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有那麼一群有身份有學問的人，從三十年代開始(或者更早)就每隔幾年一次，一直上當至今。更讓人犯糊塗的是，這些人在每次上當之後，都能找出漂亮的理由來為前一次的上當解釋，同時也就為下一次的上當做好了準備。
1935年前後，大批的文化人相應號召，從大城市湧到延安，滿以為可以一展自己的學問，救國救民於水火之中。這些識洋文會寫文章的文化人遠道而來，給只會玩鐮刀錘頭的領導們增色不少，所以少不了互相吹捧一番。一般來說，文化人一受到領導的賞識，就會有點情不自禁地忘乎所以，以為自己從此就成為人物了。
可沒過多久就發現，在延安的領導實際作出來的事跟當時的《新華日報》上說的大不一樣。什麼民主自由之類的話基本上都是說給國統區聽的。到了寶塔山下，民主就成了集中，自由就成了統一。這時候已經有人察覺到上當，但仍然有不繼續上當的選擇，比如一走了之，大不了再回到城市而已。可實際情況就複雜得多，這就好像是一個不滿意包辦婚姻的小媳婦，經不住野漢子三番五次的勾引，月夜私奔到了夢中情人那裡，結果沒幾天就發現，以前的甜言蜜語完全不可靠，但卻為時已晚。
感覺上當之後，肚裡就有怨氣，這時正好趕上了黨鼓勵大家說心裏話，所以就有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結果不出幾天這朵野百合花就被掐死在山西的黃土地裡了。
到了1949年，又有大批的文化人響應黨的號召，從世界各地忙不迭地趕回中國。這時候的文化人又想用自己的學問為共產主義事業添磚加瓦，而在延安整風時上當的事已經忘的干乾淨淨，或者給自己找了個漂亮的理由，如建設新中國等等。這時候文化人的心情可以用歡欣鼓舞、興高采烈等成語來表達，總之就是感覺非常之好。可是好景不長，從1952年批電影《武訓傳》，1954年批《紅樓夢》研究，到1955年批「胡風反革命集團」，這麼好幾年批下來，文化人才明白過來自己又上了一當。可見在領導面前歡欣鼓舞和忘乎所以是同樣要不得的。所以上當之後的文化人唯一的辦法就是夾起尾巴小心翼翼地做人。
1957年，黨的「八大」精神需要貫徹，所以文化人就不能老是擺出一幅哭喪臉，因為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出來，這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按說在上了幾次大當之後，這時候的文化人應該可以識破這個本不是什麼秘密的「陽謀」，但文化人還有一個毛病就是一聽到黨的話就記憶力消失，本來可以「有權保持沉默」，結果卻是「你說出來的話將作為對你不利的證據」。五十多萬文化人成了「右派」，迷迷糊糊被押到了勞改農場，才方知上當。
1958年開始了「大躍進」，那些還沒進勞改農場的文化人，在對黨感恩戴德之時，就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就產生了各種各樣「有科學根據的」數字。但這一次可不是領導要讓文化人上當，而是文化人和領導聯手給中國的老百姓上了個大當。可見用知識的頭腦武裝起來的領導(過去叫又紅又專，現在叫技術幹部)就有無限的創造力。
1966年開始的「文化革命」用領導的話說叫「史無前例」，以後有沒有還不好說。但以前的歷朝歷代，無論是焚書坑儒的還是殺人如麻的，都沒人敢在文化上玩這麼大的革命。親身經歷過的人都知道，剛開始時領導上提倡的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到了後來就開始抓「516」分子和「三種人」，人們才知道又上了領導一當。
知青上山下鄉不可謂不轟轟烈烈，要不怎麼會用斗大的字寫了決心書、戴著大紅花、舉了大紅旗走呢。那時比賽的是誰能在農村扎根，所以就有娶了貧下中農、嫁了貧下中農、生了貧下中農的。後來當大家開始大呼上當，拔根回城的時候，那些拔不了根的，恐怕就只能怪自己太聽黨的話了。所以，領導的話可以聽但不能信，即就是信也不能照著做，誰要是照著做了，以後倒霉的就只能是自己了。
1978年科學大會以後，由於「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沿」，領導上可能是迫不得己就又想要抬舉一下文化人了。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但中國的文化人從延安整風到現在可是一點記性沒長。只要領導上一給個好臉，就立刻開始飄飄然。科學大會以後領導上宣布說現在是科學的春天了，大家又都像當年在延安一樣歡欣鼓舞，全把王實味是怎麼死的忘了個一乾二淨。果然時隔不久，領導上就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
1985年前後可能是文化人感覺最好的一段時間，這時候的知識份子成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正而八經的進入了領導階級。文化人爭先恐後地對黨表達感激之情，在國慶遊行隊伍中打出的「小平您好」應該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可惜沒過幾年，坦克和機槍就沿著「小平您好」的原路開了過來。但就是到了這種生死關頭，人們還以為領導不會真的開槍，甚至已經有人中了子彈，還以為是橡皮子彈。不知當時有沒有人以為是橡皮坦克的，反正看起來不大象，因為橡皮坦克怎麼會把水泥路面壓出兩道溝來？
以上所列的中國文化人和老百姓上當大事記，已經遠遠超過了正常人可以接受的上當次數。其中的很多原因都需要做更進一步的研究，這樣才能讓老百姓平平安安的過日子，最好是能少上幾次當。
(觀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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