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我和陳世忠終究都成了失敗者

精神奴役是打著革命的口號進行的,所以分外有效,而被奴役者也就並不被動,分外來勁。天真而認真的信徒們,以為那些要求也同樣管著黨和毛主席,於是他們就遲早要和黨發生衝突了。

陳世忠便是那場悲劇的主人翁之一。他這種人的存在和那種悲劇之必不可免,乃是當代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現象,可惜並未引起多少注意。那半世紀歷史,被很多人看作一場幻夢;來無蹤,去無影。但歷史不是魔術。幾億和十幾億人既非白痴,就不會被哪怕是最天才的流氓玩弄幾十年。其中必有緣故,然而至今連史學界權威都聲稱1949年那場巨變,無非就是中國這架飛機被共產黨劫持了,而一劫竟然就劫了五十餘年!比喻倒是很生動,可惜無法解釋後來的歷史;包括陳世忠一代人後來反對當年劫機犯頭頭毛澤東的方式。

陳世忠的一生還有另一意義,他告訴我們:最激烈和最有效地批判和摧毀共產黨統治的力量,就在曾經是它的最忠實的追隨者中間。共產黨員和黨外同道者陳世忠式人物自1953年以來為扭轉毛澤東錯誤路線、減輕人民苦難而鬥爭的史實,至今大部分仍藏在暗處。王申酉文集的問世,應能證明「用馬克思主義批判毛澤東,比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更為深刻」一說。

這一切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我和陳世忠終究都成了失敗者。然而在人生裡,有些失敗難道不是比成功更加可愛嗎?


1972年,我離開牛棚不久,有一天正在宿舍裡讀書,忽有一人抄著手若有所思地走進來,向我提出一個問題:「劉賓雁,你說,人這種東西,究竟是物質呢,還是精神?」提問者是干校的一位領導。時間是林彪死後全國正在大學馬列著作,藉以辨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一聽此問,我愣住了,因為從也沒想過這個問題,只好遲遲疑疑地隨口回答說:「大概既是精神又是物質吧。」

提問的孫某人,後來就是內蒙省委的宣傳部長,可見還是有一定理論素養的。從他那一問中,可以窺見,到了毛澤東統治的高峰時期,人的精神已經被抬高到多麼極端的地位。一個血肉之軀具有五臟六腑的動物,居然可以被想像為虛無縹緲的玄虛!但怪誕的是,正好就從那時起,中國人的精神、道德、信念等等凡肉體以外的東西,無一例外地開始向深淵墜落了。換到今天,向我提出的疑問就該是:」人這種東西,除了上邊有這張嘴,下邊有那個尤物,還有什麼東西更重要呢?」在這個意義上,1971-1972年應該是中國當代歷史的一個轉折點。

精神奴役是打著革命的口號進行的,所以分外有效,而被奴役者也就並不被動,分外來勁。但對於毛澤東來說,一個潛在的危險也就在這裡種下了。毛的意識形態是絕對排除個人的;但那些忠誠的追隨者中天真而認真的分子們,在無意之中卻自然而然地要發揮個人主動性,要最出色、最突出地完成自我完善和改造世界的使命,於是個人神經的毛孔就張開了,對於四週一切事物善惡、是非的感覺就敏銳了,評斷就嚴格了。然而這其實並不是黨的意願所在;黨在政治、道德、倫理方面的所有要求,連同必須體現那些要求的人,都屬於黨的工具;都是統帥在「聽黨的話」和「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之下的。天真而認真的信徒們,以為那些要求也同樣管著黨和毛主席,於是他們就遲早要和黨發生衝突了。

陳世忠便是那場悲劇的主人翁之一。他這種人的存在和那種悲劇之必不可免,乃是當代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現象,可惜並未引起多少注意。那半世紀歷史,被很多人看作一場幻夢;來無蹤,去無影。但歷史不是魔術。幾億和十幾億人既非白痴,就不會被哪怕是最天才的流氓玩弄幾十年。其中必有緣故,然而至今連史學界權威都聲稱1949年那場巨變,無非就是中國這架飛機被共產黨劫持了,而一劫竟然就劫了五十餘年!但機上乘客如陳世忠者不乏其人,是絕不會反對劫機的(假如沒來得及參加劫機的話);至於本文作者,自然是劫機犯之一了。比喻倒是很生動,可惜無法解釋後來的歷史;包括陳世忠一代人後來反對當年劫機犯頭頭毛澤東的方式。

陳世忠的一生還有另一意義,他告訴我們:最激烈和最有效地批判和摧毀共產黨統治的力量,就在曾經是它的最忠實的追隨者中間。共產黨員和黨外同道者陳世忠式人物自1953年以來為扭轉毛澤東錯誤路線、減輕人民苦難而鬥爭的史實,至今大部分仍藏在暗處。王申酉文集的問世,應能證明「用馬克思主義批判毛澤東,比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更為深刻」一說。這也不奇怪,共產黨能夠藉以征服世界第一大國的那些信念和理論,為什麼就不能由別人用來批判和摧毀那群叛徒、流氓和政客呢?

我有幸於1985年與陳世忠相識,那是改革前十年那最黑暗的一年裡(注)。以他為第一主人翁的《第二種忠誠》所造成的震撼,和我過去的作品不同。1979年以來,我主要是遭到被我批評的那些省份黨委的攻擊,這一次卻升級到中央了。《開拓》月刊尚未創刊就遭停刊,那是中宣部和全國總工會領導的決定。他們比後來某些認為《第二種忠誠》是為接受「招安」而寫的異議份子們要敏感,知道這個「忠誠」對他們的威脅較之某些類攻擊更加可怕,因為它動搖了幾十年中共所特有的傳統,即對上級的組織紀律的服從高於對黨綱和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忠誠。也該感謝中央的查禁,不然賈平凹先生主編的《散文報》就不會以每期五十萬份連載此文了。「第二種忠誠」因而在幾個月內就變成通用語匯,被黨內很多幹部拿來評議具體人和事的行為準則的是非,連我都感到意外。

當然,這一切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我和陳世忠終究都成了失敗者,而且不能不長期流亡國外。然而在人生裡,有些失敗難道不是比成功更加可愛嗎?

註:

世人只知1981、1983、1987和1989有過名目不同的四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卻不知1985年年初至1986年初夏有過一次時間持續更久、改革派損失更大的一次倒退。胡耀邦自年初起被逼步步後退,第四次作協代表大會上關於創作自由的許諾實際上已被取消,有限的新聞自由被重被收回。省委書記中最堅定的改革派--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以及海南黨委書記雷宇先後落馬。各省市中層和下層經濟領域改革上有所貢獻的幹部也紛紛被審查、撤職甚至被捕。全國一時陷入萬馬齊喑局面。加上1985年這一次,十年改革就正好每兩年有一次回潮了。

(中國之路)(12/8/2002)(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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