他謀求連任時，選票之少，創下美國歷史記錄，僅排在三十年代大蕭條時的總統胡佛（歷史上選票最少的總統）之後，可想而知美國民眾對卡特執政四年表現的劣評，或者說是厭惡。擊敗卡特的共和黨籍總統里根獲得了全部538張「選舉人票」的520張，被當時媒體稱為取得「絕對壓倒性、橫掃般的勝利」。

　　卡特執政時的一個更大敗筆是處理「伊朗危機」。美國政論家魯迪（Christopher Ruddy）今年五月在網路刊物《NewsMax》發表文章「卡特的災難記錄」指出，1979年伊朗發生霍梅尼革命推翻親西方的巴列維政府時，卡特竟通過五角大樓通知伊朗的150名高級軍官，不要反抗，要合作。巴列維的將軍們聽從了卡特的「意見」，結果霍梅尼掌權後，第一批處決的就是這些軍官，然後建立了反美反西方的宗教集權專制。

　　「美國企業研究所」訪問研究員戴維　弗魯姆（David Frum）10月12日在加拿大《國家郵報》（The National Post）發表的文章「吉米　卡特不配得諾獎」中說，「現在伊朗大約窩藏了20多名阿富汗蓋達恐怖組織的頭目。當年正是由於卡特沒有能力做出決定，才導致霍梅尼上臺，使伊朗變成恐怖主義政權。」而霍梅尼上臺後就把美國大使館人員關押作人質，關了444天，卡特束手無策，最後他下令的「營救行動」又完全失敗，八名美軍陣亡。

　　連歌頌卡特的《紐約時報》社論也承認，「卡特的總統生涯被經濟困境和伊朗人質危機所複雜化。」

　　「幾乎諂媚每一個獨裁者」

　　1981年1月，卡特作為「失敗者」暗淡地離開白宮，然後開始了他至今長達20多年的「第二生涯」，做「業餘外交家」，斡旋世界事務。但卡特的行為顯示，他不僅是美國歷史上最無能的總統之一，而且是美國有史以來對共產主義和一切獨裁者最無知、最天真、最愚昧的總統。

　　據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約翰遜（Stephen Johnson）今年五月發表的文章，卡特當總統時，竟然誇讚從無民主選舉的南斯拉夫的共產領袖鐵托是「一個崇尚人權的男子漢。」

　　卡特在當總統時曾宣布，要結束人們「對共產主義的不應該有的恐懼。」他的著名之舉是給了蘇聯獨裁者勃列日涅夫一個「親吻」。10月14日《華爾街日報》社論說，當年勃列日涅夫沒有給卡特「回吻」，這位共產領袖做的是，利用天真的卡特總統大幅削減美國軍費之際，強化俄國軍備，發展核武器，並把共產勢力擴張到安哥拉、尼加拉瓜、阿富汗和薩爾瓦多等地。

　　上述戴維　弗魯姆的文章說，1976年卡特競選總統時，就提出把美國駐南韓的軍隊撤出。此舉「鼓勵」了金日成，北朝鮮迅速向南北韓邊境增派了八個步兵師，增加了35％的坦克，威脅漢城。結果嚇得卡特當選後沒敢下令撤軍。弗魯姆感嘆說，「作為總統，卡特的輕信和幼稚讓世界震驚。」「卡特幾乎諂媚每一個獨裁者」。」卡特於1994年訪問平壤時，竟當面諂媚北韓的獨裁者金日成：「有智慧，有活力」。

　　巴拿馬前總統恩達拉最近說，卡特放棄民主原則，和巴拿馬軍事獨裁者諾利加有密切交往。卡特在任時不僅漠視在集會上揮舞大刀的諾利加的反美示威，而且還和諾利加簽署了美國歸還巴拿馬運河的《卡杜條約》。

　　而更讓美國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1991年美國準備「波斯灣戰爭」，打擊佔領科威特的伊拉克軍隊時，卡特竟給法國總統密特朗、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寫信，請求法國、中國利用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投票杯葛美國的軍事行動。如果容忍伊拉克一夜之間把一個主權國家給侵佔了，那還要聯合國幹什麼！卡特簡直不可思議到驚人的地步。後來連他自己也覺得做的太過份，而向美國人民道了歉。

　　去給獨裁者「注射強心劑」

　　卡特最近的「政治秀」是今年五月訪問共產古巴，在哈瓦那大學發表演講，讚美在卡斯特羅領導下，古巴人民有「完善的醫療保險和全民教育」，同時批評美國沒有廢除死刑等，幫助卡斯特羅繼續對古巴人「洗腦」，炫耀共產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卡斯特羅則讚美卡特說，「我認為他是一個有道德的、高雅的、非常有宗教感的男子。」

　　《紐約時報》等左派媒體在誇獎卡特時，都特別強調他在1977年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的「戴維營和平協議」。但戴維　弗魯姆的文章反駁說，卡特的這個「成就」被「高估了」。他說，埃及總統薩達特當時所以同意與以色列溝和，主要因為卡特提出要把蘇聯作為一方拉入中東問題談判，而薩達特在這之前五年，發現蘇聯派到埃及的軍事顧問從事推翻他的陰謀，而把俄國顧問全部驅逐了。卡特的「主意」令他恐懼蘇聯又「捲土重來」，因此馬上單獨和以色列談判，雙邊達成協議，而不讓莫斯科插手。

　　卡特卸任後的所謂「促進和平」活動，多是典型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例如海地民選總統阿瑞斯蒂被軍事政變推翻，三年後克林頓政府在內外輿論壓力下準備對海地採取軍事行動之際，卡特自告奮勇，前去海地「調解」。10月14日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卡特獲獎時說，當時克林頓總統私下表示，很不滿卡特「干預」他的外交政策。卡特「斡旋」的結果是，在三年中殺害了1,000多平民的那些政變「將軍們」帶著細軟和打手，安全地去了拉美其他國家，卡特保證他們永不受追究和懲罰；不僅正義完全沒有得到伸張，而且那些「將軍們」暗中指揮他們在海地的黨羽成立所謂「反對黨」，這是今天海地的政局仍相當動盪的原因之一。

　　另外，卡特的北韓之行、古巴之行等等，都對促使這些共產國家的改變沒起一絲一毫的作用，反而增加了那些獨裁者在本國統治的「合法性」。就像前美國駐巴拿馬大使布裡格斯（Briggs）所說，卡特那些行為，等於給獨裁者「注射了一支強心劑」。

　　「卡特最好留在挪威別回來」

　　《華爾街日報》的社論說，挪威的評獎委員會用頒發卡特「和平獎」來反對美國的伊拉克政策是傳遞錯誤的信號，因為卡特的「唱反調」並不代表美國多數人民的意見。911事件之後，美國進行的每一次民意調查，對軍事打擊伊拉克的支持率都在50％以上。該報社論說，即使卡特所屬的民主黨，多數議員也是支持布希總統要「解除伊拉克武裝」的政策。在最近的表決中，美國參議院的50名民主黨議員，29名支持打伊拉克，反對的僅21名（參議院以77對23票通過了打擊伊拉克的議案；眾議院以296對133票通過）。

　　今天西方社會關於美國要軍事打擊伊拉克的「爭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西方針對納粹崛起的「爭論」非常類似。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們，像今天的卡特和歐洲浪漫派們一樣，以「和平」的名義，反對英美聯合起來抗擊希特勒，以寬容以至縱容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來換取所謂的世界「和平」。而當時主張堅決抗擊希特勒的邱吉爾，則像今天誓言要先發制人打擊伊拉克的布希一樣，被指責為「好戰」，「挑釁」，「製造麻煩」。

　　歷史已清楚地證明了誰是智者，誰是傻瓜荒切┒孕岸裼欣寺(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