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傳言聲稱,不管現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是否在十六大上全退,曾經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的他,都要在十六大的中共政治局中盡量安插更多的來自上海的親信。
自從江澤民在"六四"事件之後被諸位中共元老從上海召到北京、推上中共總書記的位子以來,中國民間和海外傳媒有關他經營"上海幫"的說法便一直沒斷。
上海建黨
對所謂"上海幫"說法的分析,似乎離不開上海在中共黨史中的特殊地位。
上海這個中國近現代的金融中心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與中共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
中共建黨的第一屆黨代會就是在上海開的。後來,這個聚集著中共革命對象-資本家和金融大亨最多的"東方的巴黎"仍然是中共早期多次黨代會的首選會址,一直到來自農村的毛澤東在中共黨內佔了上風、選擇了"農村包圍城市"的發展戰略為止。
此後,雖然中共黨內仍然不乏來自上海的知識份子幹部或工人出身的幹部,但他們並未在中共決策層中佔主導地位,後來在中共對外奪權、對內整肅的殘酷鬥爭過程中,他們又被汪洋大海般的農民出身的幹部所淹沒、所同化。
兩次成"幫"?
然而,中共建政後,上海由於它作為中國工業中心和第一大城市的地位,又重新在中共的權力運作和人事構成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上海市委書記常常在中共政治局中佔有一席之地,更不用說上海成為中共高層幹部"培訓基地"的特殊時期了。
1949年後,所謂的"上海幫"至少有兩次在中共高層的人事布局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
這裡的"上海幫"並不一定都是指生在上海的幹部,而更多的是指曾經和仍在上海工作的幹部。
第一次是文革時期。曾經在中共黨內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四人幫"又被人稱為"上海幫",因為其中三人──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曾經在上海長期工作過,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三十年代曾經混跡於上海演藝圈,也算是與上海多少有點兒關係。
第二次就是現在的江澤民時代了。有人認為,江氏"上海幫"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因為中共高層中來自上海的幹部並不一定就是同舟共濟的"幫友",也並不一定都是緣於江澤民的提攜。
但不管他們是否同在一條船上,不管他們與江澤民關係的親疏遠近,不可否認的是,中共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沒有像現在這樣,高層中有這麼多幹部與上海或多或少有些瓜葛。
江澤民、朱鎔基、曾慶紅、吳邦國、黃菊、陳至立、王滬寧......隨便想一想,就能舉出這些被西方媒體稱為中國政壇當代明星或明日新星的人物,這些人或是與過去經常愛去上海療養的鄧小平、陳雲(陳雲本人也來自上海)的提攜有關,或是與後來江澤民的厚愛有關。
中國民間曾經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參加完一次政治局會議,走出會場,嘴裡嘟嘟囔囔地抱怨說:"會上所有重大決策都是用上海話決定的。"也許因為非上海人的李鵬聽不懂上海話,難免有種被排擠的感覺。
政治笑話不可當真,但畢竟反映了民間的一種情緒,這種情緒當然不會是空穴來風。
黨內有派
其實,嚴格來說,江澤民厚愛的並不一定都是來自上海的幹部,也許更重要的標準是對他的忠誠程度。目前中共內部的其它派別,如所謂的"團派"、"太子黨"、"清華幫"等等,其"凝聚力"的標準也不僅僅限於地域。
"一朝天子一朝臣",這在中共歷史上並不新鮮:毛澤東時代就有什麼"蘇區"、"白區"之爭,"二野(第二野戰軍)"、"四野"之分,鄧小平時代則有什麼"改革派"、"保守派"較量,"秘書黨"、"幕僚黨"爭寵。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文革派"、"走資派"之鬥和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派"、"保守派"之爭還有著一定的政策之爭的因素,那麼,中共其它的派別互鬥就更多的是利益之爭了。
民主國家中的政黨之間、政黨內部也有派別之爭,關鍵在於,制度化和定期舉行的選舉,使得民主國家的派別之爭趨向於為贏得選民支持的政策之爭。相比之下,中共內部派別的形成和較量,有著太多個人恩怨、黑箱運作、非制度化的成分,而決定勝負的又不是選票,從而成為弱肉強食、爭權奪利的傾軋。
也許,由於江澤民對他曾經工作過的上海情有獨鍾,所以他挑選忠實追隨者的眼光較多地投向了當年在上海的部下。如今,當他為十六大中共高層領導班子物色人選時,他的眼光是否還會投向那個方向呢?
最近中國大陸流傳著一個新的政治笑話:如今,就連北京公共汽車的售票員對搶著上車的乘客喊話,也時興說,"讓上海來的同志先上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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