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林昭(上)

林昭和我是嫡親姐妹。她原名彭令昭,父親給她取名令昭是要她效學班昭。她起先用林昭為筆名,後來才正式改名為林昭。母親為此感到很不高興,認為這是姐姐與家庭疏遠的一種表現。

姐姐是長女,有一段時間家中只有她一個孩子,即使父親喜歡男孩,姐姐還是得到許多優惠和專利。加之她天資聰慧,對文學有特殊的穎悟力,很小就投稿,在報紙、雜誌上發表文章,曾有類似「神童」的稱號。另外她身體嬌弱多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母親曾告訴我,姐姐和小舅舅吵架,能使小舅舅氣得只會哭。反正她是家中一個「寵壞」的孩子。我和姐姐都喜愛文學,但有不同的偏愛,她喜歡魯迅,我喜歡巴金;她喜歡馬雅可夫斯基,我喜歡萊蒙托夫;她喜歡狄更斯的《雙城記》,我喜歡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她喜歡華彥均的《二泉印月》,我喜歡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她喜歡杜甫,而我則喜歡李白。她喜歡哭,她的哭是撒嬌,是憤怒,是發泄,並不一定是悲哀。我極少哭,特別是經歷過種種塵世磨難後,我既沒有眼淚,也體驗不出哭的感情。我認為哭只能表達原始的悲哀,我的淚,流向心靈的深處。

姐姐有強烈的正義感,鬥爭性強,有熾熱的愛,也有或許是過分的恨。這大概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性格。

1949年,姐姐在蘇州景海中學高中畢業,那時她17歲。父母親理所當然地要她進大學,她卻暗自去考了蘇南新聞專科學校。錄取後姐姐堅持要去,母親則大怒而不允。那天深夜,姐姐起來整理了一個小包裹。我當時和她同住一個房間,就問她,你做什麼?她說,不許響!然後她從窗格柵欄裡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逃了出去,從前門出去到我們住的房間中間還有一條夾弄,要走一段路,而且大門晚上閂上門閂,不熟悉的話很難離開。等她正在夾弄裡摸索的時候,我溜到外房叫醒了睡在那裡的老保姆王媽。我說快去告訴母親,否則明天她會非常生氣的。王媽立即去了,母親馬上趕了出來,此時姐姐還未打開大門。於是母親把她「捉」了回來,對她說,明天早上再談。姐姐回到房裡大發脾氣,把我和王媽罵得狗血噴頭。

事情並未了結,第二天姐姐仍執意要走,母親堅決不許,於是形成僵局。最後母親傷感地說,蘋男(姐姐的小名),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話,以後你就不要再回來了。姐姐毫不猶豫地答道,好,我就不回來好了。這一下母親生氣了,說你口說無憑,立下契約,今後一去,恩斷義絕,以後「活不來往,死不弔孝」。姐姐說,好,我就寫。姐姐隨即拿起筆來一揮而就。她到底寫的什麼,我沒有看到。接著她拿起包裹,揚長而去。母親呆呆地好幾天沒有講幾句話。姐姐去後,大概有兩三年與家裡不通音訊,似乎真的斷絕了關係。到後來,蘇南新專的教務長羅列曾到我家和我母親談了不少時候。事後母親很生氣,因為姐姐再填表時,在家庭成分這一欄裡填了「反動官僚」。

以後,姐姐又考進了北京大學新聞系。

姐姐進入北大後一度很受人注目。她當了《紅樓》編委,又是游國恩教授的得意門生。游老先生希望她能轉到中文系,因為她的文學底子好。她在那段日子裡似乎自己也很得意,那年她暑假回來,給我留下較好的回憶。有一天,她給我看一首名為《無題》的詩,我看後說,有感而發,你似乎愛上了什麼人。她笑著說,小鬼丫頭,你怎麼知道?我答道,只是猜猜而已,講來聽聽。她說,我在舞會上遇到他,他很注意儀錶,舉止瀟灑。那天,我很隨便地頭戴一個由野花編成的花環,頻頻起舞。他請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幾天,我在未名湖冰場上走,他在後面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過頭去和他打招呼。我對姐姐說,要是我,就不回頭 ,看他怎樣?她說,反正我想他是有意的。後來在《紅樓》編委會上發現他也是編委之一,另一編委是山東人,對我很感興趣,老是纏著我講這講那,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們交個朋友吧。我說,我們是朋友呀,他堅持要和我做進一步的朋友。我說不大感興趣。他又說,你不妨培養一下這種興趣.《紅樓》編委張元勛等貼出北大第一張大字報《是時候了!》,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張元勛因涉及「七人集團」欲往英國代辦處政治避難而以參加反革命集團被捕。到「文革」時期,姐姐在上海因事被捕,張元勛曾以姐姐男朋友身份來上海提籃橋監獄探監。後來姐姐被「鎮壓」後,他重新又被逮捕,被吊打,說他是逃犯。我認為張對姐姐一往情深,而姐姐可能不大欣賞他的風度。

姐姐成為「右派」的詳情,我不十分瞭解。她主要是支持張元勛他們的那張大字報。另一罪名是在北大「自由論壇」上宣揚「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當然還有不少理論觀點。據說她並未劃為「極右份子」。北大新聞系後來並到人民大學。合併前姐姐在北大苗圃勞動,一度與譚天榮在一起,他們感情不錯,姐姐稱譚為小弟。後來譚天榮也被逮捕了。平反後譚在蘭州大學任教,他有一本著作署了林昭的名字。姐姐到人民大學後在資料室勞動,與王前同在一室。後來在學校遇到另一「右派」甘粹,甘17歲參加部隊,在四川參加過土改,隨後南下,在軍隊中成長,以後保送到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習。在特定的環境下他和姐姐相處得非常投機,組織上警告他們不要來往,他們非但不聽,反而計畫要結婚。組織上就把甘粹分配到新疆勞改農場,他以後歷盡艱難從新疆回到北京,那時姐姐早已被「鎮壓」了。一直到「四人幫」倒臺,姐姐平反後,在北京開了一次追悼會,甘粹在會上唱了一曲林昭譜寫的歌曲《你在哪裡》,粗獷的歌聲傾訴了他所有的感情。張元勛會後對我說,林昭這首歌是寫給譚天榮的。

姐姐在北京勞教了兩年多,因支氣管擴張,經常咯血,母親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養病。母親常為此後悔,說如果讓姐姐留在北京或者不會出事,我卻認為像姐姐的個性,任何地方都一樣,她的結局是不會改變的。

姐姐不論在劃了「右派」之前還是之後,她的思想是不變的。她是一個革命極端主義者,沒有中間道路,沒有妥協,沒有調和,「不自由,毋寧死」。她的志向是要改變社會,改變不合理的制度,甚至要改變人的思想意識,即使她的思維邏輯並不完全合理,但她認為合理的制度也尚有爭議之處,她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

姐姐回上海不久,她在復興公園遇到蘭州大學的「右派」和另一北大「右派」,因為觀點相似,往來頻繁,以致後來被稱之為是個「集團」。他們認為對彭德懷的處理不公,對大躍進造成的破壞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嚴重的錯誤,因未被公允處理而強烈不平。對南斯拉夫被稱之為修正主義,認為是莫須有的罪名。這些觀點,他們寫成信件寄去北京有關方面。他們似乎並未考慮到事情有複雜性,只以為陳述自己的意見是正常的行為。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靜安分局派人去蘇州將姐姐逮捕。

那時,父親和母親已經分居,父親住在蘇州,各有房子,姐姐在母親家裡。逮捕的那天,姐姐正在母親的房內。公安人員進來進行了搜查,把罐頭都打開來看,姐姐譏諷道:如果我有能耐將情報藏在罐頭裡,我今天也不會在這裡了。恰好這時父親闖了進來,他立即變了臉色,口中喃喃地說,我們家完了,我們家完了!說著踉蹌離去。不到一個月,我父親自殺身亡。

姐姐逮捕後認罪態度惡劣,被判20年徒刑,其他二人則各為7年和13年。事實上她根本不是主犯,只是參與者,只因為她的態度是抗拒的。

1962年,姐姐因病保外就醫,我和母親去靜安分局接她。她帶了一隻小包裹出來,一見我們立即往回走,並說我不回去。當時分局的人都很驚訝,大概從來沒有見過有人不願回家的。在分局的門房內折騰了半天,姐姐對母親說,你怎麼這樣天真,他們放我出去仍要抓我進來的,何必多此一舉。後來公安人員說,你們想法把她帶走就是了。但姐姐拖住了桌子腿執意不走,我和母親根本拉她不動。最後由母親請一位朋友家裡的花匠來,硬把她按上三輪車載回家裡。

姐姐保外後,情緒漸見好轉,很喜歡講話。總是要告訴我們獄中和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故事。我們都不想聽,以免增加痛苦。但是姐姐偏要說,她說,哎,你們要不要看「雜技表演」?我在看守所反銬了一百八十天,我給你們表演一下,反銬了如何處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臉、吃飯和大小便。母親說不要瞎說。姐姐說,真可惜你們不要看我表演,因而喪失了一個機會理解二十世紀的一種特殊生活模式。她說著,空氣似乎凝結了,我們都無言。

這時候,姐姐和母親常常發生齟齬,有時為了生活細節,有時也為了經濟和前途。有一天深夜,母親數落了姐姐幾句,姐姐說,你要我走,我就走好了。說完就往外跑。母親馬上對我說,快跟著她!於是我立即追著她下樓,追上了她,說什麼她也不肯回來。我最後只能說,姐姐回去吧,夜深了,我明天還要上班。又等了一些時候,她才慢慢地走回來。

母親很自信,總認為姐姐在她身邊不會出事,於是把姐姐帶回了蘇州。在蘇州她遇到了另外兩位「右派」,由於姐姐對「右派」有深切感情,她與他們立即引為知音,演出了一場什麼戲劇我並不清楚,1962年年底姐姐再度入獄。以後,姐姐被囚於上海提籃橋監獄。但是我們不被允許去探監。有一次一位與姐姐同禁於一囚室的人釋放出來,找到我們說了些姐姐的情況,說她身體虛弱,經常咯血,但還絕食抗議,割破血管或用針刺出血寫血書,她處處與監獄管理人對立,態度強硬,看樣子凶多吉少。

我最後見到姐姐是在1966年年底,那時「文革」已開始,母親已被批判,編入「學習班」。我接到監獄接見通知後,因沒有錢,不能買姐姐要的全部東西。去見的日子正逢全市大遊行,全市公共車輛停駛,我從早晨8時出發,走了5個多小時,才看到提籃橋監獄灰色的牆。

我遞上了接見通知,那門房警衛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後讓我進去排隊。那鐵絲網分隔著家屬和犯人,看守檢查著送去的東西,我站在那裡茫茫地等待。許多比我晚來的家屬都已走了,只有一條長凳上坐著我一個在那裡,我實在太累了,我似乎忘記了我還沒吃中飯。到夕陽的最後一道余暉閃耀的時候,一個監獄人員走過,我就問道,還要等很多時候嗎?他沒有正視我,但很快地回答我,你還得等!難道等待就是我生活彌魈飴穡課蟻肫鵒誦∈焙蚩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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