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整風中的夏衍

據合肥晚報報導,1949年5月28日,陳毅從趙祖康代市長手裡接過了舊市政府的印信,上海市軍管會的接管工作從此全面展開。

在四大接管系統中,文教接管委員會的工作雖然相對於軍事、政務、財經來說,不是那麼引人注目,但當時的上海是各類知識份子聚集最密集的地區之一,周恩來對此有一個估計:上海文教方面的人才,佔了全國的半壁江山。正因為如此,陳毅給予了高度的重視,自己擔任了上海文管會的主任,副主任則由韋愨、夏衍、範長江、錢俊瑞擔任。範、錢二人此時尚在北京而未到任,而韋愨是黨外人士,許多事情不便插手,陳毅又難以顧及,所以,接管的重擔就落在了夏衍身上。夏衍後來回憶說:從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同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幾個月,可以說在我的一生中,是任務最重、工作最忙的時期,除文管會副主任之外,我還當了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上海市文化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我又當了常委委員,分管文教工作,每天從凌晨到深夜,大會小會,會見文化藝術界人士,個別談話和對新接管的文化單位安排工作,作了市委的宣傳部長,還要經常到區委和群眾團體作時事報告。

上海是文藝界人才薈萃之地,自然也有所謂諸多的小資產階級作家。解放了,要求他們放棄早已寫慣了的題材去寫工農兵,自然是不現實的。所以,當這場爭論正酣的時候,上海的作家自然希望聽聽夏衍的意見。夏衍對此明確表示: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什麼不可以寫?當然可以寫。他還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根據,進一步解釋說:毛主席在講話中明確說道,文化要為四種人服務,而這第四種人就是「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因為「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長期能夠和我們合作的」。

因為有這樣的認識,夏衍積極去組織文藝作品。他對上海兩傢俬營電影廠「崑崙」和「文華」採取扶植態度,鼓勵他們拍出電影:電影題材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娛樂性就可以,連不起好作用,但也不起壞作用的「白開水」也可以。

在夏衍的鼓勵下,「文華」將《人民文學》發表的小說《關連長》拍成電影,而「崑崙」則將肖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拍成電影。雖然公映以後群眾反響很好,但北京的文藝界卻傳來了批評的聲音。

在《文藝報》上對這些作品提出批評的批評家,自然也不會放過上海的夏衍。批評的文章中說,夏衍在上海「提倡」什麼「白開水」。所以也就上綱上線了:上海文藝界領導「右傾」,「小資產階級思想氾濫。」

《文藝報》的批評,雖然引起了夏衍的不快,但是,在一次市委常委會上,陳毅公開表示:上海執行黨的知識份子政策,一切措施都是經過常委會批准討論,所以北京《文藝報》指名批判夏衍右傾是不對的。在北京的周恩來也表示同意陳毅的意見。

有陳毅和周恩來的支持,夏衍那點不快也就煙消雲散了。

但在隨後而來的批判《武訓傳》的運動中,夏衍卻不得不作出檢討。

其實,《武訓傳》雖然是上海拍的,但夏衍在拍攝之前就明確表態,「武訓不足訓」,因而並不贊成拍攝計畫立項。後來,終於公映了,又受到了批判,按理,夏衍可以不負責任,甚至還可以此表明自己的正確。但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甚至周揚都保不了他。夏衍又一次遭到了批評。

夏衍的檢討,是周揚敦促他寫的。

剛剛出國回到上海的夏衍只好在文藝界作了檢討,並把發言整理成《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工作》一文,寄給了周揚,周揚即送毛澤東看,毛澤東又親筆修改並加寫了一段話,還對周揚說:檢討了就好,讓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武訓傳》事件後,夏衍被免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調華東局任宣傳部副部長。

(摘自《縱橫》徐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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