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是長女，有一段時間家中只有她一個孩子，即使父親喜歡男孩，姐姐還是得到許多優惠和專利。加之她天資聰慧，對文學有特殊的穎悟力，很小就投稿，在報紙、雜誌上發表文章，曾有類似「神童」的稱號。另外她身體嬌弱多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母親曾告訴我，姐姐和小舅舅吵架，能使小舅舅氣得只會哭。反正她是家中一個「寵壞」的孩子。我和姐姐都喜愛文學，但有不同的偏愛，她喜歡魯迅，我喜歡巴金；她喜歡馬雅可夫斯基，我喜歡萊蒙托夫；她喜歡狄更斯的《雙城記》，我喜歡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她喜歡華彥均的《二泉印月》，我喜歡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她喜歡杜甫，而我則喜歡李白。她喜歡哭，她的哭是撒嬌，是憤怒，是發泄，並不一定是悲哀。我極少哭，特別是經歷過種種塵世磨難後，我既沒有眼淚，也體驗不出哭的感情。我認為哭只能表達原始的悲哀，我的淚，流向心靈的深處。
姐姐有強烈的正義感，鬥爭性強，有熾熱的愛，也有或許是過分的恨。這大概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性格。
1949年，姐姐在蘇州景海中學高中畢業，那時她17歲。父母親理所當然地要她進大學，她卻暗自去考了蘇南新聞專科學校。錄取後姐姐堅持要去，母親則大怒而不允。那天深夜，姐姐起來整理了一個小包裹。我當時和她同住一個房間，就問她，你做什麼？她說，不許響！然後她從窗格柵欄裡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逃了出去，從前門出去到我們住的房間中間還有一條夾弄，要走一段路，而且大門晚上閂上門閂，不熟悉的話很難離開。等她正在夾弄裡摸索的時候，我溜到外房叫醒了睡在那裡的老保姆王媽。我說快去告訴母親，否則明天她會非常生氣的。王媽立即去了，母親馬上趕了出來，此時姐姐還未打開大門。於是母親把她「捉」了回來，對她說，明天早上再談。姐姐回到房裡大發脾氣，把我和王媽罵得狗血噴頭。
事情並未了結，第二天姐姐仍執意要走，母親堅決不許，於是形成僵局。最後母親傷感地說，蘋男（姐姐的小名），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話，以後你就不要再回來了。姐姐毫不猶豫地答道，好，我就不回來好了。這一下母親生氣了，說你口說無憑，立下契約，今後一去，恩斷義絕，以後「活不來往，死不弔孝」。姐姐說，好，我就寫。姐姐隨即拿起筆來一揮而就。她到底寫的什麼，我沒有看到。接著她拿起包裹，揚長而去。母親呆呆地好幾天沒有講幾句話。姐姐去後，大概有兩三年與家裡不通音訊，似乎真的斷絕了關係。到後來，蘇南新專的教務長羅列曾到我家和我母親談了不少時候。事後母親很生氣，因為姐姐再填表時，在家庭成分這一欄裡填了「反動官僚」。
以後，姐姐又考進了北京大學新聞系。
姐姐進入北大後一度很受人注目。她當了《紅樓》編委，又是游國恩教授的得意門生。游老先生希望她能轉到中文系，因為她的文學底子好。她在那段日子裡似乎自己也很得意，那年她暑假回來，給我留下較好的回憶。有一天，她給我看一首名為《無題》的詩，我看後說，有感而發，你似乎愛上了什麼人。她笑著說，小鬼丫頭，你怎麼知道？我答道，只是猜猜而已，講來聽聽。她說，我在舞會上遇到他，他很注意儀錶，舉止瀟灑。那天，我很隨便地頭戴一個由野花編成的花環，頻頻起舞。他請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幾天，我在未名湖冰場上走，他在後面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過頭去和他打招呼。我對姐姐說，要是我，就不回頭 ，看他怎樣？她說，反正我想他是有意的。後來在《紅樓》編委會上發現他也是編委之一，另一編委是山東人，對我很感興趣，老是纏著我講這講那，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們交個朋友吧。我說，我們是朋友呀，他堅持要和我做進一步的朋友。我說不大感興趣。他又說，你不妨培養一下這種興趣.《紅樓》編委張元勛等貼出北大第一張大字報《是時候了！》，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張元勛因涉及「七人集團」欲往英國代辦處政治避難而以參加反革命集團被捕。到「文革」時期，姐姐在上海因事被捕，張元勛曾以姐姐男朋友身份來上海提籃橋監獄探監。後來姐姐被「鎮壓」後，他重新又被逮捕，被吊打，說他是逃犯。我認為張對姐姐一往情深，而姐姐可能不大欣賞他的風度。
姐姐成為「右派」的詳情，我不十分瞭解。她主要是支持張元勛他們的那張大字報。另一罪名是在北大「自由論壇」上宣揚「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當然還有不少理論觀點。據說她並未劃為「極右份子」。北大新聞系後來並到人民大學。合併前姐姐在北大苗圃勞動，一度與譚天榮在一起，他們感情不錯，姐姐稱譚為小弟。後來譚天榮也被逮捕了。平反後譚在蘭州大學任教，他有一本著作署了林昭的名字。姐姐到人民大學後在資料室勞動，與王前同在一室。後來在學校遇到另一「右派」甘粹，甘17歲參加部隊，在四川參加過土改，隨後南下，在軍隊中成長，以後保送到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習。在特定的環境下他和姐姐相處得非常投機，組織上警告他們不要來往，他們非但不聽，反而計畫要結婚。組織上就把甘粹分配到新疆勞改農場，他以後歷盡艱難從新疆回到北京，那時姐姐早已被「鎮壓」了。一直到「四人幫」倒臺，姐姐平反後，在北京開了一次追悼會，甘粹在會上唱了一曲林昭譜寫的歌曲《你在哪裡》，粗獷的歌聲傾訴了他所有的感情。張元勛會後對我說，林昭這首歌是寫給譚天榮的。
姐姐在北京勞教了兩年多，因支氣管擴張，經常咯血，母親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養病。母親常為此後悔，說如果讓姐姐留在北京或者不會出事，我卻認為像姐姐的個性，任何地方都一樣，她的結局是不會改變的。
姐姐不論在劃了「右派」之前還是之後，她的思想是不變的。她是一個革命極端主義者，沒有中間道路，沒有妥協，沒有調和，「不自由，毋寧死」。她的志向是要改變社會，改變不合理的制度，甚至要改變人的思想意識，即使她的思維邏輯並不完全合理，但她認為合理的制度也尚有爭議之處，她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
姐姐回上海不久，她在復興公園遇到蘭州大學的「右派」和另一北大「右派」，因為觀點相似，往來頻繁，以致後來被稱之為是個「集團」。他們認為對彭德懷的處理不公，對大躍進造成的破壞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嚴重的錯誤，因未被公允處理而強烈不平。對南斯拉夫被稱之為修正主義，認為是莫須有的罪名。這些觀點，他們寫成信件寄去北京有關方面。他們似乎並未考慮到事情有複雜性，只以為陳述自己的意見是正常的行為。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靜安分局派人去蘇州將姐姐逮捕。
那時，父親和母親已經分居，父親住在蘇州，各有房子，姐姐在母親家裡。逮捕的那天，姐姐正在母親的房內。公安人員進來進行了搜查，把罐頭都打開來看，姐姐譏諷道：如果我有能耐將情報藏在罐頭裡，我今天也不會在這裡了。恰好這時父親闖了進來，他立即變了臉色，口中喃喃地說，我們家完了，我們家完了！說著踉蹌離去。不到一個月，我父親自殺身亡。
姐姐逮捕後認罪態度惡劣，被判20年徒刑，其他二人則各為7年和13年。事實上她根本不是主犯，只是參與者，只因為她的態度是抗拒的。
1962年，姐姐因病保外就醫，我和母親去靜安分局接她。她帶了一隻小包裹出來，一見我們立即往回走，並說我不回去。當時分局的人都很驚訝，大概從來沒有見過有人不願回家的。在分局的門房內折騰了半天，姐姐對母親說，你怎麼這樣天真，他們放我出去仍要抓我進來的，何必多此一舉。後來公安人員說，你們想法把她帶走就是了。但姐姐拖住了桌子腿執意不走，我和母親根本拉她不動。最後由母親請一位朋友家裡的花匠來，硬把她按上三輪車載回家裡。
姐姐保外後，情緒漸見好轉，很喜歡講話。總是要告訴我們獄中和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故事。我們都不想聽，以免增加痛苦。但是姐姐偏要說，她說，哎，你們要不要看「雜技表演」？我在看守所反銬了一百八十天，我給你們表演一下，反銬了如何處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臉、吃飯和大小便。母親說不要瞎說。姐姐說，真可惜你們不要看我表演，因而喪失了一個機會理解二十世紀的一種特殊生活模式。她說著，空氣似乎凝結了，我們都無言。
這時候，姐姐和母親常常發生齟齬，有時為了生活細節，有時也為了經濟和前途。有一天深夜，母親數落了姐姐幾句，姐姐說，你要我走，我就走好了。說完就往外跑。母親馬上對我說，快跟著她！於是我立即追著她下樓，追上了她，說什麼她也不肯回來。我最後只能說，姐姐回去吧，夜深了，我明天還要上班。又等了一些時候，她才慢慢地走回來。
母親很自信，總認為姐姐在她身邊不會出事，於是把姐姐帶回了蘇州。在蘇州她遇到了另外兩位「右派」，由於姐姐對「右派」有深切感情，她與他們立即引為知音，演出了一場什麼戲劇我並不清楚，1962年年底姐姐再度入獄。以後，姐姐被囚於上海提籃橋監獄。但是我們不被允許去探監。有一次一位與姐姐同禁於一囚室的人釋放出來，找到我們說了些姐姐的情況，說她身體虛弱，經常咯血，但還絕食抗議，割破血管或用針刺出血寫血書，她處處與監獄管理人對立，態度強硬，看樣子凶多吉少。
我最後見到姐姐是在1966年年底，那時「文革」已開始，母親已被批判，編入「學習班」。我接到監獄接見通知後，因沒有錢，不能買姐姐要的全部東西。去見的日子正逢全市大遊行，全市公共車輛停駛，我從早晨8時出發，走了5個多小時，才看到提籃橋監獄灰色的牆。
我遞上了接見通知，那門房警衛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後讓我進去排隊。那鐵絲網分隔著家屬和犯人，看守檢查著送去的東西，我站在那裡茫茫地等待。許多比我晚來的家屬都已走了，只有一條長凳上坐著我一個在那裡，我實在太累了，我似乎忘記了我還沒吃中飯。到夕陽的最後一道余暉閃耀的時候，一個監獄人員走過，我就問道，還要等很多時候嗎？他沒有正視我，但很快地回答我，你還得等！難道等待就是我生活彌魈飴穡課蟻肫鵒誦∈焙蚩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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