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麥：人物、社會、歷史隨筆(之五)---烈火乾柴

那時候，人們的政治立場和水平，以歌頌毛澤東為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官方民間一唱一和、持續升溫：林彪提出「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統帥、領袖、舵手），民間就說「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而且「永遠不落」；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百姓就說還是「糧食、武器、方向盤」；林彪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下面接道「一天不學問題多，兩天不學走下坡，三天不學沒法活」；不一而足。其它被指為文革阻力的劉周朱陳鄧等直到中下層幹部則不是伴奏就是合唱。全社會有了「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共識，毛澤東想打倒誰、想做什麼，不就是一句話的事了嗎。這是開展文革的最堅實的社會基礎。

這個趨勢文革前就開始了，源頭則不遠於延安的窯洞。「多樣化」的意識本不出自中國，即使西方也是近些年才清晰起來的。過去，人們只知道「齊心合力、萬眾一心」好辦事。搞政治的人自然深知統一意志是成功的前提。在陝甘寧邊區，毛澤東通過整風在黨內樹起絕對權威，對抗國民黨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先是打了勝仗，奪取了政權，後來又以他的名義發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政治運動，也有所成。於是，政治挂帥就成了常規武器，事無鉅細地用了起來。

正好，中國文化中有企盼聖主明君的傳統和百姓普遍謙卑的民情，實行個人崇拜、劃一價值觀念既順理成章又水到渠成。誠然，工農群眾崇拜的說到底只是毛澤東頭頂上的真理和正義，而不是那個「兼有虎氣和猴氣」的人。他們之心甘情願地一致歸順，是希望聚散沙為鐵塔，撐起民族背脊合力振興中華。而共產黨的宣傳、教化確與先前的宗教、主義不同。在百年積弱、屈辱、落後、彷徨的背景中，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理想對那時候的中國人有過柳暗花明、振聾發聵的刺激。它的宣教、組織、行為，對各自為政的小農散戶而言，提升了他們的境界，肯定了他們的身價，寄予他們以重托。一時間，不論虎頭山上耕種，還是鑽井台上採油，好像都關係著祖國的前途、人類的命運。而使命感最能激發人負起責任、做出犧牲。當億萬人民滿懷崇高理想尋求貢獻的機會之際，毛澤東給了他們施展的舞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實際的情形也夠戲劇性。1966年前後，對於無論什麼政治身份、什麼職業、什麼地方的人，都可以以革命的名義剝奪他的尊嚴、驅使他去受苦、讓他奉獻精力時間。雖然每個人的政治覺悟高低不同，跟隨「毛主席偉大戰略佈置」的步伐快慢有別，但是都承認應該那樣做、恨自己做得不夠，即使不情願也只是自愧不如，鮮有例外。就連那些受到批判的人，也都自責確曾違規，辯解則僅限於「錯誤的程度和性質」。同在「牛鬼蛇神」之列，還要互相攀比－－他們是真的反動，而我罪不至此－－同彭德懷關一處關押的羅瑞卿曾經對女兒道：「不應該把我和彭德懷關在一起，他還是做過幾件反對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麼和他比？」疑惑乃至質疑現行政策的，也無一越過「真假馬列主義、執行政策、理解毛主席指示正確與否」的界線。因為中國歷史的那一段正由意識形態主宰。社會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行為方式建立在毛式馬列主義基礎上。就像人們常說的：無人能夠超越時代。

與目前相反，那是一個政治敏感度極高，生活水準極低的時代。幸虧精神能夠變物質，用現在的標準看，文革前後中國社會政治與生活的關係，有點像青藏高原上的喇嘛教之於牧民，沒有精神寄託、注意力轉移和對未來的期許，簡直打熬不下去。改善物質生活幾乎無法可想，一切只是為了革命事業。一旦有人指出：某某人吃喝公款、某某人宣揚封資修、中國一復辟日子會比現在還苦云云，能不一哄而上，「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文革初期才呈現出「無產階級司令部」在上面發號施令，「億萬革命群眾」在基層推波助瀾的的轟轟烈烈。群眾的政治興奮點低得像是散落在地的乾柴，毛澤東的啟動令便是烈火，頓成烽火燎原之勢理所當然。所以，平心而論，那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之興是上下呼應、互相啟發、志有一同、各取所需的天緣湊合。

愛情心理學上有一則定律：真正的愛與迷戀首先在深度上是不同的，淺深的標準端看持續的時間。群眾政治信仰與此類似。狂熱的往往短暫，因為，維持政治信念需要利益澆灌。但是從解放到文革，各族人民沒有從毛澤東、共產黨那裡盼到多少雨露甘霖，「紅太陽」燒烤之下禾苗很快就成了乾柴。階級鬥爭、暴力革命並沒有如毛澤東許諾的那樣，使乾柴升華為翠葉嫩枝、茁壯成長。有人指出，辛苦這些年的結果是「國富民窮」。而平民百姓的獻身精神畢竟有限，總沒有收穫就不再付出了。所以，乾柴易燃，易燼也易折。偏逢「林彪事件」信念更加受挫，政治熱情逐漸冷卻，任毛澤東、四人幫怎麼煽風點火，後期文革還是氣息奄奄。雖然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都說得意義非凡，怎奈大眾已經不再在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意義，他們的價值觀念慢慢改變，轉到安排日常生活、搏取物質利益上去了。「改革開放」以來，全社會性的信仰危機、紙醉金迷，實肇始於文革後期。

失去與共產黨觀念一致的社會基礎，政治運動就不活躍、無聲勢。文革之後，中共試圖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都無甚可觀，也是一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