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桿: 對法輪功人的支持與否，是個大是大非問題

在廣州時，有位姓蘇的老知識份子講了這麼一個道理：他說對於人的道德提升和良心教化，除了「宗教迷信」，任何法規和思想教育都是不濟事的。接著他舉了個例子，說珠江三角洲這地方，有很多街路和建築的修筑都是要讓位給一些參天古樹的，這倒不是因為人們有環保意識，而是「迷信風水」造成的，在廣東人看來，那些參天古木都是有靈性的「神樹」 ，活了幾百年是風水使然，動不得。

就樹木而言，宗教與迷信的結果，客觀上保護了生態環境。試想，如果沒有神威佛法的震攝，有什麼法律能阻擋住愚昧的農民對自然資源的破壞？筆者前不久到山西考察時，也發現了這種奇特現像在內地也是普遍存在的，黃土高原的生態，可以說已經被我們的祖先和今人破壞的很徹底了，但一些百年古松，千年古柏竟然能活下來，沒被砍伐掉蓋房子當柴燒，不能不說法律這東西，在宗教迷信面前顯得多麼蒼白無力？現在國內很多旅遊勝地也是這樣，自然生態保持得很好，也不能不說這些地方，原來是因為有大量宗教場所的緣故。

說到宗教場所，筆者是自栩為無神論的，而且經常與有神論者辯論，但有些時候，可能是由於才疏學淺罷，面對一些僧尼道士的問題也是瞠目結舌。有一次在中岳廟，開玩笑的問一位道長：你們出家人，當真認為有神的存在麼？那位道長卻笑著反問：你為什麼來這裡？來這兒做什麼呢？我說我是來遊山逛景啊。道長說：是了，這不過是一片大山大嶺而已，普天下皆是，你何故偏來此地呢？我說同是大山大嶺，這裡與別處是不同的。道長又笑問：有何不同？我說這兒不是有中岳廟嘛。「那麼，中岳廟裡都有什麼呢？」道士又反問，我說有菩薩，有道長啊。那道士大笑：就是啊，你說了半天，不還是奔著神仙來的嘛！

過去，經常聽到人們唸唸有詞的為自己的誠信打賭發誓：上有天，下有地，離地三尺有神明。我若如何如何，天打五雷轟云云。這說明發誓的人還有他最後的道德底限，還有個「神明」在約束規範他的行為。但是當人們不肯發這樣的誓言時，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因為法律和政策這些東西再嚴密，也總是有空子可鑽的，法律的執行，多半是民不舉官不究，再則，沒有證據也不能執法，然而，又有哪個違犯法律的人會主動留下證據給人起訴呢？

不過神的約束就厲害了。據說在西方基督教國家的法庭上，訴訟雙方要執行兩種起誓方式，一種是憑良心和法律責任，一種就是手按聖經憑基督徒的誠實信譽。在例行公事上，有些文件的擔保人，除了律師也可以委託神職人員，可見神和法在社會中具有同等地位。不可否認的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最大的區別，就是宗教文明的不同，不同的宗教文明造就了兩種不同的道德規範，西方人的處世準則是在個人誠實的前提下講求愛心和公共道德。東方人的處世準則是在不傷天害理的前提下獨善其身。西方的基督教或天主教要求信眾們以基督或聖徒為榜樣，從群體做起，人人平等，奉行濟世的犧牲精神，它是與社會發展同步的。東方的佛教或道教則是要求信眾從個人做起，廣渡眾生，主張與世隔絕的修煉成佛成仙，與所在社會的發展互不相干。在西方宗教文明中出現了哥白尼，開闢了人類科學的新紀元，但在東方宗教文明中似乎除了張衡的地動儀，再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創造了。

當然，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原也有自己的宗教文明，是可以用來與西方的宗教文明抗衡的，這就是儒家思想，儘管後世的學者們不承認儒學是宗教，但它在中華民族文明進步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宗教的角色，如果它沒有經過五四運動，能健康的發展下去，它就是東方最大的一門宗教，這點是不庸置疑的。從東漢以來，歷朝歷代的中國統治者都視儒學為國學，以此來提高和鞏固國民的道德素質，精明的統治者都明白這個道理：只有人民的道德質素普遍提高了，才能夠保障社會的長治久安。儒學經過幾千年的演化和發展，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固有文化，這個固有文化並不只是中國人的專利，而是全人類文明的財富。儘管儒家思想有它迂腐落後的一面，儘管它鼓吹的是封建道統觀念，但它的思想精髓「忠，孝，仁，義，禮，智，信」，對東方文明發展的促進作用是不可否定的，它給中華民族帶來的「中國是個禮儀之邦」這一美譽，也是本世紀之前，全世界人民都一致公認的。

現今世界上流行的幾大宗教，都肯定神威佛法的存在，各自的神名稱不同，但意義是一樣的，即使是中國盛行過的儒教，也不否認神，五十年前的中國人，即使非宗教信徒，也認為「不事天地不敬鬼神」，是大逆不道的事情，這就是儒家教育的結果。人們心目中只要有了神，就會自動自覺的檢省自己的良心和靈魂，所以宗教的戒律，就能對人類的思想行為產生約束作用，而且沒有哪一種宗教的戒律不是教人向善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宗教對於人類文明，確實有它積極的一面。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的現狀，前不久，中共高層有一位精英理論家潘岳先生，已經提出了宗教這個敏感問題，肯定了宗教在提升國民道德質素方面的積極作用和意義，但看來他的主張很快就被封殺了，由此可見中共對政治改革的恐懼並非止於體制之外。中國的宗教，目前規模較大的有佛教，其次是道教，至於外來的基督教或天主教，歷來是受本土文化壓制的，從未興盛過。中共建政後，為了禁錮人民的思想，立即對所有的宗教進行迫害，像取締娼妓一樣，遣散了大批僧尼道士，充公了大量寺院廟宇，在鎮反中，槍斃了一大批「帝國主義宗教特務」。後來考慮到統戰和民族政策，才成立了《宗教事物委員會》，作為文物，才保留了一點像民主黨派那樣的花瓶擺設，在這個「委員會」的管轄下，中國的宗教界只不過是中共統治的附庸品而已。就是這一點擺設，在文革中也幾乎破壞殆盡，宗教的形象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成了「騙人的封建迷信」，成了「精神鴉片」，從此一厥不振。

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共集團為了刺激旅遊業發展，不得不重新恢復了宗教界的一部分權益，比如使用土地，建築，收納信徒等，但與此同時，中共也沒有忘記在宗教中的滲透，在各大旅遊勝地的宗教場所中，都有大量的身懷黨票的光頭特務。這樣的宗教，其實並沒有它們實際存在的意義，因為大部分寺院廟宇，都是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而設置的斂錢工具，「普渡眾生」，只是為了「普渡」眾生口袋裡的人民幣。

中共這類流氓政黨，是任何事物都要為已所利用，要為它政治服務的，至於如何培養人民道德情操文明質素，對它來說並不重要，它所關心的只是怎樣鞏固自己的政權。什麼假冒偽劣，什麼男盜女娼，對它來說也都不重要，它關心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些「愛國」的和尚道士，牧師神父們，與那些民主黨派人士一樣，都是被中共養起來的，吃中共的，花中共的，就要為中共作事，除了擔負著「愛國愛黨」的政治說教使命，還要保障完成政府指派的各種稅費指標。在文化教育方面，人民是得不到宗教知識的，中國人民對宗教的瞭解，還不如一本神話小說《西遊記》。所以說中國目前的宗教，並沒有完全發揮它們的特殊作用。

實際上，儘管中共喊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口號，但它對宗教的流行傳播是極不情願的，因為宗教是與它爭奪人心的。中共幾十年來，一直試圖以共產主義思想來取代宗教，在它把持下的國民教育也禁止青年人涉及其它信仰，中共的外圍組織共青團少先隊，嚴密的控制著青少年人的思想境界，在今天的中國，各派宗教的信眾也絕大多數是幾乎行將就木的老年人，這對中共當然是構不成任何威脅的，但是社會的動力和生命在哪裡？是在中青年一代身上，然而中國人民的精神世界，恰恰正是在這一代才出現了真空。

中國文革以來，在國民人生觀價值觀產生危機的情況下，中共以一黨之私，竟用一個即庸俗又乏味的學毛著標兵黨奴雷鋒做道德楷模，像產品般製造一個又一個的曇花一現的英雄模範充當文明表率，而這些「道德楷模」「文明表率」又沒有一個是形象完美的，更沒有一個是耶穌基督那樣的聖人。事實證明，在中國這塊社會主義實驗田裡，共產主義道德教育試驗是徹底失敗的。即使中共是清廉的，不腐敗的，也沒有「變色」，共產主義學說也不能永久凝聚人民的思想，因為它沒有神的位置，它就不具備宗教的神密和威嚴，它沒有宗教戒律那樣系統的道德準則，所以它就不能具體規範人的行為。它只不過是一種美好的理念而已，其破有餘，其立不足，所以它也不足以懾服人的思想。如果現在誰能用經典的共產主義理論，來透澈的解釋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烏七八糟的社會現象，那絕對是個思想界的哲學奇蹟。

今天，當那個一度被中國人民崇拜過的偶像毛澤東，竟被他自身的淫穢醜惡暗淡了光環，那個一貫標榜偉光正的中共，也被其政府官僚的貪髒腐敗徹底糟蹋了形象，中國社會在空前「繁榮」的後面，竟出現了空前的信仰危機，人民不信鬼不信神，良心泯滅，人性欠缺，空氣中瀰漫著剌鼻的銅臭，自然資源遭到瘋狂的掠奪破壞，民間出現了群體道德淪喪，富則拔扈宣淫揮霍，窮則志短雞偷狗竊，男盜女娼物慾橫流，老夫少妻雞鴨遍地，坑崩詐騙賣兒拐女......。中國社會墜落到如此深淵，中華民族難道就此甘於面對這些災難，接受這一文明滅絕的現實嗎？中國人民期待的是什麼呢？當然是道德的回歸和良心的覺醒，中國現在需要宗教！

值得欣慰的是，中國人民已經開始了道德的回歸和良心的覺醒。法輪功的產生無疑是這一回歸和覺醒的促進劑。「真，善，忍」，概括性地總結了中國傳統宗教文明中的全部有正面意義的清規戒律，以通俗，清新的面貌進入了中國人民心目中的信仰地帶。法輪功人的高尚情操和優良品德，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受到了社會的認同和讚許。中國宗教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宗教能像法輪功這樣，在短短的三年內，凝聚了海內外如此眾多的忠實信徒，在這些信徒中，有普通百姓，也有高級知識份子，有佛教徒也有道教徒，甚至有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共黨員幹部，還有對政府忠誠的軍人和警察，更有對東方文化一無所知的外籍人士。難道這些人都是弱智白痴嗎？他們崛銜(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