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一梟：政府是幹什麼的？聲援萬延海、高耀潔

海一梟來稿／在民主國家，政府承擔著道德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上的責任。政府有責任和義務積極地回應、滿足和實現公民的正當要求。從廣義的層面來看，政府責任意味著政府組織及其公職人員履行其在整個社會中的職能和義務，即法律和社會所要求的義務；從狹義的角度來看，政府責任意味著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義務，違反行使職權時，所承擔的否定性的法律後果，即法律責任。

梁啟超在《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中寫道：「政府之義務雖千端萬緒，要可括以兩言：一曰助人民自營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權之被侵而已。率由是而綱維是，此政府之所以可貴也」。

自古以來，既使最落後反動、殘民以逞的政府，口頭上無不高喊代表人民利益、為人民謀幸福的。言行不一乃至矛盾，乃專制國家之政府的慣常形態。以三代表自封的共和國政黨，以為人民服務自詡的共和國政府，以人民公僕自號的共和國各級領導，所作所為，就是最好的證明。

不但不能「助人民自營力所不逮，防人民自由權之被侵」，又其甚者，「非惟不能保民自由權而又自侵之」，大半個世紀以來，其勇於欺凌人民、踐踏人權的種種事跡，昭昭在人耳目，可謂舉世無雙，咱就不多嘴了。眼下有個現代的例子，充分說明咱們的人民政府是多麼厲害，「非惟不能助民自營力而反窒之」！

愛滋病的氾濫，正在成為我國的一大殃民禍國的難題，甚至災難。2002年6月27日，聯合國駐北京機構聯合發表對中國愛滋病的嚴重警告。在這份對中國2001年度愛滋病的評估報告中，聯合國警告中國，目前中國已經有100多萬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而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愛滋病最多的國家。

萬延海先生十幾年來堅持對「愛滋病與同性戀問題」展開調查研究，建立幫助熱線，積極推動社會理解與同情，促進教育與立法工作，呼籲國際社會的關懷與援助。他所主持的北京愛知行動項目成立8年來，為推動公眾對愛滋病的防範意識、維護愛滋病人的權益和權利做了大量的工作。正如陳小雅在給江澤民、李鵬、朱□基的公開信中所言：

「按理說，萬延海的工作，應該是中國政府的工作；萬延海承擔的職責，應該是中國政府承擔的職責；萬延海的工作受到的來自不文明社會落後意識的阻力與障礙，中國政府有義務為之排除。因為社會的弊病即是政府的隱痛！一個「合法政府」所承擔的社會責任，遠遠大於個人的義務！然而，人們遺憾地看到，從政府機構方面，萬延海得到的不是支持、鼓勵與幫助，而是阻撓、拆臺，甚至打擊」！

據萬延海先生介紹，自從項目進入有組織活動以來，項目人員相繼受到各種調查和滋擾，1993年5月10日，衛生部黨組下達指令，要求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解除萬延海負責的「愛滋病求助熱線」工作職位，萬延海和研究所所長陳秉中被批評為鼓吹人權、鼓吹同性戀和同情妓女。同年8月10日，陳秉中退休。一年後，萬延海被迫辭職。1994年3月，北京愛知行動項目成立，挂靠在某學院健康人類學系。2002年7月1日，政府要求該學院停辦健康人類學系和調離萬延海，從而愛知行動項目失去組織合法性。

與萬延海類似的遭遇，還有一位退休大夫－－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退休大夫高耀潔。1996年，高耀潔得知河南農村大批農民感染愛滋病是因為非法賣血造成的以後，全力以赴投入教育農民預防愛滋病的工作。

但是高耀潔的業績一直沒有得到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她雖然收到了世界衛生理事會的「健康人權獎」的獎牌、獎金和路費，但政府卻不准她親自去領獎。她說，直至去年，政府還一直禁止或阻攔她去各地做預防愛滋病的演講，理由是她有政治問題。地方官員不但不支持她的工作，還多方加以阻撓。在海外媒體報導河南愛滋病問題以後，地方官員還指責她和敵對勢利勾結。

瞧，這就是我們的人民政府、人民公僕！無所作為也罷了，還不許少數高覺悟的俠義之士盡心盡力做好事實事！最可惡的是還要誣蔑他們、以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打擊迫害他們，甚至說他們「和敵對勢利勾結」！

數千年來，特別是我黨執政的數十年來，「民生之所以多艱」、國家之所以積貧積弱、人民之所以多災多難，就是因為政府「非惟不能助民自營力而反窒之，非惟不能保民自由權而又自侵之」！如此下殃其民上禍其國的政府，有不如無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