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早年是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博士，現任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他長期從事中國國情研究，對當局獻策甚多。王紹光曾任耶魯大學政治系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他多次與胡鞍鋼合作發表過有關中國國情研究的著作。丁元竹是國家計畫發展委員會研究員，又是北京大學志願服務與社會福利研究中心主任，對社會心態和民意一向關注。由這三位學者提出的警告，自然值得重視。
通常，在海外關注中國的人，往往有兩種偏差，一種只強調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忽視社會弊端，或者認為弊端是經濟發展無可避免的產物而加以寬容；另一種則強調弊端而貶低經濟發展實績。上述三位學者的觀點不同，他們在肯定經濟繁榮的前提下看出社會弊端日趨嚴重，提出一個與國內主流派很不相同的重要論點，認為：經濟增長並不必然帶來社會穩定，拿中國社會現實來說，「中國一直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也顯著增加」，根本的原因在於社會沒有公正和公平，由此，他們借用鄧小平所說發展經濟是硬道理這句話，引伸說：「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
這篇文章題為《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後的社會不穩定》，發表在八月份國內《戰略與管理》雙月刊第四期上。文章列舉許多資料和統計數字，說明民間不滿在增長，形勢極其嚴竣，它與活火山和地震相似，能量在積累中，一旦突發，處理不好，便會失控，導致政府突然垮臺，像印尼的蘇哈圖政府那樣。這樣的警告，出諸有份量學者之口，在當道者聽來，實在驚心動魄！
用驚心動魄的數據說明問題
文章列舉的一些數字，非常有警惕性。關於失業人群，它說「九五」（第九個五年計畫）期間，全國城鎮國企職工減少三千一百五十九 萬人，城鎮集體單位減少一千六百四十八萬人，合共四千八佰零七萬人，相等於南韓一國人口。（南韓人口是四千七百四十七萬人）
關於腐敗，文章將它分為四類：尋租性腐敗（即錢權交易之類）、地下經濟腐敗、稅收流失腐敗、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腐敗，四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僅一九九九至二○○一年期間，平均每年高達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四點五至百分之九。我據此以二○○一年ＧＤＰ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億人民幣來推算，共損失一萬四千二百九十四億人民幣，即全國十三億人口，包括嬰孩在內，每人一年之中要承受腐敗損失一千一百元。
關於農民收入，文章說，僅農產品價格四年持續下降，累計下降百分之二十二，故農民損失估計在三千至四千億元，更遑論各種稅費負擔愈來愈重。
關於貧富懸殊，分人際差距、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現象愈來愈嚴重。早在兩年前，王紹光根據世界銀行一九九七年報告已經指出，中國貧富懸殊僅比撒哈拉非洲國家稍好，比東亞其它國家甚至比俄羅斯和東歐各國都差。那時候所說的基尼係數（即國際測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數據，以知貧富懸殊）是一九九五年的零點三八。現在文章說，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資料顯示，一九九七年基尼係數實際已升至零點四，而他們根據各種情況推算，目前的基尼係數已超過零點五，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嚴重不平等的國家。
文章還有一個有關城鎮困難戶的數據也頗有參考價值，即一九九六年月入一百八十七元至二百零四元的困難戶，佔城鎮人口百分之五，二○○○年月入一百九十六元至二百二十三元的困難戶，佔城鎮人口百分之十。它顯示城鎮困難戶人數在增加。而月入二千元以上的群體，收入普遍提高。由此作者得出結論：改革開放廿多年來，尤其是近六、七年來，愈來愈成為「零和博奕」 (zero-sum game) ，即：在少數人暴富同時，另一些社會群體成了絕對輸家。這些輸家群體得不到照顧，不滿自然增加。據他們估計，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的佔全國城鎮人口百分之二十二點四五，約一、二億人，其中非常不滿的在百分之七至八，約三千二百到三千六百萬人之間（此數不計農村人口）。
問題出在官僚制度不受監督
說經濟繁榮背後不穩定增長，這種現象，中共最高領導層也心知肚明，他們表面上裝出一番「鶯歌燕舞」，形勢大好，但看江澤民整天叫著「穩定壓倒一切」，無形中正流露出對民間不穩定情緒增長的恐懼。問題的重心不在於最高領層知不知道，即使他們知道，以他們目前的思路又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如此盤根錯節的眾多難題？
三位學者提出警告是好事，它不但對當道者警告，對整個社會也是一種警告。但問題還必須回到實質上來，需要追究，究竟目前的社會不公正和不公平是怎樣產生的？怎樣才能真正有效地加以糾正和鏟除？三位學者在文章裡對這方面似乎還未加以著墨。這也難怪，面對集權政制，在希望它能聽得進或能接受的前提下，有時也不能將話說盡，否則，如果尋根究底，將社會病因病源歸咎到體制上去，便要與當道者處於對立面的地位，將來永遠也無法成為座上客了。不過作為民間評論者的我們，便少了這一層顧慮。
究竟民間不滿集中在哪些問題上？文章說，城市居民不滿集中在五大問題：下崗失業、腐敗、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社會治安惡化。農村居民不滿也有五大問題：農民負擔過重、腐敗官僚主義（實為干警惡霸）、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失業下崗人員增加。我想，城鄉這些問題可以總合成為五大類，即：下崗失業、官場腐敗、社會腐敗、貧富懸殊、農民困苦。
下崗失業問題來自兩大方面，其一是被國企解雇的職工，另一是農村多餘勞動力以及因在農村受不了盤剝而亡命到城市的流民。
國企改革造成大批失業是無可避免的事，但被下崗職工視為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是國企領導層從改革中撈到好處，甚至發家致富，而下崗職工或拿到些少遣散費而前途渺茫，甚或工資和遣散費都被拖欠而投訴無門。所以問題不全在國企改革，而在於國企本身被一小撮官僚操縱，不受監管，黑箱作業，沒有透明度。在這種情形下，職工根本無法知道企業財政確實情況，他們亳無參與感，純粹淪為雇佣地位，即便是雇佣吧，也該有集體談判和集體抗爭的權利，但在中國，這些權利都被視為是造反、是顛覆。在這般情況下，怎能有公正？
至於農村龐大的農業多餘人口，這是歷史長期遺留下來的問題。中國農村人口多耕地少，原本就無法容納這麼多人，惟有希望城市工商業發展大量吸收農業人口，也希望鄉村城市化來改變人口結構。改革開放以來事實上已有一億多農民湧向城市，但僵化的戶籍制度限制他們無法取得城市居民地位。近年來政府開始注意這個問題，有意改革戶籍制度，希望它盡快付諸實施，給農民以公民的平等權利，並在憲法上訂明保障人民遷徙自由。
官方拒絕北美成功的防腐敗經驗
官場的腐敗，現在情況惡化的程度，不知比八九年要壞多幾十倍。局面之所以如此糟糕，完全是制度問題。胡鞍鋼在他主編的《中國：挑戰腐敗》一書中，也對反腐提過一些對策。他的主張是從黨內民主著手，逐步健全人大制度，建立相對的司法獨立，加強審計，使公務制度規範化。這些對策只是「因利乘便」，在現行體制基礎上提個稍加改善的建議而已。其實，無論胡鞍鋼或王紹光，都在美國生活過，應該深知北美社會防腐的辦法。在北美，當大官都要申報財產，接受內閣廉政專員、國會、反對黨、傳媒、社會輿論和民意的監督，這是世界上迄今最有效的辦法，為甚麼迴避它？我想，唯一的理由就是中國官方反對三權分立的民主政治，反對開放黨禁和報禁，使得三位學者格於形勢，不敢倡議引進北美防腐辦法。
所以反腐，最後還是要牽涉到中國現行整套集權政治體制上去。可以這麼說，中國官場腐敗和社會腐敗之所以落到這般田地，根本的原因就是權力不受監督之故。要權力接受監督，起碼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接受反對黨和傳媒輿論的監督，舍此之外，別無途徑。目前，中共使用黨內制裁辦法，由中紀委挂帥，關門打虎，將司法機構視同玩偶，一切黑箱作業，結果反腐變成權鬥手段，不是自己人，打幾個或殺幾個給老百姓看看，自己人則保駕起來，凡是藏污納垢的，都是權力當紅者。誰能奢望這樣的體制會有內部民主？
正是這樣的中央集權體制，才孳生出如此日益腐敗的貪官污吏局面，進而毒害到社會肌體，使社會道德和社會秩序深受破壞，紅黃黑白道沆瀣橫行，以致經濟越繁榮，官場愈墮落，社會也跟著墮落。
兩種制度四個世界四個社會
人民對富者的不滿，不是不滿他們富，多數是不滿他們致富之道，因為他們之中多數是靠權位對國家對企業對銀行掠奪而富。這樣的富法，對社會對經濟的正當發展都沒有好處，更何況這些掠奪者拿人民的錢去賭博，去花天酒地，以至攜巨款潛逃。
對於那些循正當經營而致富的人，我認為人民不應該有所不滿，但必須要求他們負擔正當的國家賦稅，並對社會公益事業作出貢獻。這不僅是富者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也是社會財富分配調節之所需。國家必須在財政上支付相當部分給公共建設，給人民教育和福利事業，包括免費教育、公費醫療、失業保險和社會救濟。這是紓解貧富懸殊、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正當途徑。
關於這方面，王紹光和胡鞍鋼在他們所著的另一篇名著《中國國情分析研究報告》裡都有詳細的論述。胡鞍鋼一個突出的論點是，他將中國城鄉稱為「兩種制度」，藉此說明城鄉在身份上、教育上、就業上、公共服務上、財政分配上、政治權利上的差距；將中國地區分為「四個世界」（第一世界：上海、北京、深圳，第二世界：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第三世界：中等收入地區，第四世界：貧困地區），藉此說明地區差距；此外，他又將中國分成「四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服務業社會、知識社會），以說明各自特點及其差距。這樣的劃分，很有創意。
但不幸的是，中國執政者至今仍未從調整財富公平分配的角度去考慮社會穩定問題，只知道採取高壓手段：箝制輿論，堵塞申訴渠道，壓制和平抗爭。這客觀上等於將人民不滿的能量聚積起來，逼他們走上爆發之路。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等所擔心的印尼道路，其實鋪路者正是當今執政者自己。未知王胡丁諸位先生是否同意這一見解？
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開放2002年9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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