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語錄》編髮始末 (一)

猛漲急落的紅色海洋

六十年代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圖書是中國的一本小紅書－－《毛主席語錄》。據報載，僅「文革」幾年之內，國內外就出版了用50多種文字印成的500多種版本,總印數為50餘億冊。在當時，全世界30多億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冊有餘，被國際上公認為："是二十世紀世界上最流行的書」，「是世界上讀者最多的書」。

曾記否，二十多年前，似乎在一夜之間，「紅寶書」忽然在中國大地掀起了紅色海洋，呼嘯澎湃，浩瀚無邊。《毛主席語錄》在人們手中飛揚，口裡傳誦；「最高指示」響徹雲霄，語錄歌聲晝夜不斷。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築物，裡裡外外都敬書高懸語錄牌，全中國成了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那時，全國除毛澤東本人以外，上自「副統帥」林彪，下至每一個學齡兒童，無不每天隨身攜帶這本小紅書，早早晚晚必須高擎於頭頂，三呼「萬壽無疆」，三呼「永遠健康」，那時稱此舉曰「早請示」、「晚匯報」；大小集會，乃至隨時隨地，都可能需要朗讀或背誦毛主席語錄。那時，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毛主席語錄》不可不帶。「頂禮膜拜」程度勝過歷史王朝，成了新的宗教儀式。

有段時間在人際交往中，也要像對口令一樣用毛主席語錄互相呼應。老太太上街買菜，要對售貨員說：「『節約鬧革命』，請給我拿二斤菠菜。」售貨員要答：「『為人民服務』，這是找你的錢。」否則買賣不能成交。

人們拿著《毛主席語錄》就像拿到了「尚方寶劍」，可以攻擊別人，也可以防衛自己，但《毛主席語錄》的防衛性遠不及進攻性強。巴金在劫後的日子裡，對此曾有過一段形象的描述：

「有一個時期我們每天要舉行幾次『請示』、『匯報』、『祝萬壽無疆』的儀式。別人在我們面前念一句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於是我們就成了該打倒的『反動的東西』。他們又念一句：『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於是我們就成了極端反動的人』。他們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進行批判』，於是我們就被當作『牛』給關進了『牛棚』……」（引自巴金《要有個藝術民主的局面》）

文革中，毛主席語錄又更多地作為個人與個人派別與派別之間互相攻擊的常規武器被投來擲去，漫天飛舞，好像誰使用的「語錄」多，真理就在誰手裡。

作為軟武器，毛主席語錄也曾直接用於「反帝、反修」的戰場。請看下面發生在1966、1967年間的事件記錄：

我駐×國使館造反派，在大街上散發印有「造反有理」語錄的傳單，東道國提出抗議；

我駐×國使館造反派要在使館屋頂上用霓虹燈製成語錄牌，宣稱要讓這裡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澤東思想；

去×國援建的工程人員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豎起一塊「社會主義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的巨幅毛主席語錄標語牌，當局不同意，他們集合抗議，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

我駐非洲×國使館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車裡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硬塞「紅寶書」和毛主席像章，對拒絕接受的群眾揮拳辱罵，引起群眾憤怒；

我駐×國使館造反派，攔住蒙黑色面紗的伊斯蘭婦女，宣傳毛主席關於婦女解放的思想，遭到臭罵；

1967年，我國500多名留學生回國，途經蘇聯，其中留法學生到紅場高聲朗讀毛主席關於反修防修的語錄、與蘇聯警方發生衝突。其他留學生義憤填膺，成立了留學生總指揮部，準備組織彙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學生，再次去紅場「血戰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陳毅簽發的特急電報，真要在「蘇修叛徒集團老窩」中心開花了；

留在巴黎的留法學生聽說第一批回國的留學生在紅場挨了打，立刻帶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著隊準備到蘇聯駐法大使館去寫標語，走到半路就被法國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駐法大使親自連夜給法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打電話，同時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車把被扣留學生押送飛機場，讓他們立刻登機回國。

1966年，我國派出一個青年文藝小組到與我國友好的法國訪問演出，他們在每個節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語錄。觀眾對此很反感，頭兩三個節目，還能忍受。以後每念一次毛語錄，台下就發出一片噓聲，越念噓聲越厲害。大使館的同志們看到這種情況，心裏很難過，建議他們不必每一節目前都念語錄，但文藝小組領導堅決不肯，說節目前念語錄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創舉。台下喝倒採，他們說觀眾大多是資產階級、敵人反對正說明我們是正確的。大使館黃鎮同志和宋之光同志為了維護國家利益，為了維護毛主席的威信，為了中法友誼不受傷害，只好對他們說，如果不接受使館意見，就不要再演出了。這才使他們不得不做了讓步。但1967年，當宋之光回到祖國時，卻為此被扣上了「反對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帽子，坐了「噴氣式飛機」。

在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語錄」成了中國人民生活中的不可缺少之物，六七十歲的老太太和咿呀學語的娃娃也都要背會它幾條。在中國，人們念的是語錄辭，做的是語錄操，唱的是語錄歌，跳的是語錄舞，小學生課本是《毛主席語錄》本。毛主席語錄與人們生活，交往如此密不可分的現象，也成了當時中國的一大文化景觀了。

但最時興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1971年蒙古溫都爾汗一架中國飛機的墜毀，使紅色海洋狂熱的波濤戛然而止，「紅寶書」也從億萬人高擎的手中紛紛落下，最後在人民生活中逐漸地消失。而今，時光才逝去二十年，發行50億之巨的《毛主席語錄》竟成了為數寥寥的收藏家搜尋的「文物」。在文物市場，由於稀少，一本《語錄》竟能以高出原價百倍以上的價格出售。

時過境遷，當年熱衷於紅色海洋的人們又開始以異樣的熱情，匯成了奔小康的潮流，再也沒有人探究《毛主席語錄》的來源、出版過程和其間的一些是非、隱秘。

不過在芸芸眾生中，有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士，她對《毛主席語錄》仍懷有極特殊的感情。在《毛主席語錄》最流行的年代，她默默地享受其中的榮耀與甘甜；在《毛主席語錄》遭冷落的時候，又默默地承受她不能理解的痛苦。是她最早提議並親手編輯出版後來風靡全國乃至世界的《毛主席語錄》，這本小紅書記載著她的輝煌，她的艱辛與苦澀。她就是解放軍報社已經離休了的一位編輯－－田曉光。

她向我講述了自己參與編輯出版《毛主席語錄》的全過程。談往事，她彷彿又回到了那個年代，有時談到得意之處，臉上泛著興奮的光澤，忘情地閃動著驕傲的目光。她永遠也接受不了這樣的現實：她用她生命的精華編輯出來的這本至今受人愛戴的偉人的語錄，竟被人利用來當作一個作惡的工具，而且運用這個工具導演出了那麼多的人間悲喜劇。我尊重她的這種感情，理解她與我談話所站的角度，因此，我決定將她對我談話的內容及提供的資料僅作簡單的整理，坦陳於此，給後人瞭解和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一個佐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