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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十六大不會放棄一黨專制是可知的

 2002-10-09 08:41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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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回到最要緊的問題上來:十六大能讓老百姓掌握自己的命運嗎?十六大後的中國會成為可以預測的共和國嗎?

中國身患民主缺乏症,最需要民主。「共產黨領導一切」是十三億老百姓普遍痛苦的制度性根源,也是黨內腐敗和黑暗的制度性根源。這個一黨專制的惡制度不革掉,中國好不了,共產黨也好不了。一黨專制原本是國民黨特色,共產黨當年不但用口用筆,而且用刀用槍,聲討國民黨一黨專制。但共產黨的領袖在奪到政權之後,以暴易暴,變本加厲。前有毛澤東,後有鄧小平,不以專制為恥,害得共和國沒有共和制度,公民沒有公民權利。倒是蔣經國暮年,從善如流,在臺灣毅然開放黨禁報禁,還政於民。我多麼希望十六大也能爭口氣!不過中共領導的所作所為早已自行宣布:時至二十一世紀,它對專制仍無痛改前非之意,卻有愛不忍釋之心。

立地成佛是做得到的,中共領導不需要做什麼,只需要不做什麼──放下一黨專制的屠刀就可以了。蔣經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做到了,「與時俱進」的三個代表至今做不到。最低最低的村民委員會,被放在櫥窗裡邊展覽;最高最高的黨,卻躲在黑箱裡面千呼萬喚不出來。這真應了孟夫子洞若觀火的一句老話: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十六大不會放棄一黨專制,這是肯定的,可知的。既然如此,十六大還能解決什麼大問題!在堅持一黨專制的總前提下,能讓國家得到民主,公民得到人權嗎?能解除對輿論的管制嗎?能建立權力的制衡嗎?在「與時俱進」的各種東西之中,中國的貧富懸殊進得最猛,進得最快,一眨眼就已雄踞世界之最。這種貧富懸殊,和勞動、知識、信譽的競爭無關,它是獨佔資源和機會的結果,是特權造的孽,是腐敗的產物。十六大敢向特權和腐敗宣戰嗎?它能使官場擺脫觸目皆是、朝野共憤的腐敗嗎?它能使市場確立與世界接軌所必需的規範嗎?它能允許老百姓通過公平競爭來掌握和享受生產力嗎?它能允許大家獨立地自由地創造和傳播文化嗎?它能允許弱勢群體發出自己的聲音、組織自己的團體、創造自己的新生活嗎?它肯容忍全中國人成為有頭腦、有骨頭、有熱血、有抱負的自由人嗎?十六大肯這樣做嗎,敢這樣做嗎?我料定,十六大不肯,也不敢。十六大不可能開放黨禁、報禁、言禁,不可能啟動政治改革,不可能放棄絕對權力,不可能使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共和國。這都是可知的。我們不知道這個絕對權力什麼時候喜,什麼時候怒,什麼時候又會弄出什麼事情來使世界目瞪口呆,但是,它確確實實具有喜怒無常的本性,這仍然是可知的。

因此我的結論是:老百姓關心的大問題,十六大統統解決不了。中國的民主和中國人的自由,不應該寄希望於中共十六大。我和中共有很深的淵源。中共好,爭氣,我高興。中共病了,我願意替它開方子,希望它不諱疾忌醫,希望它好起來。中共不自愛,我替它痛心。中共專制腐敗,我憤怒。我很不願意出現這種局面,但我不敢自欺,不敢用「十六大將開創新時代」之類的假話來騙人。我看到,舊時代已經窒息,正在嚥氣。我知道中國人會有新時代,但中國人的新時代只能來自十六大以後中國人擺脫一黨專制的努力,絕對不可能來自這個堅持一黨專制的十六大。

十六大將如何載入史冊?可知嗎?事物的歷史意義本來應該交付後人去說。但十六大的份量,現在就掂量得出來。有消息說,十六大會期之所以被推遲,並不是準備工作不得力,而是因為領導人要出國,十六大必須給他「讓路」。原來如此。如果「讓路」屬實,那麼,十六大的份量也就可想而知:在領導心目中,十六大早已不是最重要,而是次重要,至少比出國低了一等。

(原載 VOA)(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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