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九千歲」曾慶紅

曾慶紅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後補委員、書記處書記、組織部部長，在熱門人選中是職務最低的，這也正是十六大人事的玄妙之處。

上京任江總助手得鄧小平慨允。

曾慶紅在十三屆四中全會江澤民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之後，作為江澤民由滬赴京的唯一助手，一同來到北京，有傳這得到鄧小平的慨然允許。鄧小平當時講了一句話：「紅花也要綠葉扶」。被鄧小平捧為綠葉的曾慶紅到北京之後該有怎樣的作為呢？人們看到的是他立即代替六四中代共產黨受過的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鮑彤，接任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一職，並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要職，此時他還不是中央委員。

到了十四大，曾慶紅只是一名十四大黨代表，可是他卻於一九九三年晉升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與擔任過這一要職的楊尚昆、汪東興、姚依林、胡啟立、喬石、王兆國、溫家寶這些顯赫的前任們相比，曾慶紅連頂中央委員的帽子都沒有，但他的權力與前任們相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還擔任中央直屬機關工委書記，內外都奉稱他為「中南海大管家」，江澤民一系列重要的國事外事活動中，曾慶紅都侍奉左右，顯得他的地位份外突出，九七年香港回歸，他也隨江澤民要出席盛典，在台上就座，官方稱他為「特別助理」，這四個字的涵義則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十五大，曾慶紅被選進中央委員會，一中全會上，又躋身政治局，但只是兩名後補委員中的一個，同時成為書記處書記，他由中央辦公廳主任平調到中共中央組織部擔任部長，掌管中共地市到省部級官員的任免升降。曾慶紅在組織部長任上的權力超過中共前任的各位部長，以前的組織部長們不過是個伺職，真正管理任免幹部的權力在中央。而曾慶紅則是實實在在替江澤民選拔著幹部，管理著幹部。尤其在上海APEC會議上，曾慶紅成為僅隨江澤民的幾位官員之一，風頭壓倒了江之外的六位常委。因為曾慶紅權力的炙手可熱，十五大期間有過幾次他晉升政治局而受挫的消息，但事實證實那只不過是謠傳而已。

從十三屆四中全會，經十四大到十五大，曾慶紅從職務上升遷都是最快的，超過中共諸多政治明星。但他擔任的職務又總是顯得太低，與擁有的權勢不相匹配，這就是曾慶紅獨有的玄妙之處，使他在中共的政治角力場上，始終擁有蓄勢待發之長，換言之可稱他為一匹始終的政治黑馬。

元老級家庭背景的政治優勢

曾慶紅的父親曾山生前在華東地區和北京的核心層身居要津，建國之初，擔任過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兼財經委員會主任、上海市副市長，繼而調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與當時的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有良好的關係，以後，相繼擔任過交通部部長，紡織工業部部長、商業部部長、內務部部長等職。文革中，曾山是少數沒有被毛澤東打倒的高級幹部之一，於一九七二年死於心臟病。

家庭背景使得一九六三年從北京工業學院自動控制系畢業的曾慶紅搞過一段技術工作之後，立即轉入仕途，調入國家計委給副總理兼計委主任余秋里當秘書。余調解放軍總政治部當主任之前，曾和曾慶紅談話，問他願意留在地方，還是到部隊，曾慶紅全家人為此開會研究，權衡很久，決定還是留在地方。余秋里正式將曾慶紅調到石油工業部門，歷任國家能源委員會辦公廳副處長、海洋石油公司聯絡部副經理、石油工業部外事司副司長、南黃海石油公司黨委書記。

一九八四年，曾慶紅調到父親曾山的老根據地上海市擔任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成為這位官場子弟突飛猛進的開始，從此真正擠入太子黨的行列。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高杏文是余秋里老部下，一九八五年，江澤民又從電子工業部部長調任上海市市長，這樣的上下級關係，使得曾慶紅飛快地升任市委組織部部長、市委常委兼市委秘書長、市委副書記。

江澤民倚重曾慶紅，既有家庭背景又有個人能力，江澤民自己雖也算得中共烈士子弟，又在中央部委工作多年，但與曾家屬於中共元老級人物的黨、政、軍關係相比較，只能算得小巫見大巫。曾慶紅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主管組織人事，同時兼任市委對外宣傳領導小組組長，他對政治宣傳、理論教育、新聞出版、文化藝術、教育體育的管理很快出了名，與江澤民配合十分默契。曾慶紅最重要的任務還是上通下達，他不僅依靠家庭的優勢，在黨政軍高層迂迴穿插，同時也具有自身的優勢。凡接觸過他的人對他的評價都是為人和善、善於建立廣泛的人緣關係。有一個生動的例子，一九八八年曾慶紅在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召集《解放日報》《文匯報》《世界經濟導報》三家上海報紙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開會，會上他對《世界經濟導報》的張偉國說：「你們離中南海最近，離國務院最近，信息最靈，以後要多和市委通通氣。」以曾慶紅這樣身份和背景的人，要如此利用和趙紫陽、胡耀邦都具有良好關係的《世界經濟導報》，可謂別有心計。

查封《世界經濟導報》扮演關鍵角色

在江澤民崛起的政治生涯中，曾慶紅做過幾件事，起了關鍵的作用，這一點連曾的家人也不否認。

第一件是查封《世界經濟導報》事件。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送上一份「請戰報告」，這份報告經過市委書記李錫銘親筆修改，說明學潮實際是經過兩年醞釀、準備、有組織、有計畫、有預謀的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其中不乏這樣的判斷：要求重新評價耀邦同志，不就是肯定耀邦同志，否定小平同志嗎？該報告提出：只要中央給政策，我們是有辦法解決的。

這份報告當晚拿到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討論，總書記趙紫陽已於前一天，坐專列從北京赴朝鮮訪問。與會者一致認為學潮是一次有組織、有計畫、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動。會議決定由楊尚昆和常委第二天上午一起向鄧小平匯報政治局討論的結果。

四月二十四日同一天在上海市委宣傳部查封了《世界經濟導報》第四三九期，因為該期刊登了在京舉行的約有四十多著名學者和記者參加的「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的座談會發言專輯。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根據鄧小平四二五講話，由北京市委副書記徐惟誠「捉刀」完成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在上海市當天召開的萬人幹部大會上，市委書記江澤民宣布停止《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並派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率工作組進駐該報整頓。

據廣泛的報導，是曾慶紅將北京悼念胡耀邦座談會內容報告給江澤民的，曾慶紅還和宣傳部長陳至立一起，審查過《世界經濟導報》四三九期的清樣，要求刪去精髓內容。其實曾慶紅所做的遠不止這些。北京學潮發生，江澤民在上海拿不準主以意，曾派曾慶紅到北京，走訪很多人家，從黨、政、軍各方摸清了中央的脈搏，已將學潮內定為「反革命事件」，曾慶紅回到上海，江澤民就對《世界經濟導報》下了手。四月底至五月份，北京一連二十多天沒有音訊，鄧小平不見了，躲了起來，李鵬和學生對話也停止了，只靠楊尚昆留守。江澤民仍然根據曾慶紅帶來的信息，不顧全國的聲討，對導報的處理寸步不讓，並以組織工人糾察隊等措施，維持上海秩序。這一系列做法，都令鄧小平十分感興趣，認為江有獨立治亂的能力，對江的評價非常不一般。

在五月二十一日鄧家舉行的八老會議上，決定撤換趙紫陽的總書記，陳雲、李先念提名江澤民接任。二十七日鄧家繼續八老會議上，鄧小平拍板江任總書記。其餘七老隨聲附合，其內情只有江知，曾知，曾對江功不可沒。

兩個春節侍候老鄧，為江扭轉乾坤

江澤民主政的頭三年，謹小慎微，經濟上跟著李鵬，全面收縮大搞治理整頓，令經濟滑坡，高通漲居高不下。政治上在六四和蘇聯八九衝擊下，暈頭轉向，竟然重新扛起了「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大旗，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幾乎全面停滯，令鄧小平十分不滿意。為摸清鄧的意圖，曾慶紅連續運用大手筆，策劃了兩件大事情。這就是九一年、九二年鄧小平連續兩個春節都是在上海過的，而且住的時間很長。這兩個春節都是曾慶紅通過關係一手策劃，而且是他一手負責安排的。這兩個春節不僅改變了上海，也改變了整個中國。

一九九一年一月，鄧小平率全家到上海，二十一日視察浦東開發區，聽取並稱讚當時的市長朱鎔基開發浦東要金融、貿易、基礎設施「三個先行」的匯報。因鄧小平的到來，江澤民、楊尚昆、李鵬、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黨政軍要員都趕赴上海，聽取他的談話。鄧小平離滬後，上海《解放日報》連續發表兩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改革開放應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強些」被譽為鄧小平經濟思想的一場北伐。當時北京中宣部竟派人到上海調查皇甫平的背景，查到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寫作班子的筆名，有計畫要全面闡述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戰略思想。二月七屆人大四次會議，朱鎔基由上海市長升為國務院副總理，被評論為十四大完善江體制的第一步。

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在兒女的攙扶下，進行南巡發表講話，南巡最後結束地仍是上海。在上海他與中顧委主任陳雲會晤，他對陳雲說，「我們這一代老了，有些本本的東西放不開。放不開，下面就不敢動。如果抱馬克思主義的書放不開，共產黨就會變成不合時代的政黨。」

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全體會議，認真討論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要問題，會議強調的所有問題，都是強調要執行小平路線。

同年十月，十四大舉行，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目標。

如果沒有鄧小平的兩到上海，恐怕十四大決議會是另一種樣子，做報告的很可能是另一個人了，因為九一年春即是南巡的前奏，九二年初南巡雖然在武漢，在深圳都對江澤民、李鵬提出尖銳的批評，但春節在上海卻是一完美的和解，是給江李轉彎子的機會。

十六大還要送江一程

十四大、十五大的十年是江澤民鞏固和發展核心地位的十年，從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到提出「三個代表」的要求，使得江澤民已發展為與毛澤東、鄧小平並列的中共黨的領袖，國家的領袖。江澤民發展的每一步都體現著曾慶紅的努力和腔郟