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羈留海外的隱衷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名畫家張大千羈留海外,為世人詬病。故園情濃,鄉思無已,其實張大千自有一番隱衷。
  1948年12月,籌備已久的「張大千畫展」在香港舉行。張大千帶著新娶的四夫人徐雯波去了香港。
  張大千夫婦在香港迎來1949年新年。翌年1月底,內地傳來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當他聽到古都完好,未受戰火破壞,欣喜不已,佩服共產黨的高明決策。
  2月底的一天,一位貴賓來到九龍亞皆老街張大千的臨時寓所。來者是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寒暄後,何香凝說明來意。新政協即將在北平召開,她應邀出席。去北平時準備帶一點禮物饋贈毛澤東。考慮再三,一般禮物都嫌俗套,只有帶一幅大千先生的畫最為珍貴,不知先生肯揮毫否?
  張大千聽了慌忙離席一揖,忙道:「您就是大畫家,卻青睞大千,實在有愧。恭敬莫如從命。何況潤之先生素為我所敬仰,正無由表達,只怕拙作有污法眼。」當下言定,3天後即交卷。
  一幅《荷花圖》如約交卷。畫為紙本。高132厘米,寬64.7厘米。畫面茂荷兩葉,白蓮一朵掩映於荷影中,給人一種生機盎然、萬象一新的印象。此畫後經何香凝持往北平,親手贈給毛澤東。毛澤東甚喜愛,懸掛於他的辦公室中。原件現藏於北京中南海毛澤東故居。
  相隔不久,全國文聯與全國美協相繼成立,文運昌盛,北平一片新氣象。素來倚重張大千、譽他為「五百年來唯此一人」的徐悲鴻,託人帶來他的親筆信,邀張大千去北平工作。
  初接徐悲鴻來信,張大千欣喜萬分。經深思熟慮,他又躊躇難定,如果一人悄然成行,留在四川龐大的家族及弟子們恐遭國民黨荼毒。而如果攜家帶眷而走,顯然也走不脫。北行之事就此擱置。

  轉眼到了9月,張大千曾接受印度方面的邀請去辦畫展。當年他在敦煌臨摹時,就有心願考察印度阿旃陀壁畫與敦煌藝術的異同,有這樣的機會自然不放棄。幾個月來忙著作準備。臨行時,他除了帶著自己的作品外,還有中國古代名畫,以及敦煌壁畫56件(帶走的僅為部分,尚有200余件留在家中)。離家這天,他神色憂鬱地對家屬及門徒說:「此次我出外展畫,會像往常一樣去去就歸,只是對你們放心不下,四川的局勢不穩呀!」兒子張心智以家中所剩敦煌壁畫如何處置動問,他默然不語。張心智再問,他才說:「這200多幅當年我耗盡心血,來之不易。多次有人高價求購,我都拒絕。因為這是祖國的文化遺產,日後總要交給政府的。此去我萬一真的回不來,你就把它交給當權的政府來保管,只要他們真心熱愛藝術,重視祖國文化遺產。」

  出川後,張大千沒有直接去印度,在港澳暫留,又應友人之邀,10月間到臺北舉行畫展,順便遊覽臺灣秀麗景色。
  多年的歷史淵源,張大千與國民黨的一些元老與上層人士都有往來,交情也非一般。如於右任、張群等。
  
當時於右任已先到臺北,張大千去拜訪時,得知局勢急轉直下,四川也行將撤退。張大千憂心忡忡,深怕四川新舊交替,局勢混亂。張大千坦言心事,很想接出眷屬,只是插翅難飛。陳誠倒也爽快,立即打電話要空軍派機送張大千速回成都。

  張大千突然回到成都,事屬意外,家人驚喜交集。原認為全家都可帶走,然因機票發生難題。張大千找了當時還在成都的張群,雖立即安排機位,並交代派官車接送機場,但只有3張機票,同走的是四夫人徐雯波與一個小女兒,其餘家屬都留在成都。赴臺灣當天,去機場途中,順道到楊宛君(三夫人)處與眾人灑淚相別,淒惶之狀,難以言述。從此直到離世,他終未回到故鄉。
  
張大千飛抵臺北後不久就到香港。1952年8月,他又從香港移居南美阿根廷。這離祖國更遠了,家山情濃的他,怎會作出這一舉措呢?
  是年2月底,張大千去阿根廷展畫並遊覽,夫人留香港。4月間,得夫人家書並附徐雯波近照,他感慨萬端。曾在一幅人物畫的畫跋上記有「故國春酣,此邦已是金風送爽。天南地北,離索何堪」等語。5月回到香港,就作出移居阿根廷的決定。
  據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是:「遠去異國,一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應酬繁囂,能於寂寞之鄉,經營深思,多作幾幅可以傳世的畫;再者,我可以將中國畫介紹到西方,中國畫的深奧,西方人極不易瞭解,而近年來偶有中國畫的展覽,多嫌浮淺,並不能給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談不上震驚西方人的觀感;另外,中國的歷史名跡,書畫墨寶,近幾十年來流傳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訪求,雖不一定能合浦珠還,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觀摩之效。」(據臺北資深記者謝家孝先生所述)於是,決定舉家遠遷南美!
  張大千居阿根廷期間,在成都的二夫人曾正容與兒子張心智,按照他離川時的囑咐,把放在家中未帶走的、當年臨摹的125件敦煌壁畫全部交給四川博物館保存,完成了他的心願。
  1953年,張大千從美國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停留訪友。在聖保羅市附近,看到一塊地方極像故鄉成都平原,正準備出售,巴西又歡迎移民,聖保羅的華僑朋友又多,在朋友勸說下,他買下這塊地,決定移居到這裡。為紀念故土,他把聖保羅音譯為「三巴」,四川古時分為巴縣、巴東、巴西三郡之意;又將「牟吉」鎮音譯為「摩詰」。自己園稱為「摩詰山園」,紀念我國唐代詩人兼畫家王維(字摩詰)。不難看出他懷念祖國與故鄉之心的深切。園落成之後,張大千全家即遷巴西,一住17年之久。

  在張大千身居巴西懷念故鄉的同時,祖國大陸的友人也在思念他。50年代初期,文藝界的思想鬥爭接連不斷。「批判武訓傳」開其端,接著批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繼其後,又有「反胡風」。這時雖然還未觸及中國畫界,但對張大千卻有種種議論。有說他「破壞敦煌文物」,有說他有三妻四妾,生活糜爛,也有說他去國外是叛國……總之都是不利之詞。但瞭解張大千為人的幾位朋友,根本不信這些人的說法。
  1956年10月,北京畫院在京成立。慶祝畫院成立,美協副主席葉淺予與謝稚柳、於非、劉力上一起在「恩成居」吃飯。四人中除劉力上是張大千的門人,余三人都是大千的好友。談起大千在海外,舉座為之不歡。飯後,葉淺予建議於非以老友身份寫篇《懷念張大千》的文章送到境外發表,後來真寫成了,發在香港《文匯報》上。文中談到他們四人的聚會,談到座中缺大千的不歡之態,臨風懷想,希望他能回來參觀,看看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
  新成立的北京畫院,僅任命幾位副院長,於非就是副院長之一,空缺著的院長位置等待張大千來補闕。所以友人們勸他回來。於非
  這篇文章傳到海外,張大千可能是看到了。1957年春天,張大千托一位印尼華僑捎口信給中央一位領導人,說他想回來看看。這位領導人把這消息很快轉告美術界的負責人,葉淺予也聽到此事。大概是答覆還沒有作出來,「反右」就開始了,海外為之震驚,張大千由遲疑到最後斷了回國的念頭。葉淺予曾不無遺憾地說:「並不是張大千不想回來,而是我們的政策多變,政治運動不斷,嚇得他不敢回來。」有人接著問:「如果張大千當時回來了,結局會怎樣?」葉淺予無奈地笑了笑,那就難說了,結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他能躲過「反右」也躲不過「文革」。
  張大千去國遠遊,又是20多年過去了,已到了20世紀70年代。何處是家處處家,其實他是周遊世界,他的畫展曾在二三十個國家巡迴展出,幾乎是一年一個國家。足跡遍及歐、美、日本及東南亞各國,著實地宣揚了中國文化。而他那挽袖揮毫、落筆拂鬚的神態,確也堪稱一位表裡相符的中國「文化大使」。
  還有一點是不能忽略的。張大千周遊世界各國,在有些國家又住得那麼久(如在巴西),但他從未向居住國提出過入籍要求,他始終保持著華夏子民的身份。
  張大千住巴西「八德園」期間,雖園林宛如故鄉山水,但他總覺得是寄身異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訴臺北報人謝家孝說:「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遊子的孤淒情緒。
  張大千自1969年自巴西移居美國後,7年中頻頻去臺灣、香港,以此稍解故園之念。他曾向友人坦言:「在國外我並不快樂,就像大海裡浮動的木塊,不知此身繫於何處!」 臺北老友蔡孟堅到美國去看他,他又暢談心事,說:「我住在美國這幾年,總覺得身體不舒服,可是一回到臺灣,即精神百倍,就沒有這裡不舒服那裡不爽快的害病感覺,有人說我害的是『思鄉病』,我從來不否認!又有人說臺灣太熱,對我這個怕熱不畏寒的人不適合,請問我們中國大陸氣候,哪一省夏天不熱?多是又濕又悶!我在臺北過夏天,熱季是較長,可是如今生活水準高,家家有冷氣,我也感受不到熱有什麼威脅。」這番話顯然是他想去臺灣居住。
  「梁園雖好,決非久戀之家。」祖國大陸也一時回不得,終於決定去臺灣定居。1976年1月下旬,張大千偕夫人徐雯波由美飛抵臺北,正式申請移居。臺北當局自然歡迎。他親自選定臺北雙溪附近,一塊荒廢的養鹿場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房屋在建過程中,1977年5月1日,張大千就率全家離開美國前往臺灣。當日到臺北,老友張群等人到機場迎接。甫下飛機,他就對眾人說:「我好想家鄉喲!回到臺北真好!」
  1978年8月,「摩耶精舍」落成,張大千一家喜遷新居。
  1982年3月初,一位美籍人士從長江三峽入川訪問後,到臺北來訪問大千,贈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貴禮物--一包「故鄉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熱淚紛紛下,並把泥土供奉在先人靈位前。一杓水、一撮土,只要來自故鄉,無不牽動張大千的心。80年代初,張大千已臨人生大限。他已過了80高齡。這些年常有子女或子侄從大陸出來到香港或到美國,想到臺灣拜見老父,可是不能如願,只能用越洋電話互訴思戀之情,常使他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傷心欲碎。大陸也常傳來一些老友過世的消息,如1982年4月,張伯駒的去世,他傷心不已。
  張大千的人生之旅,終於停止在1983年4月2日,終年85歲。

東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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